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发表于雅昌,作者王薇,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原文链接。
当人们谈到1980年代中国具有前卫精神的艺术创作,总是习惯性地将其置于85新潮的语境及实践之中,进而忽视了存在于这一期间远为丰富而复杂的创作现象及其背后的历史成因与思想溯源。由刘鼎、卢迎华策划,正在中间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巨浪与余音:重访1987年前后中国艺术的再当代过程”将1987年作为一个可被问题化的时间节点,力图通过一系列作品及文献重现80年代中国艺术实践的激荡现场。

厦门达达,发生在福建省美术展览馆内的事件展览,1986年创作,2020年复制,装置,由厦门达达成员林春协助北京中间美术馆复制
对1980年代艺术创作的研究与呈现在展览中并非是断章取义的,而是被置于历史发展的前后关系之中。无论是“浮动中的个体经验”部分中所展示的自60年代起艺术家们为争取更多创作空间及自我表达而诉诸的话语与行动,还是“语言纯化“的两个音区部分中对五六十年代及80年代艺术家、理论家围绕形式语言所展开的持续论述,抑或在“现代派的复现与激变”部分中对20世纪早期带有现代主义风格实践的艺术作品的呈现,均提示了80年代艺术现象产生所经历的自身历史铺垫。

展览子章节“‘现代派’的复现与激变”
值得注意的是,展览在复述、总结80年代艺术实践种种脉络、现象的同时,亦不时提出自身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及必要的补充。例如,在对“新现实主义”的作品呈现中,策展人在引用高名潞对这一概念定义的同时,亦将带有哲学倾向的“理性绘画”与表现直觉、生命意志的作品纳入到这一类型之中,以一种超越风格的、更为宽泛的视角对其进行观察与解读。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将80年代的种种前卫艺术实践视为对西方的学习,但“巨浪与余音“则显然将这一时期艺术创作的视觉来源进行了更为丰富的表述与展示。如果说劳森伯格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触发了此次展览复制的厦门达达的后现代主义实践,那么在“写生第二自然”中所呈现的诸多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符号的作品则指明了彼时艺术家们探索的另一种方向。而该单元中展示的一件在媒材及元素方面皆运用了中国元素的劳申伯格的作品,则颇具意味地提示了一种双向的连接。

罗伯特·劳森伯格,丹心,1982,纸本综合材料,78.5 × 109 厘米,由秦剑君夫妇惠允
事实上,1987年前后所浮现的一些艺术实践显示出颇为激进的特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对新潮美术的自反。在展厅一层呈现的发生在1986-1987年的四个激进案例将彼时成立于广州、杭州、上海、厦门的四个艺术小组带有虚无主义特质的实践以并置的形式加以展示。这些在艺术边缘的试探不仅意味着自我挑战,亦显示出一种打破新潮美术已然形成的秩序的意图。

展览现场
展览将1987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不仅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的思想状态从彼时的多元并存向体制化的转变,也意味着诸多艺术实践者在80年代中早期经历一系列探索之后,方向性的逐步确立及个体表达的日益显现。这为研究80年代艺术创作提供了一个具体而新奇的切入点。通过对这一时期多元实践的系统梳理,展览在复盘的同时亦提出了自身的创见,从而使观者更为清晰地认知历史与当下的内在关联。

文:王薇(撰稿人和《798艺术》的资深编辑)
图:中间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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