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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塔利 | 生态哲学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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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哲学的对象

[法]菲利克斯·加塔利著，董树宝译，

选自《混沌互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感谢译者授权

地缘政治学的布局快速地发生变化，而此时科学技术、生物学、计算机辅助技术、计算机通信与各种媒体所构成的种种世界日益使我们的精神坐标更加飘摇不定。第三世界的苦难、癌症人口的增加、城市组织的剧增与衰退、各种污染所造成的生物界的隐伏性破坏、对于重构一种适应于新技术数据的社会经济的当前系统的无能为力：所有这一切必须促使精神、感性与意志发挥作用。相反，那可能把我们拖向毁灭的历史的加速变化被看似耸人听闻的、实为令人平庸与令人幼稚的影像掩饰了，各种媒体从时事出发来配制这种影像。

生态危机可诉诸于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与存在论领域的更普遍的危机。这里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一种关于精神状态的变革，以便这类精神状态不再支持某种发展，后者立基于一种失去全部人类合目的性的生产主义（productivisme）。因此，令人烦扰的是，疑问重新出现：如何调整精神状态？各种社会实践使人类重新获得责任的意义（如若人类曾经拥有的话），不仅为了人类自己的生存，也为了这个星球上的全部生命的未来——各种动植物以及各种无形的种类，诸如音乐、艺术、电影、与时间的关系、对他人的爱与怜悯、融入宇宙的浑然一体感，如何重新发现这些社会实践？

重组各种关于商讨与行动的、适应历史形势的集体方法当然是恰当的，而这种历史形势使各种旧时的意识形态、社会实践与传统政治贬值。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注意到，新的信息技术工具有助于更新各种制造与维修的方法，这决不是排除在外的。但是，恰恰不是它们像这样点燃创造的火花，引起各种能够展现建构性视角的意识中心。从支离破碎的举动、偶尔不稳定的主动性、探索性试验开始，新型的、集体的表述装配开始认识自身；观看与创造世界的其他方式、“是”与澄明“是”之模态的其他方式将相互敞开、相互滋养、相互充实。问题与其说通往新颖的认知领域，倒不如说以移动的方式来理解和创造突变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潜在性。

对历史的主体性因素的这种考虑与促进真正的潜在生态学的伦理自由的飞跃绝不意味着一种反省（先验论意义上的沉思）或者一种对政治参与的抛弃。这种考虑反而需要重建政治实践。

自18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对发达社会的冲击被配以一种有关意识形态、社会与政治的两极化，处于进步主义的潮流（在它们对国家的理解方面常常是雅各宾主义的）与固恋过去价值的保守主义潮流之间。正是以启蒙运动、自由、进步的名义，随之以劳动者解放的名义，左派与右派的轴线才由此构建为一种基本的参照。

如今，社会民主党即使不赞同自由主义，那么至少赞同市场经济的优先地位，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崩溃打开了这两极性的极端项之一。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必须认为这种两极性被认定会消失，就如某些生态学家的宣告的口号一样：“非左非右”？正如某些后现代主义的追随者所确认的那样，这难道不可能是社会本身注定像诱饵一样被抹去吗？与这些立场相反，我考虑一种进步主义的极化注定要通过更加复杂的图式而被重新建构，依据的是较少雅各宾主义色彩的、更具联邦主义性质的、更加不一致的诸条件，相对于这种极化，保守主义、中间主义（centrisme）甚至新法西斯主义的各种各样的改头换面被重新定位。传统的政党构成过多地掺杂着不同的国家机构，从而转瞬之间出现了议会民主的各种制度。并且这完全不管它们明显的信用丧失，而在那些继续投票的公民的名义下，一种全体选民不断增加的不满以及一种明显的信心匮乏流露出这种信用的丧失。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利害关系越来越避开那些大多数时候仅仅归结为激烈的大众媒体策略的选举竞争。“政客政治”的某种形式似乎注定在一种新型的社会实践的面前被擦去，而这种社会实践既较好地适应了斗争阵地最具地方性的质疑，又较好地适应了我们时代的全球性问题。

