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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 什么是亲密、活性与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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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

斯皮尔斯

Hannah Spears

我理解你作品中的“寄生”以及你对档案和遗漏的兴趣,其中一个方式是与洛里山(Lisa Lowe)所说关于残留和涌现的亲密关系有关。这些亲密关系被主流的亲密概念所掩盖,而主流亲密关系属于单独的个体所有,也构成了自由主义中的私人领域。我想知道你对亲密关系的看法,以及它是否对你的作品有影响。这可能与你对不存在的、潜在的、模糊的或被闭塞的事物的兴趣有关。 



林从欣

Candice Lin

洛里山的写作对我2016年在伦敦煤气厂空间的展览“身体化为明亮的色彩”影响很大,其中主要的装置作品《染色系统》试图从物质角度阐明她在《四大洲的亲密关系》(The Intimacies of Four Continents)中所写的内容,即自由人文主义及其日常家庭生活的配备,事实上是通过与其他文化和民族之间鲜为人知的亲密关系所产生、灌输和支撑的。这个装置激活了具有复杂的全球历史的特定材料,例如瓷器、胭脂虫、糖、茶,并将它们置于新的非生产性关系中。这些材料以直接或比喻化的方式流通,在三个月展期中,缓慢滴落并累积成红褐色的污渍。污渍位于第二个展厅,里面空无一物,只有除了强化仿大理石地板和音频作品《纯真的记忆红晕》,这个文本是我想象一位被娇惯的种植园主女儿的口吻写下的。在这个作品中思考寄生很有趣,也很合适。通过寄生这个词,可以看到自由主义人本主义构建的受益者与那些为生产它而从事不可见劳动的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我2015年在盖巴利画廊的展览“你是一个宽敞流动的液囊”引入了几则关于寄生虫的趣闻轶事。这些叙事没有那么负面,我将它们作为从不同生物种群、非异性规范的角度重新思考亲密性和生殖繁衍的方式。我对观察自然世界中的寄生现象和事例很感兴趣,我想知道,将他人的身体用作子宫或家园如何帮助我们重新想象移情、世代更替和看护工作,而不仅仅是将相同性视作唯一的亲缘关系。我也感兴趣寄生行为如何引起规模和尺度的变化,譬如蚂蚁的头转化为其它幼虫的洞穴,以及如何在人类层面上想象这种切换。展览中的平面作品还指出,对他者的寄生性利用常见于作为负面形象的僵尸及其殖民制、奴隶制根源,以及有色人种女性的护理劳动如何被分配给白人儿童及非人动物。不过,2015年展览的主要焦点还是寄生性如何挑战性别和性向建构并将其去自然化。谢谢你的问题让这些不同方面得以融合贯通。 


生产 | 什么是亲密、活性与不透明? 活性 汉娜 斯皮尔斯 Hannah Spears 作品 档案 兴趣 方式 洛里山 崇真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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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从欣

《身体化为明亮的色彩》,煤气厂空间展览现场,2016

致谢艺术家、煤气厂空间(伦敦)、盖巴利画廊(洛杉矶)

摄影:Andy Keate



汉娜·

斯皮尔斯

Hannah Spears

在“坚硬洁白的身体”中,彩绘窗画的标题是“我们主张不透明权”,指涉了爱德华·格里桑的不透明性概念。这或许还涉及到《乔万尼的房间》中大卫描述了乔万尼如何“用厚重的白色清洁剂遮盖窗玻璃”的段落。你在展览中是如何思考不透明性的? 



林从欣

Candice Lin

我经常想到格里桑的不透明性概念,因为我的创作过程大量汲取于我试图发掘并与观众分享的历史研究,以及通常无法在作品最终形态中看到的个人经历。对于每个展览,我都会创作一个文本作为研究内容的索引,在展览中通常以视频或音频形式出现。观众并非必须从中吸收特定的解释或大量的信息,但如果有兴趣花费时间和精力,他们可以获取这些信息。尽管我的研究被呈现给观众,我并没有一段决定或声明要宣布。相反,我试图推测档案——作为在法律危机或事件发生时有选择性的记录——在哪里失败或沉默。当然,有些事情难以获知,追求知识或透明度是不可能的,也将对可能性的丰富造成损害。在我的展览中,不透明度代表着一种密度,如同一张纠缠不清的历史、细节和叙事之网,只能管中窥豹。譬如在瓷制房间中逐渐腐烂的雕塑,每天都会发生变化(如贝通沙龙-艺术与研究中心的展览)、仅以碎片形式引用此前成型形式的展览(门廊博物馆的展览),或者是无法从污渍存在的空间看到污渍生产系统的装置(煤气厂空间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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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从欣

《洁白坚硬的身体》,门廊博物馆展览现场,2018

致谢艺术家、门廊博物馆(法兰克福)、盖巴利画廊(洛杉矶)

摄影:Helena Schlic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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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仔叹和毒物赋》,广东时代美术馆展览现场的植物酊剂,2021

