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利拍卖2021春拍】禹贡——古稀天子的天朝盛世

此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位于太上皇宫宁寿宫中路颐和轩后层殿内西间北风窗上的【清乾隆 “归政图于此息休”贴落】上也钤盖有此宝玺，与一枚“犹日孜孜”相组。此匾为木框，面为红色洒金笺纸，上为乾隆御笔亲书的《颐和轩题句》，后落“戊申新正御题”，可知此匾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稽诸史籍，“自三代以下帝王年逾七十者：汉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凡六帝”。但在乾隆帝看来，其中前面四君均是不足为法的，余下的元世祖忽必烈和明太祖朱元璋虽为创业之君，于国于身皆有建树，但仍不乏“礼乐政刑有未遑焉”的遗憾，而把他自己看成是千古之中唯一年登古稀的英明君主。于是，便镌刻了“古稀天子之宝”以纪念之，并作《古稀说》云：“余以今年登七袠，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其次章即继之曰‘犹日孜孜’，盖予宿志有年，至八旬有六即归政而颐志于宁寿宫。其未归政以前，不敢弛乾惕。犹日孜孜，所以答天庥而励己躬也。”可见此时的乾隆帝相当明智，虽自负却不自满。

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年乾隆七十万寿，做碧玉交龙纽“八徵耄念之宝”“古稀天子之宝”，共贮一紫檀木宝匣，宝四周分别阴刻填金乾隆帝御制《八徵耄念之宝记》及《古稀说》，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藏。

“夫由斯不自满，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为敬天之本，必益凛且明，勿敢或逾也。以是为法祖之规，必思继前烈，而慎聪听也。”他要做到“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这才把“犹日孜孜”作为“古稀天子之宝”的副章相配使用。透过这方“古稀天子之宝”及其产生的背景，恰好反映出乾隆帝那种壮志未泯，雄心未已，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

尽数历代帝王，对中国艺术品有着深入骨髓的热爱，且至今还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皇帝，恐怕非清高宗弘历莫属了。作为一个诗作高产的帝王，其四万余首御制诗中，对书画和玉器的题咏占了极高比例。乾隆更是将书画与玉器这二者结合，本次春拍一件【青玉填金王献之《中秋帖》暨《洛神赋十三行》插屏】，便是这一奇思妙想的完美产物。

乾隆帝在养心殿度过了六十四个春秋，创立了中国皇朝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清代皇帝无不写得一手好字，乾隆帝亦是如此，毕生收藏和临写历代名迹，“三希堂”即是乾隆留下的最明显标志。乾隆十一年（1746），他把日常居住的养心殿西间辟出一个四平方米小室，用来贮以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件稀世之珍，并取名“三希堂”。按乾隆认为，“三希”有两层含意，一是宋周敦颐之说：“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即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他是以三希自勉，不懈追求。二是“珍稀”，指珍惜三件稀世珍宝。他认为此三帖经上千年治乱兴衰，存亡离合，终荟萃于一堂——“虽丰城之剑，合浦之珠，无以踰此”。为此乾隆皇帝亲自为之撰书匾、联及《三希堂记》。

本件青玉填金王献之《中秋帖》暨《洛神赋十三行》插屏，插屏两面均刻有文字，字内填金。一面为著名的三希堂法帖晋王献之书《中秋帖》的原文，并将原书法上的印章也一并照搬刻琢。左有唐代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张怀瓘书写：“神韵独超，天姿独秀”及“乾隆宸翰”阴刻篆书方玺。再左有乾隆帝写于法书《中秋帖》上的行草跋文：“大内藏大令墨迹，多属唐人钩填，惟是卷真迹，二十二字，神采如新，洵希世宝也。向贮御书房，今贮三希堂中。乾隆丙寅（1746年）二月御识。”下有“乾”、“隆”圆方二玺。反面阴刻填金字，为王献之书《洛神赋》遗留下来的部分石刻拓本《十三行》。其两面通体饰以金彩。玉版集王献之行草书、楷书最享负盛名之两件作品于一身，并钤“三希堂”印章，身世不凡，当为乾隆帝三希堂所藏。

插屏四周，阴刻几何拐子龙纹间花草纹带，花草纹以细阴刻线雕琢，而拐子龙以宽粗的线条形式穿插于花草纹内，因纹饰带最后需填入金粉，故而拐子龙纹饰内均被短阴线划毛，这样可以保证填入的金粉不至于脱落。插屏正面的《中秋帖》大字也采用这样的雕琢方式。