东欧国家的大众猛然投身于一种集体的混沌互渗（chaomose），从而摆脱极权政体，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他们被西方模式搞得神魂颠倒。渐渐地，“社会主义”的失败也是所谓的自由主义政体的间接失败，而这些自由主义政体与社会主义（时冷时热地）共生了几十年，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意义上，失败的是整合世界资本主义（Capitalisme Mondial intégré）——尽管它在大多数堡垒中能够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确是以大量的生态破坏和可怕的隔离为代价）——不仅不能使第三世界国家摆脱困境，而且它只能给那些困扰东欧国家与苏联的巨大问题给予太片面的回应，只会引发种族之间的流血冲突的厄运，人们目前从这些厄运中看不到任何出路。

日益扩大的生态意识大大超出了“绿党”的选举影响，这种生态意识原则上应该导致对那种为了生产而生产的意识形态进行重新质疑，也就是说这种生产仅仅针对价格体系与令人消沉的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利益。目标不再是仅仅控制那取代统治的资产阶级和官僚机构的国家权力，而是明确地规定人们要反向建立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两个互补的主题内容必须在即将到来的、有关进步主义的制图术的重组的争论中变成首要的：

——国家的重新定义，更确切地说是国家的功能，而后者事实上是多样的、异质的，而且经常是矛盾的；

——市场概念的解体与经济活动在主体性生产方面的重新定位。

国家机器向极权主义的官僚主义化、硬化、滑动不仅关系到东欧国家，而且还关系到西方民主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昔日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与列宁所提倡的国家权力的蜕变比以往更具现实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丧失了信誉——并在很小的程度上社会民主主义亦会如此——因为未能有效地与国家主义在所有领域的种种危害作斗争，而那些打着这些意识形态招牌的政党自身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了国家机器的各种附属。民族主义的各种质疑重新出现在最恶劣的主观条件之中——民族主义（nationalisme）、原教旨主义（intégrisme）、种族仇恨……——因为没有任何合适的联邦主义的回应被提出来，以作为抽象的和假想的国际主义的一种替代。

世界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神话最近这些年获得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暗示力量。根据这种神话，任何经济体一旦屈从世界市场的法则，它的问题就会被魔幻般地分解。那些未能融入这一市场的非洲国家注定在经济上发展得不顺利，而且注定要乞讨国际援助。像巴西这样的国家——被压迫者的抵抗继续在这个国家内部存在——在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因过度通货膨胀而失去稳定性；而像智利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屈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的货币性要求，它们只有在80%的人口陷入不可思议的贫困之中时才能控制通货膨胀，整顿国家财政。

实际上，并不存在霸权的世界市场，而只存在各种与权力组织相对应的行业市场。金融市场、石油市场、房地产市场、军备市场、毒品市场、非政府组织的市场……它们既不具有相同的结构，也不具有相同的本体论纹理。它们只有通过各种在支承它们的不同权力组织之间所确立的力量关系才会相互配合。如今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种新的、生态的权力组织，接着是一种新的生态产业正在其他资本市场中间获得自己的位置。价值化的异质性系统——抵消资本的同质发生，而非被动地怀疑世界市场的各种危害——不得不配置它们自己的权力组织，后者将在各种新的权力关系中间确定自身。例如，各种艺术装配应该组织起来，以便不要束手无策地听凭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本身与毒品市场共生共存。教育市场不能绝对地依赖国家市场。那些使新的城市生活质量、后大众媒介的交流增值的市场将不得不被发明出来。因此，暴露世界市场资本增值的霸权的荒谬性就在于将融贯性赋予社会装配的价值世界与存在之域，不妨说后者阻碍了我们所目击的内爆性演化。

