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神探曹宝麟｜没有米芾，宋代在整个书法史的光华定会大大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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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宝麟，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其精研米芾，博涉颜鲁公、苏东坡、黄山谷诸家，其书法自成一格。出版有《抱瓮集》《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中国书法全集·蔡襄、米芾卷》《中国书法全集·北宋名家卷》等。
当一个新一统的王朝在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时候，其文化的复甦，必然迟于政治经济的中兴，这似乎是历史的规律。经过五代半个世纪的干戈扰攘，赵匡胤代周而起，建立了宋朝（960年），但将最后一个割据的北汉纳入大宋的版图，真正臻于四海混一，却已到了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书法，也只有在人心安定之后，才会重新产生兴趣。《阁帖》刻成于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然而，仅就后来被米芾认为遣憾的一件事情，便足以说明其时书法已衰陋到何等地步了：“太宗皇帝借其（指驸马王贻永）藏书模《阁帖》，但取郗愔两行，余王戎、陆云、晋武帝、王衍及此谢帖（指谢安《八月五日帖》）、谢万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模版。”这当然是痛心于主其事的王著目鉴低下，优劣尚且不辩，更何论真赝了。但即使是如此质量的法帖，亦唯勋戚显宦才有幸获赐，那么其复兴书法的作用，在一般士大夫中就很难奏效。于是，被米芾深恶痛绝的“趣时贵书的习尚就在朝野蔓延开来。欧阳修无愧起文之衰的骁将，忧患于时弊的严重，他叹道：“余常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朱弁《曲洧旧闻》卷九说出了“非皆不能，盖忽不为”的原因，他说：“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闻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本朝此科废，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也。”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也说：“国朝不以书取士，故士亦鲜以书名家。”欧公所谓“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之中，不言而喻当有蔡君谟，但即使被推为独步的他，哪有才力从唐人的唾余中挣扎出来呢？赵构《翰墨志》云：“书学之弊，无如本朝，作字真记姓名尔！其点画位置，殆无一毫名世。”无疑即指这个建国虽已百年而书学依然萎靡的时期。百年必有伟人出。自苏轼、黄庭坚、米芾三杰崛起，继絶开往，宋代积弱的书坛才出现了新气象。其中米元章以超人的天分、淹博的学识和卓絶的勤奋，为自己赢得了万世不祧的地位。可以说，宋代若无米襄阳，其在整个书法史的光华定会大大地逊色；后世若无米襄阳，其谈助的齿颊之间，恐怕也会淡而无味了。米芾(1051-1108年)，四十一岁前名黻，字元章，别署火正后人、鹿门居士、襄阳漫仕、海岳外史等，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中年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故又称吴人。其母阎氏曾为英宗高皇后接生哺乳，以此旧恩，元章幼年得在京城度过。相传米芾五世祖是宋初的武臣米信，但米芾本传只云“其先以武干显”而未指实爲信，元章书迹既不避“信”字，也从无一处炫耀此事，所以这个本出奚族的大将即使是其远祖，米芾恐也不会承认。然而米芾的“冗浊”的出身，却在本不怎麽注重门阀的宋代备受歧视。杨万里《诚斋诗话》云：“润州大火，唯留李卫公塔、米元章庵。米题云：‘神护卫公塔，天留米老庵。’有轻薄子于‘塔’、‘庵’二字上添注‘爷’、‘娘’二字，元章见之大骂。轻薄子又于‘塔’、‘庵’二字下添‘飒’、‘糟’二字，盖元章母尝哺乳宫内，故云。”按，“塔飒”、“庵糟”都是联绵字，因声求义，形体不常。“塔飒”又作“塌飒”、“塌撒”，意爲拙劣；“庵糟”又作“腌臢”、“肮脏”，不言自明。暗中作弄倒也罢了，但直到作礼部，还被御史攻击为因出身不好而不当此选。这就说明，元章终其一生都未能摆脱这可怕阴影的笼罩。他在许多地方表现出双重人格，忽而出奇的狂傲，忽而无端的谦卑，有时莫名的慷慨，有时异常的吝啬……不能说没有心理创伤的巨大影响在。