此件插屏正是以《三希堂法帖》中的《中秋帖》为原版，与刻石一样，以勾勒摹刻的形式将《中秋帖》刻于玉版之上，法帖中所钤印章也一并刻琢出来，朱文印章以阴刻印文表示，白文印章以减地阳文表示。更为精巧的是：因法书上的印章都是后钤盖在书法字迹之上，而玉器的雕琢是减法的艺术，为表现这一先后顺序，此块玉版的书法本字和印章需要事先规划好再进行雕琢，尤其是字与印文重迭的地方，字虽阴刻，但重迭处却需留出阳文表现印章线条，即使原本是阴刻的朱文印，在与字重迭之处也要事先雕琢出阳文边框。由此可见，在雕琢之前勾勒临摹好书法作品和玺印后，为忠实于原作品上的每一个细节，玉雕匠人们是怎样小心的处理先后关系，用阴刻、减地阳线不同的手法雕琢细节，以期完整形象的展现真实书法作品的全貌。

本品为乾隆时期造办处玉作所制，整器质地清润，厚重有力，刻工精细，用料奢靡，皇家气息浓重，与苏富比香港2003年春拍编号23拍品“清乾隆 御制玉雕快雪时晴帖插屏”属同类器（参见《香港苏富比三十周年》，页323，图368），玉版右上角均刻有“三希堂”印记，区别于《三希堂法帖》，由此证明此玉版曾收藏于三希堂之中。

由于乾隆皇帝雅好古物，每当发现一件珍贵文物时，他总要题诗或钤印，并亲自组织人员制作不同形式的“复本”，以供其欣赏把玩。此件玉版集王献之行草书和楷书两件书法于一身，足见乾隆帝嗜古成癖，热衷翰墨之雅事。

在清宫，印章是十分重要的文房用品，它和帝后的日常文化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展阅御府书画，钤于其上的林林总总的各式帝后印章显示出它们各自流传的经历，观摩之余，确能给人一种别样的享受。环视宫中殿宇，鲜活的帝后印章遗迹更是比比皆是，它们与众多的牌、匾、联、额一起，构成了宫殿建筑室内外装饰装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玺印及其使用遗迹广泛分布于各类宫廷文物之中，成为宫廷收藏的重要鉴别依据。尤其是乾隆皇帝，一生刻制了大量宝玺，或用于御笔书画的钤盖，或用于书画和典籍的鉴藏标识，成为此一时期宫廷文化繁盛的重要物证。其中有一类通用小玺，它们基本上制作于乾隆早期，形态多样，印文多为吉祥词句或成语，使用频率很高，并且继续被后来的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所使用。此方“与民用勤”小玺就是其中之一。

此玺寿山石质地，方形印台，上部圆雕马钮，通高4.5厘米，印面1.85厘米见方，印文为阳文“与民用勤”四字。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嘉庆宝薮》和《道光宝薮》中都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材质的形制、大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宝薮》的著录一致。将三帝宝薮对比，其印面残损过程十分清晰，状况也与此方实物相符。应为乾隆皇帝的御用小玺。

爱民勤民的思想主张始终贯穿于乾隆帝一生的社会实践之中，正因为如此，将反映这一思想的“与民用勤”作为玺文，刻成小玺，用以自勉自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此玺虽小，却是乾隆帝一生爱民勤民实践的真实体现。

此玺用质地温润的寿山石雕制，其石底为黑色，间杂灰白色冻石，使整体呈黑灰色，并非清代寿山石印材中的常见品种，在皇帝宝玺中也很少被使用。印体规整，上部圆雕马一匹，呈半卧状，后腿蜷曲于身下，前腿支撑身体，马头微昂，回首斜看后方，神态自若。所雕之马体态丰腴，筋骨遒健，鬃毛细腻。尤其是利用了石质天然的颜色，将马腿、马蹄部分用深颜色表现，自然生动。显示出雕刻者较高的工艺水平。

根据《石渠宝笈》等书的记载，此方小玺经常钤用于乾隆皇帝的御笔书画之上。按照时间顺序，至少有乾隆8年御题《永瑢、永璇、永瑆、永琰书盛京诗》卷、乾隆9年御题《唐岱沈源合笔画圆明园四十景》册、乾隆10年《御临王宠出师二表》卷、乾隆12年《御临李公麟画女史箴图》卷、乾隆12年《御临赵孟頫书麻姑仙壇记》册、乾隆14年《御临赵孟頫书画》册、乾隆30年御题《平定准格尔告成太学及勒铭四碑》一轴、乾隆32年御笔《创业守成难易说》册、乾隆40年御题《钱维城画山水》册、乾隆41年御题《平定金川五十功臣像赞》卷、乾隆43年御题《兰亭八柱第六》卷、乾隆44年御笔《创业守成难易说》册、乾隆46年御题《烟云集绘》册、乾隆47年《御临王宠仿晋唐法书》册、乾隆47御题《盘鉴图诗》卷、乾隆56御笔《回疆三十韵》卷等作品上面都钤有此方小玺。另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珍陶萃美》册中“宋定窑蟠龙碟”页、乾隆30年御题《棉花图》册中也钤有此玺。应该说，此方小玺也是乾隆皇帝御用小玺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方。

——引自郭福祥

《关于乾隆皇帝的“与民用勤”小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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