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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艺术文献 | 肯特里奇:把太阳还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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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说明


《把太阳还给我们》(Give Us Back our Sun)是南非录像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与科学家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围绕着肯特里奇重要影像作品《时间的拒绝》(The Refusal of Time, 2012)进行的对话,选自2012年巴黎Éditions Xavier Barral出版社出版的《对时间的拒绝》(The Refusal of Time )同名画册,第157页至第164页。威廉·肯特里奇1955年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他的作品通常以南非的土地和历史为背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广为人知。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作为一位典型的后现代艺术家,他的创作媒介和形态十分丰富多元,将绘画、雕塑、动画、电影、剧场等艺术形式,与他热切关注的庞大主题——柏拉图洞穴的隐喻、启蒙与理性时代的多重后果、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历史及哲学、文学、戏剧、早期电影和歌剧等——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具有瓦格纳在《未来的艺术作品》中提出的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 总体艺术[total artwork])这样特征的作品形态。在这篇对谈录中,两人就作品《对时间的拒绝》所希望传递的观念展开讨论,内容涉及大量科学内容。译者高逸凡、李宗衡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20MFA



大旗虎皮
(北京大学李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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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1955-)




肯特里奇:把太阳还给我们

2012


威廉·肯特里奇、彼得·加里森 /文    
高逸凡、李宗衡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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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加里森(以下简称“加里森”):我想我们应该从作品的名字开始,讨论“拒绝”的含义。在作品中,被“拒绝”的是什么?

 

威廉·肯特里奇(以下简称“肯特里奇”):作品的开头部分与《抓住那一天》(Seize the Day)形成对比。《拒绝时间》(Refuse the Hour)像《抓住那一天》中一样拥有一种含蓄的自信和革命宣言般的确定性。但是《拒绝时间》和《对时间的拒绝》(The Refusal of Time)又有对于这种确定性的拒绝。在一个阶段,这个项目可以被称为是有关三种不同时间的“三种时间类型”(Three Times Table),这三种时间分别是:牛顿时间、爱因斯坦时间,以及在这两个时间之后的进入黑洞的消失时间。但是当我们继续深入时,作品更多的是关于抗拒对时间假定的强制秩序的尝试,同时也与其他的拒绝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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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肯特里奇 《拒绝时间》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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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肯特里奇 《对时间的拒绝》



加里森:对于物理学家来说,时间不仅仅只是一个专业概念,时间的问题也不仅仅一个科技问题。物理学家们讨论对等(parity)在基础物理学中是否合理——任何自然进程都可以出现在它的镜像(mirror image)中吗?但对等永远不会燃尽激情。无论是大街上的人们,还是牛顿、爱因斯坦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时间对于人类来说,都不仅仅只是瞬间的某物。

 

肯特里奇:我想你在讨论拙劣模仿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否具有科学基础。

 

加里森:(笑)可能确实有这层意思……那种巨大的情绪化、政治化的困扰,改变了我们对于因果论(causality)的想法,同时也表明了时间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科技、工程或者物理的问题。时间总是与生命的有限性和个体控制(individual control)有关。

 

命运


肯特里奇:我真正理解这个项目,是当我意识到它与命运话题息息相关。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最终都会走向死亡,但是,这个项目的核心是对于死亡来临这种压力的抵抗。在个体层面上,作品是关于抵抗的,不是试图用逃避死亡来抗拒死亡,而是尝试逃离宿命带给我们的压力。在殖民地语汇中,拒绝是一种对于时区(Time zones)所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拒绝,这一拒绝并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而且隐喻性地指涉了其他形式的控制。

 

