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鸿十四年——徐悲鸿1934至1948年的艺术丨中国嘉德2021春拍

《独立》旧藏者芦芒

是幅《独立》作于1936年，徐悲鸿自题曰“危亡之际”。是年距9•18事变已过5载，而国民党政府于日本渐增之侵华野心视而不见，反行“攘外必先安内”之谬政，罔闻外敌大势。徐悲鸿既忧患国事之危，亦对当局作为满腔愤懑，他以笔为武器，曾多次撰文作画标明主张，抒发胸中块垒。是年春天，徐悲鸿拒绝为蒋介石画像，于春夏之交被迫离开南京；8月，他在南宁《民国日报》发表《白副总司令艳电书后》全文数千言，大骂一贯宣扬所谓“礼义廉耻”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是“无礼、无义、无廉、无耻”，是“媚日军阀，狼子野心”，忧愤之情溢于言表。而受此影响，徐悲鸿甚至被迫辞去中大教职，避赴广西。于此时所作之《独立》饱含了徐悲鸿爆发于静默之前的满腔愤懑。

签条

是幅于荒寒草原上写回首立马一匹，画面中充斥着“苍茫天地”之感，马的眼神里流露出落寞与悲愤，充满了如雕塑般强大的力量感。徐悲鸿的马既有西方绘画中的造型，又有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融中西绘画之长於一炉，笔墨酣畅，形神俱足。马的颈部和腹部画家以软毫笔着浓墨一笔勾画，马的鬃毛和尾部在运笔施墨上落笔有神，奔放处不狂狷，精微处不琐屑，毫无凌乱之感。其虚实相间的笔触，干湿互衬的墨气，表现出骏马入骨之神髓。

本幅左下钤“芦芒鉴赏”朱文印，包首又见“徐悲鸿墨马。一九五六年收藏。芦芒”题字，以此可知，此幅原为芦芒旧藏。芦芒，原名李衍华，字福荣，又名李洵，笔名芦芒，上海人。1939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任作协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秘书长和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组长、上海文联理事及《上海文学》、《收获》、《萌芽》杂志编委等职。芦芒是作家、诗人、画家，其他主要作品有诗歌集《东方升起朝霞》、《奔腾的马蹄》、《芦芒诗选》，《芦芒歌词选》以及《芦芒画册》等。由其作词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等，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独立》在1956年由芦芒收藏，33年后在港岛释出市场。又经32年，此番《独立》重现嘉德春拍，试看此匹神骏再归何处。

卢绪章小像

癸未，徐悲鸿时年四十九岁。是年，他仍居重庆磐溪，除尽心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之外，又于西南各地举办多次联展、个展，并有多篇学着刊行。办学顺利，数个画展亦大获成功，刊行之学术诸篇反响热烈，徐悲鸿心绪顺畅，是年创作颇丰，无论赠亲友后辈，亦或自玩笔墨俱皆精彩。是幅《奔马》即作于癸未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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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马》为我国外贸先驱卢绪章旧藏，系由卢先生后人提供。卢绪章（1911-1995），上海广大华行创办人，是中共秘密战线地下经济工作重要人物，解放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其曾任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被认为是中国对外贸易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徐悲鸿笔下马的形象，在四十年代有了质的飞跃。在此之前，徐悲鸿曾远赴印度大吉岭，一路上山地崎岖，骑马前行。细心的画家有了仔细观察马匹的机会，既抓住了马匹运动时的动态，又捕捉到了运动中马的神态情貌。四十年代之后的奔马作品，脱去了原有静物写生的范本，凭添了画面的动感。纵观悲鸿先生的奔马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达着的是画家不同的心境与思想。既有 “秋风万里频回顾”的英雄豪迈，也有“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的忧国忧民。画家赋予了笔下奔马鲜活的人物性格，通过艺术形象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

以本幅为例，徐悲鸿探索出大写意马的笔法，驾轻就熟，信笔挥洒，准确地勾勒出骨骼、肌肉的关键部位，用重墨突出刻画头部、四肢、肩、胸、足等传神之处，造型精卓，用笔洗练，体积感、质量感、空间感都意到笔随地显现在墨色之中。焦墨写就的马鬃衬托留白的额头和鼻骨，散开的马尾是画面产生优美潇洒的运动感。