为了抵制对主体性进行各种化约论的研究，我们从一个四维的生态哲学对象开始提出了一种对复杂性的分析：

——物质的、能量的与符号的流；

——具体和抽象的机器语群；

——潜在的价值世界；

——有限的存在之域。

以生态系统的方式接近流已经表现了一种对那些与生命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相关的、控制论的相互作用和反馈的必要考量。不过，这里涉及的还是要在全部本体论的层之间建立一座横贯性的联系，至于这些层，它们每一个都以一种混沌互渗的特殊图形为特征。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思考物质的和能量的流的可视化的和现实化的层、有机体生命的层、社会的层、机器界的层，还可以思考音乐、数学空想的无形世界，思考欲望的生成……曾经作为“已在那儿”（déjà-là）被给予的横贯性，不过总是通过存在的语用学被征服。至于这些层、这些生成和这些世界，在每一个层、每一个生成和每一个世界中间，被质疑的是无限的某种新陈代谢、超验的威胁、内在性的政治。而且对于它们之间的每一个而言，将需要的是精神分裂分析的和生态哲学的制图术，而这些制图术将要求部分表述的组成部分被揭示，它们在哪里存在、被误认，哪里就有唯科学主义、独断论、专家治国论禁止它们出现。因此，混沌互渗没有预设关于流、界域、世界与机器语群的四种本体论维度的不变构成。它没有预先建立的图式，如同勒内·托姆的理论中的突变（catastrophe）的普遍图形一样。其突变性的再现是存在论生产的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一过程依靠有关界域化的有限性、不可逆转的具体化、过程的奇异性、潜在性世界的孕育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在话语的外在性坐标中间不是直接可定位的。它们通过一种本体论的异质发生而存在，并且在诸如意义的断裂和存在的重申的意指世界中间确认自身。例如，这些迭奏在日常世界中的可设定性将会被实现，作为神话的、文学的、幻想的和……理论的叙述性的漂移的和非—能指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话语，自认为在科学图解方面是结构严密的，它们只有在它们本身催化部分主体化的这类发生源的范围内才能找到它们的社会肯定。从存在之域与无形世界出发，我们自己的、在表述的元模型化方面的尝试显然没有逃避其直接的客观表象的这种不可能性。不过，我们的理论迭奏比无意识、结构、系统的通行的表象更倾向于解域化……抓住复杂性与混沌之间的表述的非话语性维度和必要的分节使我们提出了前对象性实体（entité pré-objectale）的概念，作为本体论纹理（横贯于流、机器语群、价值世界和存在之域）的要素、“是”之前的“是”，后者由此从一种多语义分析的和强度的视角被构想。无限速度的活跃的实体解除时间、空间的范畴，并由此甚至解除速度的观念。从其强烈的减速中，对象、限定性集合和部分主体化的各种范畴被推导出来。解域化的混沌互渗的褶皱与表述的自创生的褶皱，与它的本体论领悟与超单子论的界面一起，植入对象—主体关系的中心，并在表象的任何诉求这边，一种创造的过程性、一种本体论的责任在生态系统的必然性的中心把自由及其伦理性眩晕系牢了。[1]

[1] 关于“子女”的伦理义务，参见Hans Jonas, Le Principe de responsabilité, Cerf, Paris, 1991。

与其谈论欲力，倒不如谈论机器，与其谈论力比多，倒不如谈论流，与其谈论自我的审级与移情，倒不如谈存在之域，与其谈论无意识情结与升华作用，倒不如谈论无形世界，与其谈论能指，倒不如谈论混沌互渗的实体；循环地嵌入本体论维度，而非把世界切分为下层结构与上层结构，这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对于词汇的质疑！概念工具打开与关闭可能的场域，催化潜在性的世界。它们的语用学的散落物经常是无法预见的、遥不可及的、被延迟的。谁能懂得由其他人为了其他用途而将被占用的东西，它们将会促进何等分岔啊！

制图术与生态哲学的元模型化的活动——其中“是”在一种新美学范式的支持下变成异质发生的最终对象——因此必定同时比概念的生产变得更节制与更大胆，而大学使我们习惯于概念的生产。更节制是因为这种活动将不得不放弃任何对持久、对任何终身科学权威的要求，而更大胆是为了积极加入不同寻常的冲刺，而这种冲刺目前嬉戏于种种机器性的突变与它们的主观性的“资本化”之间。对创新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与分析实践的介入由此与思辨性想象的强度界限的跨越相关联，而这种思辨性想象不仅来自不同的专业理论家，而且来自不同的表述装配，而这些装配面对着生态哲学的对象的复杂性所特有的混沌互渗的横贯性。而且放出各种伦理政治的抉择——这些抉择既与心灵和社会的微观方面有关，同样还与生物界和机器界的全球命运有关——从今以后要求长久地重新质疑那些存在于全部领域之中的价值化方式的本体论根基。