加里森:确实如此。众所周知,1984 年无政府主义者Martial Bourdin决定攻击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瞬间,意味着对于时间问题假定的中立性、“本初子午线”(“zero time” of longitude)以及殖民中心主义的攻击。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他的《秘密间谍》(Secret Agent,1907)中发自内心地展现了这一事件。在那个年代,英国的电缆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发散时间和信息。这是一个由上万公里的电缆组成的行星装置,这些电缆起始于山上的某个天文台,穿越水下,跨过陆地,以便绘制版图并掌控帝国。我们能够想象这样一幅画面,这些物质性网络从一个中心点延伸出来,覆盖全球。

 

肯特里奇:时间感是一种庞大的、难以置信的力量,但是它以格林尼治子午线(Greenwich Meridian)的形式变得人性化了。因此,抵制英国控制世界的这种必然性与傲慢性,成为了你可以做的事。你不能控制地球的自转与公转,不能控制时光流逝,但是,抗拒英国殖民式的傲慢是可能的,因为你正在炸毁子午线而并非炸掉太阳!当然,它也代表着一些其他的东西,巨大的政治问题,与此同时产生的大规模的个人焦虑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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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肯特里奇 《影子队列》 1999 年



在正午来临之前


加里森:我们一次次回到“别夺走我们的太阳”(Don’t take away our Sun)这样一句口号。这句口号表明,在你的时区中,当地钟表商再也不能通过太阳处在天空最高点来校对钟表的正午时间了。取而代之的是,时钟是以在铁路沿线和海底的电缆中发出的信号来确定时间。这些电子脉冲确定了中央时钟的时间,这个时钟将世界分为24个时区,每个时区覆盖15度的经度。这样的划分确实是有实际意义,比如制定火车时刻表、地图测绘、天气预测以及股票交易,但是它同时又象征着对于自治的打击。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一个美国海军少将和气象台的主管会被激怒:为什么他的国家需要接受英国时间,而不是采用其他方式?
 
肯特里奇:这有多方面因素。一方面,它确实构成了一个宇宙维度。当天空中的太阳在我们头顶的正上方时,我们称这一时间为正午。我们从星域(stars) 中提取时间,并将它降到身体的范围中,在这个范围中,你的心脏、肺、脉搏让身体转变成一种人体时钟,一个呼吸的时钟。对时间的拒绝是一种抵抗的尝试,尽管我们知道让地球停止自转和公转是不可能的,但它也把时间减少到一定程度,就好像时间正被邀入一场舞蹈,但是时间本身正拒绝成为其一部分:是时候回绝了。
 
加里森:在整个项目里吸引我们兴趣的其他部分中,这种拒绝的强度被重复着。当爱因斯坦说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而是存在多种时间”(There isn’t a time, there are times),突然间,1905年,人们开始对所有运动的观察者都有他们自己的时间这一观点产生躁动(agitated)。之前,人们只是或多或少地接受世界范围内有一个“母钟”(mother clocks)的观念,但是现在,他们听到了其实并没有一个绝对时间的观点。这件事情代表这另外一层断裂:你的孪生兄弟可能在与你分别后,再回来时,比你小了几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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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肯特里奇 《我不是我,这匹马不是我的》 2008年



全球性的钟摆在哪里


肯特里奇:爱因斯坦所说的并没有单一时间,而是多重时间,这一观点在科学、数学以及逻辑的层面上很难被理解。一对孪生兄弟怎么可能以不同的速度衰老呢?但是在内心深处,这更接近于我们对时间的感觉,时间并不是牛顿的单一固定速度的时钟,而是与心理状态联系在一起的,与兴奋、恐惧、时间膨胀、时间压缩息息相关。与时间的记忆既极其缓慢(如一年的过去),又无比迅速(十年弹指一挥间)的感觉密切相关。通过科学严格证明了的不稳定性,与那些并不严谨的内在感觉、时间的不稳定性是相一致的。

 

加里森: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不存在一种全球性的可听到的钟摆声。”(There is no universally audible tick tock.)一旦确定了时间可以分配,并且是普遍性、绝对性的存在,牛顿的绝对时间在宇宙中的滴答声响就有了一些令人舒心的东西。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可以学会倾听。但是这一观点与我们对真正的时间是什么、以及怎样适应这种秩序的不断变化的直觉是相冲突的。