然而，我们同样也不能说米芾没有凭借这层特殊的关系而捞到好处。元章二十一岁，“既冠”，神宗（高后所生）便立法让他入了仕。《宋史·神宗纪二》：“熙宁四年十月，立选人及任子出官试法。”元章为任子，即有父荫者。这似乎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元祐年间，高太后垂帘听政，米芾仕途比较顺利，即使从雍丘去任，他也还能以县令的身份监庙食禄，这都是异乎寻常的待遇。元章表面上似乎与以吕大防为首的旧党关系密切，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吕是高氏倚重的宰相之故。如果由这一现象而说元章有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那倒是冤枉米芾了。米芾的一生，贯穿始终的即是官场间的政治斗争。青年至中年是变法并延续为党祸，晚年则是曾蔡倾轧。米芾是小人物，他自称“不入党与”，与其说是不感兴趣，还不如说是无力参预。但他和各派政治力量的亲疏去就关系，无可避免地给他宦途带来不利的影响。他在残酷的现实中逐渐总结出一条经验，那便是“庖丁解牛刀，无厚入有间，以此交世故，了不见后患”这二十个字。元章是深识化不利因素爲有利因素的，自己虽无厚度，但肯綮之间是有缝隙的呀！只要有利器，那麽真可恢恢乎游刃有余而不受损害。然而，我们从这自鸣得意之中，只感觉一个仰人鼻息者的难言之隐。元章“交世故”的利器，最有效的即是他的絶技——书画。当时上至皇帝王公，下至外戚宗室，都酷好此道，即是目不识丁的高后之侄高公绘，也藏有不少名画。米芾爲他所藏韩干马作《天马赋》，恐怕巴结的动机爲多。以后只须是权要，他一概可用书画作敲门砖而登堂入室，踞为上席。元章从长沙远归后，在谙宰相中，除了蔡确、司马光、吕公着等少数人外，历朝相府无不有他的履迹身影。群臣之中，他与旧党的苏轼及其门人故吏黄庭坚、秦观、晁氏昆仲、张耒、王诜、李之仪、刘季孙、蔡肇、龚央、陈师锡、陈瓘等，与新党的吕惠卿、林希、沈括、谢景温、许将、蒋之奇、陆佃、曾肇、邓洵武、周穜、王漠之、涣之兄弟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交游，而他舆这些人的往还，大多数是以书画作为媒介而见诸记载的，这就无怪元章要矜爲得计了。老米取容于人的第二个招数是畸行诡迹和奇谈怪论。当然也得承认，他的颠有一半是出于天性。例如周煇《清波杂志》卷一一云：“一日，米回人书，亲旧有密于窗隙窥其写至‘芾再拜’，即放笔于案，整襟端下两拜。”无人在场而如此，非自然流露而何？但另有一半却是饰于伪装。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奇装异服。他戴高帽，着深衣，全然“不用世法”，虽被友朋讥为“活卦影”而不顾，他是唯恐别人不注意他的。其好友张大亨竟誉之为“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说明他确知道自有识者会报以青睐。元章也熟谙视听二字缺一不可，所以他经常出语怪诞以耸动众听。不过他终以不谈政治为限度，在雍丘得到教训以后，他不敢再违背“重缄议法口”的诺言了。惠洪《冷斋夜话》卷四云：“米芾元章豪放，戏谑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有书名，尝大字书曰：“吾有瀑布诗，占今赛不得。最好是一条，界破青山色。”人固以怪之。其后题云：“苏子瞻云：此是白乐天奴子诗。”见者莫不大笑：”赵构《翰墨志》记载一帖更发噱：“承借剩员，其人不名，自称曰张大伯。是何老物，辄欲为人父之兄？若为大叔，犹之可也！”老米的手段，已不下今日相声的“抖包袱”。其喜剧效果居然引得皇帝也忍俊不禁，那么他的预期目的也就达到了。元章的所有伎俩中最使人难以忘怀的，恐怕就算是洁癖了。洗手不用巾拭，相拍至干之类的事，为宋人所津津乐道，但其“不情”，也有露馅的时候。庄绰《鸡肋编》卷上云：“其知涟水军日，先公为漕使，每传观公牍，未尝涤手。余昆弟访之，方授刺，则已须盥矣，以是知其伪也。宗室华源郡王仲御家多声妓，尝欲验之。大会宾客，独设一榻待之，使数卒鲜衣袒臂，奉其酒馔。姬侍环于他客，杯盘狼藉。久之，亦自迁坐于聚宾之间，乃知洁疾非天性也。”像庄绰这样刻薄的人，到最后也还不免笔锋一转道：“然人物标致可爱，故一时名士俱与之游。”由是观之，元章的佯狂，在有权有势者眼里即使出格过火，但只要像淳于髡、东方朔那样谐不伤雅，正是他们无聊的生活中最为需要的。老米毕竟工于心计，然而智是“圆”了，其行却显得不那么“方”。鉴于他既要养家活口，又想买字苦学，故对于这样一个有局限的历史人物，我们只能报以凄然的一笑。如果说老米是整日价装疯卖傻、插科打诨，那就错了：他何尝没有正常人的真情实感和正直人的古道热肠？他在雍丘的所作所为，即使称不上可歌可泣，也足以改变历史对他的偏见的。请看：“白头县令受薄禄，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无术告朝廷，监庙束归早相乞！”（《催租》）这样沉痛的诗句，哪会出于全无心肝的人之口？