这种制图术的活动将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具体化。向我们提供一种歪曲的预兆是通过精神分析治疗或家庭治疗、建制性分析的各种会诊、社交网络的实践、社会职业的或社区的团体……所有这些实践所共有的特征似乎是口头表达的特征。如今，心灵、伴侣、家庭、邻里生活、学校，与时间、空间、动物生命、各种声音、不同造型形式的关系：一切都不得不被重新退回到被言说的位置。然而，生态哲学的（或精神分裂分析的）方法将不会只局限于口头表达的这一唯一层次。毫无疑问，言语依然是一个基本的中项；不过它不是唯一的；一切都绕过意指链、姿态、面容性特征、空间布局、节奏、各种非—能指的符号生产（例如，那些与货币交换相关的符号生产）、符号的机器性的生产都能被应用于这种分析装配之中。在这一点上，言语本身——我实在不能强调得太多——只有在它是存在论迭奏的载体的情况下才会起作用。

因此，生态哲学的制图术的首要目的将不会是意指和传达，而是生产表述装配，而这些装配能够捕捉情境的奇异性的各种点。在这种视角下，政治或文化的特性的汇合将会以生成分析（devenir analytique）为使命，而精神分析工作反而将注定扎根于各种各样的微观政治记录之中。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症状一样，意义的断裂、意见的分歧因此变成一种有特权的原料。种种“个人问题”应该能够闯入生态哲学表述的私人或公共的场景。在这一点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察看在何种程度上法国生态运动在其各种组成部分中表现出来，直到现在也不能维持基本诉求。它完全致力于环境或政治的秩序的话语。如若你们向生态学家们询问他们为了帮助他们街区的流浪者打算做什么，那么他们一般会答复你们说这不关他们的事情。如若你们问他们如何想摆脱他们的小派别实践和某种独断论，那么他们当中许多人会承认质疑的合法理由，但对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的确感到很为难！老实说，问题如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如何定位自身与左翼和右翼的相等距离，而是如何助力重新发明一种进步主义的极性，如何在其他基础上重建政治，如何以横贯的方式重新接合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也就是社会、环境与精神。为了采取这一方向，新型的商议、分析、组织的诉求必须被实验；可能首先在小范围内进行，然后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如若在今日法国表现得大有前途的生态运动没有致力于这项重组战斗诉求的任务（也就是在一种主体化的集体装配的全新意义上），那么毫无疑问它将失去投资于它的信任资本，因为生态学的技术和社团的方面被传统政党、国家机构和生态商务弥补了。因此，在我看来，生态运动不得不优先关心它自己的社会和精神的生态学。

在法国，某些知识分子领导者在传统上负有一项引导舆论的使命。不过，幸好这个时期似乎过去了。在经历了超验的知识分子的统治后——伟大的战斗时代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e）先知们、“有机知识分子”（在葛兰西的意义上），然后更接近我们的是“道德一代”（génération morale）的说教者——可能我们将最终认识集体智力的内在性的重要性，这种内在性弥漫于教师的世界、社会劳动者的世界、各类技术环境。智力向导的媒体和出版社的推销策略常常具有的效果就是抑制智力的集体装配的创新性，而这些装配丝毫没有受益于这种代表性体系。理智和艺术的创造性就像各种新的社会实践一样不得不赢得一种保护他们的特殊性和权利具有奇异性的民主性肯定。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没有说教的事情可做。为了重组一幅我很久前就提出的图景，他们制作了由概念、知觉物和感受构成的工具箱，而各类公众将会以合乎自己意愿的方式使用这些工具箱。至于道德，必须承认的是有关价值的教学法是不存在的。美、真与善的世界与表达的各种界域化实践密不可分。只有在各种价值被横贯化它们的、有关实践、经验、强力的界域孕育的情况下，这些价值才会具有普遍表象的意义。这就是因为各种价值没有被固定在超验的理念的天空下，而这些价值还能够充分内爆超验的理念，使之依附于灾难性的混沌互渗的郁滞。勒庞变成了集体力比多的主导对象——选举他或拒绝他——由于他吸引媒体注意力的技巧，还主要因为所谓的左派的主体性的存在之域的消沉，因为左派的异质性价值的逐渐丧失，而这些价值相关于国际主义、反种族主义、连带责任、各种创新性的社会实践……不管怎样，知识分子们不应该再被怂恿着充当思想的主人或者道德功课的提供者，而应该为促进横贯性工具的流通而努力，哪怕是在最孤独的情境中。

