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能识破谎言吗？

17岁的马蒂·坦格列夫（Marty Tankleff）发现父母死于长岛家中。他的母亲被刺杀，父亲受重击致死。警方觉得他过于冷静，认为他在撒谎，尽管他自称是清白的。他因此被控谋杀，在监狱里呆了17年。

而在另一桩案件中，16岁的杰弗里·德波索维奇（Jeffrey Deskovic）在他的高中同班同学被勒死之后显得过于心急如焚，过于极力渴望帮助警探破案。同样，警方认为他在说谎，判了他16年监禁。

1989年9月7日，凶案侦探在马蒂·坦格列夫的家门口采访他。© Tony Jerome / Newsday RM / Getty

这两个人一个过于冷静，另一个过于慌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为何都会被警方视作隐藏罪恶的线索呢？

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的骗术研究员、心理学家玛丽亚·哈特威格（Maria Hartwig）如是说。坦格列夫和德波索维奇后来被证明无罪，他们都是一种普遍误解的受害者：人们通常认为，你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中看出他是否撒谎。无论在哪种文化中，人们都认为转移目光、坐立不安和说话结巴等行为能暴露出一个人在说谎。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022022105282295）

实际上，经过十多年的研究，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仍然很单薄。哈特威格与人合著了一项关于说谎的非语言线索的研究，该研究发表于《心理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他说：“作为研究说谎行为的学者，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说谎的原理。”人们的这种过分自信导致了严重的误判，正如坦格列夫和德波索维奇所遭受的那样。哈特威格说：“测谎错误会给社会和被误判的人带来严重后果，代价十分高昂。”

（www.annualreviews.org/doi/10.1146/annurev-psych-010418-103135）

心理学家早就知晓鉴别说谎者的难度会有多大。现就职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Bella DePaulo）于2003年和同事梳理了科学文献，收集了116项实验，这些实验比较了人们在说假话和真话时的行为，其中包含100多项可能的非语言线索，包括转移目光、眨眼、提高声音（这一行为和说话内容无关，因此也属于非语言线索）、耸肩、改变姿势以及头、手、四肢的移动。结果发现，没有一项能够指明说谎者，尽管有一些指标是弱相关的，比如瞳孔放大、声音音调的细微提高（人耳几乎察觉不到）。

（smg.media.mit.edu/library/DePauloEtAl.Cues%20to%20Deception.pdf）

三年后，德保罗和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心理学家查尔斯·邦德（Charles Bond）回顾了206份研究。这些研究共涉及24483位观察员，他们要判断4435人给出的6651份信息的真实性。不管是执法专家，还是学生志愿者，判别真伪的正确率都不超过54%，仅仅比碰运气高一点而已。单个实验的正确率在31%-73%之间，实验规模越小，差异越大。邦德表示：“在小型研究中，运气成分比较明显。而研究规模足够大之后，运气就只能占一半。”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应用数据分析师蒂莫西·卢克（Timothy Luke）表示，这种规模效应表明，某些实验准确率高可能纯属偶然。他说：“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更大的影响，那很可能是因为它们不存在。”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745691619838258）

然而，警方却通常持不同的说法。他们认为，实验不够真实。他们称，毕竟，实验的志愿者大多是学生，他们坐在心理实验室里，根据指令说谎话或者说真话，而犯罪嫌疑人则是在审讯室里或是证人席上接受审问，两者面临的后果截然不同。

约瑟夫·巴克利（Joseph Buckley）是约翰·里德律师事务所的总裁，该律所每年培训数千名执法人员进行基于行为的测谎。他说：“实验中的‘有罪之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这不是真实自然的动机。”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萨曼莎·曼恩（Samantha Mann）从事骗术研究已经有20年了。刚开始涉足这一领域时，她认为警方的异议是有道理的。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她和同事奥尔德特·弗里吉（Aldert Vrij）先是看了几个小时警方审问一名被定罪的杀人犯的录像，并从中选取出三个确定的真相和三个确定的谎言。接着，曼恩让65位英国警官看了这六段陈述，并让他们辨别真假。因为审问是用荷兰语进行的，因此警官们完全是通过非语言线索来判断的。