若是墨吏恶胥，是宁肯盘剥百姓也要邀功请赏的，他们断然不屑一顾濒于绝境的灾民死活。但元章心中的秤杆显然偏向哀哀无告的农民。这样一来，他反而无所适从：一边是拿他薄禄的皇帝，一边是爱当如子的黎庶；皇帝固然不能欺罔，黎庶又怎忍以刑威逼？在上书宰相、奏劾监司等一切努力都失败之后，他最终只能与昔贤挂冠解组殊途同归了。倘若说“庖厂解牛刀”的憬悟是以后混迹官场的护身符的话，那么下面这篇《座右铭》应该刻上雍丘壮举的纪功碑——“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翔而后集，色斯举矣。”（《宝晋英光集》卷六）我相信，此铭以及文集卷八所收的《到任榜》、《六顺晓示》，都应作于雍丘之时。《到任榜》有“饥荒则赈济缓急，阙乏则借贷与钱粮。百姓无对本加倍利，无流移乡土，而衣食给足一一国家不以张官设吏，收给为劳。有凶岁倚阁赦放之恩，是隐恤百姓德泽甚厚……”等语，元章最终以自我放逐来向百姓逊谢未践宿诺之罪。单就这一点来说，老米已可无愧古代《循吏传》中的先哲了。绍圣以后，元祐旧党无论朔、蜀、洛三派贬谪殆尽，朝端已基本上没有正人君子。米芾经过三年闭门思过，复起为涟水军使。这时他就聪明多了，不再像雍丘那样愚直狷介，也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宋稗类钞》云：“米元章守涟水，地接灵壁（今属安徽），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字，入室则终日不出。时杨次公（杰）为察使，知米好石废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付公，汲汲公务，犹惧有阙，那得终日弄石？’米径前以手于左袖取一石，其状嵌空玲珑，峰峦洞壑皆具，色极清润。米芾举石宛转示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殊不顾，乃纳之左袖。又出一石，叠嶂层峦，奇巧又甚，又纳之左袖。最后出一石，尽天划神镂之巧，又顾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忽曰：“非独公爱，我亦爱也！’即就米手攫取之，径登车去。”幸亏来按察的同病相怜，否则元章因此丢了乌纱也未可料。他做诗颇为得意地对薛绍彭说：“部刺不纠翰墨病，圣恩养在林泉乡。风沙涨天乌帽客（谓薛），胡不东来从此荒？”（《书史》）一己逍遥，尚嫌冷清，最好是呼朋引类，把臂入林。从书札中得知，被元章邀到涟水的还有林希、蔡肇、陈觉民等人。此辈皆是朝廷命官，尚且可以如此散诞，由此看来，元祐年间终 究还讲一些风纪。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元祐中，陈正字无己（师道）为徐州教官，亦擅离任至南京别东坡先生，谏官弹之，亦不加罪，祖宗优待文士如此！”涟水为军州，时废时置。在天下太平之时，这种名义上的军，其实只同县。元章一生三次出为军使，自非偶然。或在皇帝意中，这样玩忽职守的人，给他个“陋邦”尸位窃禄，不也正能体现朝廷优贤养士的“圣恩”么？今天留下的米芾手迹，书于涟水的最多，草书已经多年未习，至此又旧业重操，这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元章的“无为而治”，当然大受乡绅地主的欢迎。李之仪有信云：“某上启元章涟水使君节下……南来者一口交誉，谓自过扬子渡，行路无不咨嗟颂咏，每道及公名姓，则以手加额上，不谓至此而犹未还召，其势亦不能久矣，更希善爱以对之！”又一书云：“近见子鲁曾公书，道公学术高明，政事亹亹，挽之不断，企仰何及！”（《姑溪居士全集》卷二一）到了光绪年间孙云锦所编《淮安府志·仕迹》，竟说：“米芾知涟水军，用文雅为治，尚礼教，祛淫祠。任满之日，归橐萧然，图书之外无他物。偶值风浪，作诗矢（誓）神，即止。”则除了“咨嗟颂咏”外又加入神话色彩了。既识个中奥妙，那么这种阿谀，终近肉麻可鄙。米芾在涟水曾写遇一首《狱空行》（《宝晋英光集》卷三），向上司楚州太守唐领表功。狱空，意谓无人犯法，治下清晏，但这种把戏往往虚诳，犯人被藏匿转移即是故伎。但我终竟还不忍怀疑元章，因为涟水去雍丘到底只晚几年，他似不至于堕落得如此迅速。如果“任满之日，归橐萧然”尚堪置信的话，那么他在涟水的三年，尽管已成昏官，幸亏还不是个贪官！元章生命的最后十年，已如下坂之轮，越滑越快，愈陷愈深。因已有专文论列，不翻陈账可也。至于米芾的宦历，他在当礼部员外郎被劾时争辩说：“在官十五任，荐者四五十人，”但任何一书都没有讲全过，有的甚至仅列的几任次序也误。现梳理如下：如果到书画博土时为十五任，那么可能他不把监洞霄宫计算在内，因为他任无为军自称为“复官”。由于后世称元章为“米南宫”，南宫即礼部别称。有的书说元章未入拜而弹章已上，因被白简逐出。然而元·周密《云烟过眼录·天台谢奕修养浩斋所藏》（卷下）中分明记载了“尚书礼部员外郎米芾审定”的《辨印帖》，可证此说乃属耳食。所以在其宦迹中理应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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