对于徐悲鸿来说，笔墨已是次要的，他多在画中寄寓一种内心的感受，这种感受来源于他这个爱马之人多年对马的观察、写生，来源于对时局的关注，来源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来源于一种在苦难中顽强拼搏的力量。徐氏之马，既是技艺之道，更是神思哲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的安全局势骤然恶化。徐悲鸿几经辗转终于在1942年初回到了阔别3年之久的祖国，经云南返回重庆任教。本幅正写于此年。

马是古人出行、狩猎、征战必不可缺的交通工具，从民间到宫廷，历代画马各有风采。徐氏画马从解剖中来，稿纸盈箧，造型之精准远迈前代，但更可贵的地方在于他给马注入了人的精魄神魂，体现了民族觉醒的生气。画家以重墨勾勒颈部、胸腹轮廓，以突出其肩部、胸部、颈部大块骨骼、肌肉的形状，表现出马的雄健强劲的形象。画家用简单而又有力的线条写出挺直的马腿，徐悲鸿曾言：画马最难得便是画马蹄。徐氏下的马蹄，以墨线勾出轮廓，略施淡墨，以表现马蹄的光亮。马蹄的坚硬有力，全在这一勾一染之中。看似简单，实则需要相当大的功力，稍有不慎则全画皆输，难以挽回。此作通过巧妙的留白，以成马匹肌肉之高光，使画中形象更为立体，更具生气。最后以几笔焦墨挥写，展马鬃、马尾，巧妙地运用飞白的效果，表现倚马东风的雄姿。

徐悲鸿充分发挥传统笔墨于轻重、疾徐、枯湿、浓淡、疏密、聚散所能表现出的艺术效果，而且充分掌握笔墨作为“造型语言”的严格写生、写实的造型性，使两者巧妙地合而为一，标志着中西融合的艺术理论和理想在创作实践中的最高成就。画中仅以几笔淡墨写枯草作背景处理，而以近乎满版的构图和扎实的笔法，塑造出风中立马形象，这种形格实际上也是徐悲鸿自己的精神象征。在他的笔墨中，既是为马写照，更是为中华民族传神。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战机全面袭击盟国在南太平洋上的所有军事基地，新加坡形势危在旦夕。其时，徐悲鸿羁旅新加坡已三年，在海外举办画展，售画筹款汇回国内捐献给国家，赈济抗战时期的难民。他随身携带收藏的金石书画甚多，其中还有不少艺术珍品，运送回国一时难以成行，舍弃又于心未甘，进退维谷，陷于困境。后幸有友人慨然应允将其收藏大部运送回国，他才携带部分艺术珍品从海路经缅甸进入云南。此时滇西也已大军云集，战云密布，徐悲鸿过芒市、保山，跋山涉水，辗转周折，在保山还举办了劳军画展，到大理已是1942年3月。

1942年3月下旬，徐悲鸿出大理古城北门，东渡洱海，从挖色经江股、沙址登上鸡足山。徐悲鸿在鸡足山逗留盘桓数日，下榻于悉檀寺，清早作画，午后览胜观光。此幅《石上大吉》即作于此时。

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写实主义功力浑厚，并且皆蕴藏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时代精神。留欧“面壁”八年，他攻习油画，学成归国，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迷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者融之”的“五字诀”，投入拓展艺术教育和实现其改良中国画的宏愿。

他透过所画的马、鸡、麻雀、狮子等物象，每每皆有寓意，或讴歌与日寇浴血抗战的将士，或表达期望全民抗战的强烈呼声，抒发振兴民族的情感，表现他对民族未来期许的愿望。《韩诗外传》载称“鸡有五德：头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鸡的谐音为“吉”，古人谓能避邪富贵，为大吉大利之禽。徐悲鸿笔下所作的雄鸡气宇轩昂，充满斗志，极尽神态。

此件石上雄鸡，构图简约，只写坡石、翠竹、雄鸡。雄鸡居画面中，一爪提起，伫立巨石上之态，眼神炯炯似弥望觅食，英姿飒爽又富生命的情态。其造型极为写实，虽仅用浓墨几笔挥写尾羽，黑如漆，将雄鸡的形态神气表露无遗；头戴冠，红如火，相辅相成，画面层次丰富。整观此作，虽画幅不大，但笔墨泼辣凝重，纯以水墨之工，表现鸡禽之造型线条，实属难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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