她说，警官们的正确率在64%，比碰运气要好一些，但仍然不够准确。正确率最低的警官都自称是依据传统的非语言线索来判断，比如“说谎者会避免眼神接触”或者“说谎者会坐立不安”。实际上，这位杀人犯始终保持眼神接触，撒谎时也很镇定。曼恩表示：“这家伙明显十分紧张，这点毫无疑问”——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举动，巧妙避开了人们对撒谎者的刻板印象。

曼恩和弗里吉后来又进行了一项研究。这次他们让52名荷兰警官看了几位亲属凶杀案的作案者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的陈述，凶手都否认自己的罪行，并且表现出极度悲痛的样子。警官们辨别真假的正确率没有超过50%。正确率最低的警官都认为凶手流露的感情是真心实意的。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曼恩说：“如果一位丈夫杀了自己的妻子，他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表现出难过，比如悔恨或者被警察抓住。非语言行为十分特殊。如果你聚焦于感情之类的非语言行为，你就会犯错。”

几年后，哈特威格和邦德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实验中验证了以上结果。他们回顾了比较人们辨别高代价谎言和低代价谎言能力的研究文献。结果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在识破犯罪分子或在警方调查中被错误指控的嫌疑人的谎言时，表现得比识破实验室志愿者的谎言要好。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acp.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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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连环杀手还是实验室里的学生，所有这些实验中的人都大声说出了他们的谎言。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中，曼恩研究了非语言类欺骗，比如试图掩盖非法行为——侦测炸弹袭击者和走私犯时接触的就是这类欺骗。她招募了52名大学生志愿者，让其中一半的人通过轮渡将一台据称含有敏感照片的笔记本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这些志愿者被告知要尽量融入人群，不要显得“可疑”，因为人们会试图甄别出他们。另一半志愿者则被要求运送一台普通的手机，也没有任何要他们掩盖自己行为的指示。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acp.3622?af=R）

然后，曼恩给另外104位志愿者播放了轮渡视频，要他们找出“走私犯”。志愿者们的正确率未及一半。在后来的采访中，“走私犯”说自己很紧张，但是他们有意表现得正常，用听音乐或看手机等方法让自己不紧张。

接着，曼恩加大了砝码。她重新召集了60位志愿者，让其中一半偷运一个装有俄罗斯、埃及和韩国货币的信封，而另一半则没有“走私”任何东西。但这一次，曼恩派了两名研究人员登上渡轮，四处走动，观察乘客，似乎在将他们的脸和手机上的照片进行对比。

这次一共有120位志愿者试图找出视频里的“走私犯”，但正确率只有39.2%，远低于一半。曼恩说，原因是，“走私犯”故意让自己表现得正常，而“无辜者”则仅仅是自然表现。他们对突如其来的审查感到很惊讶，这在观察者看来是一种有罪的表现。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心理学家罗纳德·费舍尔（Ronald Fisher）说，骗子可以成功隐藏自己的紧张，这一发现填补了欺骗研究中的一块空白。费舍尔是FBI特工的培训人员，他说：“没有多少研究将人们的内心情绪和其他人注意到的外在表现进行比较。关键在于，说谎者确实更紧张，但这只是他们内心的情绪，而不是其他人所观察到的外在表现。”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207/s15327957pspr1003_2）

这些研究让研究人员基本放弃了寻找欺骗的非语言线索。但是否有其他方法来识别说谎者？如今，研究欺骗的心理学家更多地关注语言线索，尤其是放大谎言和真话之间差异的语言线索。

比如，审问者会有策略地延长审讯时间，让嫌疑人更自由地陈述。这样说谎者可能就会自相矛盾。在一项实验中，哈特威格将这个技巧教给了41位新警员，他们测谎正确率达到85%，相比之下，另外41个没有接受培训的新警员正确率只有56%。哈特威格说：“正确率大大提升了。”