图片由时代美术馆提供




汉娜·

斯皮尔斯

Hannah Spears

我想问你作品中的活性。你使用植物创作已有很长时间了,经常在展览中把它们放在托盘上展示,就像仪式物品一样。2015年以来,你已经展示了蚕、蟑螂、各种真菌、草药、发酵茶和尿液等。这是一种通过非人类行为形态进行思考的方式吗?这似乎也与您大部分工作中材料的感官性有关,比如“坚硬洁白的身体”中尿液的情欲感,或“身体化为明亮的色彩”展览中关于传染和污染的思考。 



林从欣

Candice Lin

你所说的非人类材料,主要是植物和昆虫,以不同的方式在作品中运作。在作为酊剂、茶或食物的情况下(《自然发生:幼蝎》, 2015; 《毁坏的档案》,2017; 《西考拉克斯的花园》, 2015),它们的存在是为了通过身体摄取打破观众的身体边界,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存在着孔隙,并与他人或非他人的身体纠缠在一起。使用蚕和蟑螂的作品(《虫丈夫1,2和3和生存主义者的警告:白金》,2016)把用昆虫作为一种方式,把我自己和观众卷入到殖民掠夺的暴力中,这也是一种与殖民远征的意外乘客对话的方式,例如昆虫、植物种子和病毒等。真菌和蒸馏过的尿液(《记忆》, 2016)是一种思考液体交换共享的方式,包括社群的情欲以及相互交织的效应。2016年在洛杉矶Commonwealth and Council空间的展览“山”中生长的猴头菇使用蒸馏尿液浇灌,尿液是艺术家自营空间创始人Yung Chung在耕耘多年的社区中收集的,这是一个以有色人种、酷儿和女性艺术家为主的跨代际社区,经常相互合作、支持和影响。我感兴趣的是尿液蒸馏后的残留物,比如环境毒素、药物、性激素等,以及这些物质如何以蒸馏尿液的形式进入一个清晰的共享生态系统——可以说是我们始终身处的共享生态系统的镜像。尿液为改善甚至创造记忆的药用菌类提供养分,我把这种蒸馏和照料的行为视为一种疗养,通常被认为是废物的液体从中获得价值,类似于其色情价值。 


是的,简而言之,这些都是利用非人类行为者指出我们相互依赖的各种不同方式,也是一种将注意力从人类身上移开的方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界限变得模糊,传染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一定有害——任何假定的原始纯粹性或自我封闭的个人主义都被质疑。 




汉娜·

斯皮尔斯

Hannah Spears

你通过档案和档案研究来概念化展览,但经常使用与压迫制度有某种暧昧关系的人物。例如,让娜·巴蕾(Jeanne Baret)是你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角色,她既是一个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女性,又是一个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植物学家。另一个例子是作品《一段因天真而脸红的记忆》创造的角色。为什么要让这些人物发声,而不是对这些遗漏进行修复?你认为你对档案的使用是否有修复作用? 



林从欣

Candice Lin

我与档案的关系是试图完成赛迪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所说的“批判性虚构”,以及洛里山所说,通过思考使给定系统中“缺失、纠缠、不可的事物”。我不会称其为修复性的,因为那是假设基于历史、基于研究的推测可以修正并愈合档案的局限性;相反,我认为它与档案共存,指向不存在的文件,并创建更多的负空间来想象还有什么丢失。 


我对巴蕾式的人物,包括我在《一段因天真而脸红的记忆》中创作的人物感兴趣,因为他们牵涉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制度,同时也是复杂的人物,受到阶级、性别和年龄的限制。巴蕾和音频作品中的角色都表达了我个人的矛盾情感,我作为有一定阶级或至少具有受教育特权的华裔美国人,也参与了殖民主义的权力关系以及延续至今的奴隶制的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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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Waud,华人劳工在美国路易安那州甘蔗种植园,1971年7月。图片来源:新奥尔良历史档案馆(Historic New Orleans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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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从欣

《我记忆里父亲的房间下着雨 (飞向太空)》

广东时代美术馆展览现场,2021

图片由时代美术馆提供




汉娜·

斯皮尔斯

Hannah Spears

可以讲讲你的写作实践吗?研究在你的写作中分量很重,但通常读起来并不像学术论文。我理解为一种自由联想,建立事物间出人意料的相关性,允许意想不到的联系出现。你是如何找到这种写作方式的?它为何是一种有用的策略?你的研究如何影响写作? 



林从欣

Candice Lin

我的写作实践是一种处理我研究的历史、物质和情感特质的方式。通常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将研究和个人轶事结合起来,具体讲述我在当下如何承受这一历史重担。例如,我正在写的一篇文章关于加勒比地区中国苦力工人的生活及自杀率问题,而我正在做驻地项目,感到孤独和忧郁,也开始少量服食当地有毒性的植物。 


我的写作风格有联想性,因为我从来不想也不能进行纯粹分析性的写作,或是创作线性的宏大叙事。我的思维和写作就像一张相互重叠的思想领域和链条的网络,常常会因为巧合或形式上相似而相互连接,就像感应魔术或阿比·瓦尔堡《记忆地图》背后的思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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