艺术的制图术曾一直是任何社会构架的基本要素。不过，自从由专业行会进行实施以来，它们可能表现为一种细枝末节、一种灵魂的补充、一种脆弱的上层结构，而人们经常宣布这种结构的死亡。然而，从拉斯科洞穴到大教堂诞生之际出现的Soho建筑，它们不断地是使个体主体性和集体主体性晶化的必不可少的关键。

然而，在社会中被构思的艺术仅仅靠自身来维持自身。这因为被生产出来的每部作品都拥有双重目的性：融入一种占有或拒绝它的社会网络与一再赞美艺术的世界，只因为这个世界总是遭受崩溃的威胁。

正是艺术与形式和意指断裂的功能平庸地盛行于社会场域，才赋予艺术这种时隐时现的持久性。艺术家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审美知觉拆分、解域化了实在的部分，以便使他扮演着部分表述者（énonciateur）的角色。艺术将意义与相异性的功能赋予被知觉的世界的子集。作品的这种准泛灵论的言语效果导致了对艺术家及其“消费者”的主体性的改写。总之，重要的在于使一种表述变得稀薄，而这种表述只是太趋向沉湎于一种令其幼稚化和灭绝它的、认同的序列性。对于那些享用艺术作品的人来说，艺术作品是一项错格的、意义断裂的、巴洛克风格蔓延的或极端贫乏化的事业，后者导致主体走向了自我的重新创造与重新发明。正是在艺术作品上，一种新的存在论支撑将根据再域化（迭奏的功能）与再奇异化的双重记录而振动不已。这一相逢的事件能够不可逆转地注明存在进展的日期，并产生了“远离”日常生活的“平衡状态” 的可能场域。

从这种存在论功能的视角来看——也就是在与意指和本义的断裂中——平常的美学范畴失去了它们的大部分相关性。对“自由具象化”、“抽象化”或“概念论”的参照几乎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懂得一部作品是否有效地促进一种表述的突变性生产。艺术活动的焦点一直是主体性的剩余价值，或换言之是揭示一种处于平庸环境中间的负熵——主体性的融贯性，后者只有在其经由微小的、个人的或集体的再奇异化的偏斜才能被维持。

然而，我们最近几年所目睹的艺术消费的飞速发展不得不被置于与个体生活在城市背景中的日益增长的统一化的关系之中。应该强调的是这种艺术消费的准维生素式的功能不是单义的。它能够采取与这种统一化相平行的方向，因为它能够扮演主体性分岔的算子的角色（这种矛盾情绪在摇滚乐文化的影响下是极其明显的）。每个艺术家所遭遇的就是这种二难境地：“跟着感觉走”，例如像跨先锋派（Transavantgarde）和后现代主义信徒们所颂扬的那样，抑或为了更新审美实践而努力，而这些实践由社会的其他创新环节所接替，冒着被大多数人不理解与隔离的危险。

当然，想要把创造的奇异性与各种潜在的社会突变接合起来，这绝不是容易的事。而且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代社会几乎不可能顺从这种审美的和伦理政治的横贯性的实验。尽管如此，事实上还是横扫地球的大量危机——周期性失业、生态破坏、价值化方式的错乱，仅仅基于利益或国家援助——向定位不同的审美组成部分敞开了场域。这里涉及到的不只是让失业者和“边缘人物”到文化中心打发闲暇时间！事实上，正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的生产本身将被引向各种审美范式。这里我只须参考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和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的最新著作就足够了，他们在这部著作中提到向物理学引进一种“叙述要素”的必要性，而这一“叙述要素”是真正的演化观念所必不可少的。[2]

[2]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宇宙大爆炸’和宇宙演化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与往昔的起源神话一样”，载Entre le temps et l’éternité，Fayard，1988，p. 65。

如今我们的社会毫无退路，并且为了生存而将不得不总是进一步阐述研究、创新和创造。有许多维度意味着要考虑审美特有的断裂和缝合的种种技巧。某物脱落了，开始为了自己而努力，正如为了你们而努力，如若你们能够自己向这一过程“聚集”。这种重新质疑关系到全部建制性领域，例如学校。如何使一个学校班级像一件艺术作品一样存在？什么是班级奇异化的可能性路径、构成这一班级的孩子们的“存在把握”（prise d’existence）的源头？[3] 而且在我以前所谓的“分子式革命”的论述中，第三世界隐藏着值得探索的宝藏。[4]