（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979-006-9053-9）

另一个审问技巧利用了空间记忆，要求嫌疑人或目击者简述和犯罪现场或不在场证明相关的场景。因为这种方法能够更多地唤起回忆，说真话者报告的细节也就越多。去年，曼恩和同事发表了一项模拟间谍任务的研究。122位参与者在学校自助餐厅和一位“特工”见面，相互交换了一个密码，然后收到了一个包裹。在后来的询问中，参与者需要描述他们在餐厅的经历，被要求说出真相的参与者给出的细节比被要求隐瞒交换密码和包裹的参与者给出的细节多76%。实验的合著者、朴茨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哈宁·迪布（Haneen Deeb）说：“当你进行描述时，你是在重温这个事件，因此这样做能够帮助回忆。”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acp.3646）

这项实验是根据英国警方提供的信息设计的。英国警方经常使用速写式审问，并与心理学研究人员合作。这是英国转向无罪推定审问的举措之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警方流出错误定罪和虐待嫌疑人的丑闻，自那之后，无罪推定审问正式取代了指控式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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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美国，这种科学化的改革尚未在警方和其他安全部门取得重大进展。比如，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运输安全管理局（TSA）仍然在使用非语言线索来筛查机场乘客，以进一步质询。TSA的特工被指示按照嫌疑行为筛查清单来寻找潜在的说谎者，这些行为包括转移视线（在某些文化中被认为是尊重的表现）、长时间凝视、快速眨眼、抱怨、吹口哨、夸张的打哈欠、说话时遮住嘴部，过度焦躁和夸张打扮。所有这些都被研究人员彻底推翻了。

2015年到2018年间，美国航空收到 2251起正式投诉，乘客都称自己因为国籍、种族、民族或其他原因被留下接受调查。特工们依据如此模糊、矛盾的标准来寻找嫌疑者，难怪会收到这么多的投诉。

TSA机场筛查方法的国会审查可以追溯到2013年，当时美国政府问责局（国会的一个分支，负责审计、评估政府项目，并提出建议）回顾了行为侦查法的科学根据，发现根据不足，建议TSA减少投入资金，并削减行为侦查法的使用。作为回应，TSA撤除了独立行为侦查官员，并将清单指标从94项减少到36项，但仍然保留了许多没有科学根据的指标，比如出汗过多。

为了应对新一轮国会审查，2019年TSA承诺加强员工管理，减少调查问询。但仍然，该部门还是看重行为筛查法。正如一位国土安全局官员告诉国会调查员的那样，即便不符合科学证据的学术标准，“常识性”行为指标也应该被列入“理性和正当的审查程序”。

在一份给Knowable杂志的声明中，TSA媒体关系经理R. 卡特·兰斯顿（R. Carter Langston）说到，“TSA认为行为侦查给国家运输系统提供了一个关键且有效的安全保护层。”TSA指出，在过去的11年中，有两次独立的行为侦查成功阻止了三名携带易燃易爆装置的乘客登机。

但是，曼恩表示，在不知道有多少潜在恐怖分子通过了安检而未被发现的情况下，无法衡量一个程序成功与否。实际上，2015年，国土安全局的卧底特工们在一次内部调查中携带仿真易燃装置和真枪实弹通过机场安检，成功几率高达95%。随后，TSA的代理局长被重新任命。

2019年，曼恩、哈特威格和许多其他大学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评估行为分析筛查证据的综述，结论是执法人员应该放弃这种“从根本上被误导的”伪科学，它可能“损害个人生命和自由”。

同时，哈特威格还与前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处特工、前国土安全局助理局长、国家安全专家马克·法伦（Mark Fallon）合作，为调查人员研发了一套新的、更加科学化的培训课程。法伦表示：“进展一直很缓慢。”但他希望未来改革能够使人们免受不公正的判决，不再发生杰弗里·德斯科维奇和马蒂·坦格列夫这样的悲剧。

对于坦格列夫来说，人们对于说谎者的刻板印象很顽固。他争取无罪开释的过程长达数年，最近开始从事法律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这位沉默寡言，有点书呆子气的男子不得不学会更多地表达感情，正如危机管理师朗尼·苏里（Lonnie Soury）所说，为一位被冤枉的清白之人“建立一个全新的叙事”。他曾在这方面执导过坦格列夫。这招奏效了，坦格列夫终于在2020年获得了纽约律师协会的准入资格。

为什么表达感情如此重要？苏里说：“人，是很有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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