弦理论


肯特里奇:我们是应该回到字面意义,还是超越它?通过对话我们发现,科学讨论或解释得越多,其产生的隐喻关联就越丰富。这并不代表着那些在舞台上的表演、影像和绘画中再现的东西就必须精确。我们不是想让这件作品变成能让一些人来观看、理解、可以对时间进行精确图解的科学课程。但是,一旦某些事情被更加清晰、明确地解释,隐喻、联想及思考的范围就开始复杂化。我们了解到事物不仅仅会在黑洞中消失,同时也会将其本身的信息特质留存在环绕在其周围的振动的“弦”(strings)中。这表明了所有有关文本和隐喻的可能性,而不仅如此,这同时也揭露了文本和隐喻以及有关它们在绘画、影像、剪辑、声音、声音游戏中的表现形式,是如何在美术馆的墙壁、舞台上转译并呈现。

 

加里森:是的。当我们真正处理时间的物理学问题时——这在历史和现在都是事实——人们对于时间的信念已根深蒂固。物理学家以及大部分的人,都对爱因斯坦这种新的时间观感到不安。他们对自己的直觉被爱因斯坦的观点打破感到愤怒。但爱因斯坦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的直觉是由历史决定的,并且一直在变化。哥白尼时代的直觉,与伽利略时代、牛顿时代或现在,都不相同。探索直觉的深度比对其带来的挑战要更震撼。我们试图在此展开讨论,不是对时间进行一种迂腐的学究式的阐发,而是思考时间怎样规范人们,以及这种规范为何如此牢固。随着一个客体在黑洞中陷落,它的所有信息都消失了吗?还是有一些痕迹保存了下来?因为这一问题不会像解一个方程式、修改用来表达熵的某一项那么简单。所以近年来,世界上的一些顶尖科学家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其的讨论中。在《对时间的拒绝》中,从西洋镜到滑稽剧、机器和音乐,我们尝试去用各种方式去回应这些主题。


鸭羹/羹鸭[1]


肯特里奇:你在之前提到一对双胞胎的年龄时候,说其中一个的年龄变化远远慢于另外一个。这一断裂同样体现在那些同步进行中的事物上。我们如何知道他们是同步的?当他们失去平衡时会发生什么?整个这个项目中,我都在思考电影《鸭羹》(Duck Soup)中有关镜子中的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的讨论。镜像是否自身同步?它是否是由两个演员表演的?它是否可以以分屏的形式在银幕上呈现一个人在时间内外的两个版本?我们是否可以使用节拍器,从准确时间开始,然后超出准确时间来划分空间?我们是否可以用声音来比喻时间?用声音,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谈论同时的或不同时的事物。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区分鼓点是否在同一时间或者是分开的、不同时地敲击。


在这次对话中,通过倾听和回应,我们发展了一种理念,就是将潜在的变化转译为一个物质实体,一个装置、一个表演或者一个电影。这并不是说一开始是科学对话,然后是艺术作品。

 

人是一个呼吸的钟


加里森: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记得我们用各种方式把曾关注的某个元素呈现在作品中。有一个让我觉得极其有趣的事情:在巴黎地下有四分之一英寸的管道来传送时间、推动那些可以重置时钟的气体。我们开始思考,把时间这个抽象概念和将它通过管道泵送的意义联系起来。

 

肯特里奇:根据文献来看,在某个阶段,我们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在建筑物中铺设管道。不同于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那样在管道中输送蜂蜜,我们输送空气。但是,这也使得我们思考这样一个事实,许多音乐都是由吹奏乐器为基础:大号、长号、喘气的人以及扩音喇叭。这样身体就可以成为一个时钟,成为一个乐器,成为一个引擎。接着,就会有一种视身体为引擎、让身体成为机器的方式。我们有一个巨大的风箱,它代表人类的肺——你可以在作品中看见这些机械风箱,但听到的是一个人的喘息声。这种在理论、历史、机械和人类之间来回转换的过程,形成了各种想法所依据的基本前提。