在一种神奇的科学客观性的名义下，一种对主体性成系统的排斥继续在大学中占据支配地位。在结构主义的黄金时期，主体在方法上从其表达的多样的和异质的质料中被驱逐了。是时候重新考虑影像的机器性生产、人工智能的符号等，作为主体性的新材料。在中世纪，艺术和技术曾在那些能够维持下来的修道院中找到了庇护所。如今，可能就是艺术家们建立了原发性的存在论质疑进行重新褶皱的最后防线。如何整理可能的新场域？如何装配声音与形式，以便毗邻它们的主体性保持运动，也就是说主体性确实是生机勃勃的？

当代主体性的使命不是无限地生存在由自我的重新褶皱、大众媒介的幼稚化、对差异和相异性的误认所构成的体制之下，这既出现在人类领域又出现在宇宙记录之中。它的主体化方式只有创造的目标能够实现时才会摆脱它们的同质性的“包围”（encerclement）。这里涉及到的就是全部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在种种物质的和政治的要求之外，对主体性生产之个体的和集体的再适应的憧憬出现了。由此各种价值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异质发生即将变成政治利害关系的节点，而这些政治利害关系如今缺乏地点、直接关系、环境、社会组织的重组与艺术的存在范围……并且在主体化装配的缓慢重组结束时，对生态哲学进行混沌互渗式的种种探索——在这些探索之间接合科学、政治、环境与精神的生态学——应该可以声称取代了陈旧的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曾过分地划分社会领域、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并且未能彻底地在政治领域、伦理领域与审美领域建立横贯性的连接。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这里根本不提倡一种对社会的审美化，因为促进一种新的审美范式毕竟被认定要颠覆艺术的当前形式，同样也要颠覆社会生活的形式！我祈求于未来。我认为一切被提前决定或一切应该被改写——世界能够从其他的价值世界出发被重建、其他的存在之域必须以这一目的被建立，我的步骤将根据这一主张而带有机械论方面的承诺或创造的不确定性。地球正经历的大量考验（例如大气层的破坏）涉及到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轴的变化。人口暴增——将在几十年里使拉丁美洲的人口增加2倍，使非洲人口增加4倍[5]，这不是由无法避免的生物厄运引起的。人口暴增的关键是经济的因素（也就是权力的），并且最终是主观的——文化的、社会的、大众媒介的因素。第三世界的未来首先取决于其在正进行的荒漠化的社会组织的背景下重新掌握属于自己的主体化过程（比如在巴西，我们看到了下列要素的共存：一种在无法律道德约束的地方发展的资本主义、一种黑帮和警察构成的野蛮暴力，连同在工人党的势力范围内对社会和城市实践进行重组的有趣尝试）。

在模糊我们的千年终结的迷雾瘴气中，对主体性的质疑从今以后作为中心主题重新回来了。它不再是像空气或水一样的自然给予物。我们该如何生产它、俘获它、丰富它，永久地重新创造它，以便使它与突变的价值世界协调一致？为了它的解放，也就是为了使之重新特异化，我们该如何工作？精神分析、建制性分析、电影、文学、诗歌、革新性的教学法、城市规划和建筑学、创造者……所有学科将不得不使它们的创造性结合起来，以便避免野蛮、精神崩溃、混沌互渗式的痉挛的、不久就出现的各种厄运，以便将它们转变成不可预见的财富和享乐，对这些的承诺毕竟还是相当明确的。

[3] 在有关建制性教学法（la Pédagogie institutionnelle）的众多著作中，参见勒内·拉菲特（René Laffitte）的著作：Une journée dans une classe cooperative: le désir retrouvé, Syros, 1985。

[4] 在第三世界的现代性的“战败者”中间继续存在的相互联系的网络，参见Serge Latouche, La Planète des naufragés. Essai sur l’après-développement, la Découverte, 1991。

[5] Jacques Vallin ( de l’INED ) , Transversales Science / Culture , 29, rue Marsoulan – 75012 Paris n゜ 9 de juin 1991. La population mondianl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 la Découverte , Pari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