 

加里森:我们时常返回到对呼吸、时间、沟通以及信号输送的讨论中。当我们想到伽利略看见一个灯在来回摇摆,用他自己的心脏作为教堂时钟,或者想到爱因斯坦谈论有关时钟、铁路以及如何在相距遥远的地点同步时间,我们开始被那些可以在彼此之间来回传输信号的电力的、光学的电报机产生兴趣。我还记得我们对柏辽兹(Hector Berlioz)的思考,他梦想着用遥控电报线的方法来指挥一个管弦乐团。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空气泵、通过电力以及光产生的信号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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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览“威廉·肯特里奇:样板札记”中展出的《暗箱》


 

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


肯特里奇:有关远程控制以及电报的概念,让我想到信号在山顶之间的传输,传递特洛伊城陷落的消息:传输信号、转换信号和让它们穿越全球间传递。因此,在个人层面开始的讨论也成为一种信号形式。这就发展成为可见的信号,信号标以及机械的电报机器,这些机器可以被我们搬到舞台上来。至此,一个舞台上的人和一个机械客体之间的二重奏在物理学意义上变得复杂起来。

 

加里森:在作品中,我们通过一个电缆系统来控制在远处的鼓发出巨响。在某一时期,作品比合作更让我们着迷。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现代科学和科技开始发展,所有的事物都变得可见或者接近可见。那是一个你基本上可以看见那些机械工作场景的年代,直到它们消失在了微芯片中、超出了我们的感知。

 

交换机颂歌


肯特里奇:这一论述与十九世纪对机械技术的迷恋相关。你可以感知并听到空气脉冲在一个机械交换机的线管中被转换。十九世纪的技术是可见的,但在二十世纪变成不可见了,比如当两个手机连接时,通过两个隐藏的芯片传送信息是不可见的。十八世纪的机械节拍器可以代替原子时钟,它们都在做同一件事:计数。这是可视化的,可机械性理解的。我们的对话涉及一系列的图像、机器、故事以及我们处在运动状态的思考策略。这件作品是否采用一个写作的文本、一个谈话的文本、一段音乐、一件乐器或者对一件机械客体的选择,这些都关系到是否所有的想法都能用一些方式被表明。通过对图像语言和机器的处理,《对时间的拒绝》被建构起来。

 

加里森:这件作品的许多部分中,现在呈现出的是一个经过长时间讨论以及对时间的思考、记录的结果。我们考虑过用摩斯密码作为讨论信息和信号的方式。我也曾经想过使用那些运转八音盒的打孔纸去表示信号、编码、记录,将某些事物传输给未来时间(其中一个电影片段中仍有此痕迹)。另一个想法,是将攻击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的故事分解为五个平行的故事,同时播放。每一个故事都在不同的地方展开——殖民战争的房间、时钟的房间、天文台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要塞,每个故事都朝向最终的爆炸场景,然后展现爆炸过后灰飞烟灭的场景。


失败的房间


肯特里奇:在整条线索中,有一些想法不可避免地在某处消失了。其中一部分呈现在“失败的房间”(Room of Failures)中:展览中不存在的部分,可以被那些最终没有做进《时间的拒绝》中的任何东西所填充。一些事物处在理论的或是艺术的不确定状态中,既不是必须的“对时间的接受”,也并非《时间的拒绝》中的一部分。在某一阶段,我想如果我们有两个大号,作品就可以再现气动的空气。这个尝试失败了,因为即使最好的工程师,我们也无法从橡胶中获得一个好的哨片和气动的空气——我们无法在这些大号中获得有趣的东西。我们为这个项目买的两个大号证明了我们做不到那些事。然而,这个大型的呼吸装置和现场的大号表演让这个元素更进一步。

 

加里森:我记得我们琢磨过一个“失败博物馆”。让我们觉得极其有趣的是,那个经过谨慎选择的巴黎标准千克K的重量确实在减少!这是最近我们在项目中发现的。这个标准的一千克重量被用来控制世界上所有的重量。它被藏在塞弗尔(Sèvre)一个特殊的房间中,并被重重“控制装置”所包围:相同的复制品会被用来作为是否会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K上的参照。我曾经计算过K什么时候完全消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的消失大概会经历2.4亿年,即地球年龄的一半。我们可以想象在遥远的未来,一个没有任何东西的美丽钟罩代表着准确的一千克。我们开始思考作为标准的潜在候选对象,比如考虑在一个钟罩里放一只标准的猫。这让我们进一步想到一个柏拉图理想国式的博物馆,在那里,理念的形式将被储存:一只理想的猫,一辆理想的自行车……

 

柏拉图式的猫


肯特里奇:正如你所说,这个失败的房间仍然值得去做。一个柏拉图式实物的钟罩展、柏拉图式的咖啡壶、柏拉图式的猫、柏拉图式的打字机,这仍然可以被做出来——开个玩笑,但是这仍然是对存在完美参照物的观念的反驳。发现柏拉图式理想的千克绝非完美,这是一种解脱。在我们的对谈和策划的整个实验中,基本上来说,主要在于我们是否唤起了一个抵抗时间的观念,以抗拒人们在一瞬间之所见?最终,这个问题会变成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以及我们对其抵抗的徒劳。它变成一个有关遗憾的作品。当人们在最后的场景中进入黑洞,一个问题产生了:这是一个进入黑洞时的死亡舞蹈吗?这是一个缓慢的死亡队列?即使是在距离完成期限还有一个月的此刻,这些问题仍然将在空间中被检验,我们将不同的元素放置在其中,并最终将它们形成一个整体。毋庸置疑的是,最终的意涵只有在作品完成时才能明晰,在那个我们无法再改变它的时刻。

 

加里森:所有关于世纪之交的科技的一切,都是一种死亡的纪念:黑白情节剧、剪纸、大型机械、气动管道。我们通过无数次的检验发现了一些东西。一件关于时间的作品,本身以时间为基础,这很贴切——这是一个发生了大约30分钟时长的事物。我希望在作品中呈现一个时间混杂的结合系统,事件同时发生,很难将它们单列出来,很难去调节,并且引导影子(silhouettes)的最终行进走黑洞。当一个物体落入黑洞中,是否还有一些最后的痕迹留给我们?当事物终结时,所剩为何?

 

肯特里奇:这次的谈话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我对相对论的前史很感兴趣,我们相遇是因为你曾经研究过爱因斯坦的钟和庞加莱(Poincare)的地图,这些问题总是和一个话题相联系,但它是开放的。我还不确定这件作品最终会表达什么,但这并不表明它无话可说。

 

加里森: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去做一件简单的、科学上精确的艺术品,或者一个科学图解,这一点至关重要。从我们两年前的第一次谈话开始,我们立刻投入到一种激活的、象征的方式去看待我们对抗时间的客观存在的本性。在某种程度上,时间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生命同死亡的对抗,困扰着我们的对记忆的希冀、对死后存活之焦虑。然而,这大量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与管道泵送气体、时钟发出信号、身体与音乐的节奏密切相关。这些不可能的结合似乎唤醒了我们:我们在经历这个世界时完全融入其中,以及人类天性中的全然超脱,这些思考促使我们前行。



(本文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文献翻译与研究”课程成果,翻译版权归译者所有,此为初译稿,纸媒尚未发表,欢迎交流。)



注释:



[1]原问标题为“DUCK SOUP/PUOS KCUD”,为美国著名喜剧影片《鸭羹》,主演为美国著名滑稽戏剧组合马克思兄弟,剧中的一个经典喜剧场景是两位喜剧演员面对面模仿照镜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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