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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利2021春拍丨最大一批林纾亲笔未刊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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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利2021春拍丨最大一批林纾亲笔未刊手稿林纾手稿北京保利遗珍散页水墨款识大师翻译观翻译崇真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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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亲笔译稿遗珍

三百四十六页未刊稿

近代写本

1函4册附散页水墨纸本

书：35.6×24.5 cm 手稿：29.3×2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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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稿款识

从已知最大一批林纾亲笔未刊手稿看大师的翻译观

翻译，如今是一门时髦的职业。如果大学没有翻译课，那会毁了许多少男少女的梦想。创作难，翻译其实更难。翻译是再创作过程，对从事翻译的人来说外文必须好，中文也不能差。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文化修养，翻译这活还真不好干。但林纾从事翻译职业似乎纯属“老天爷赏饭”，他根本不会任何外语，但从《巴黎茶花女遗事》因缘巧合的玩票开始，一部接着一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林纾陆续翻译了213 种国外小说，不但高产而且还叫座，经他翻译的小说无不成为被时人追捧的对象，出版商更是以“林纾所译西洋小说”、“林琴南先生译本”、“林先生所译名家小说”作为促销噱头。他所翻译的西洋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几乎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世人称其为：“林译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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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

这部手稿的作者林纾如果只看他撅着胡子的照片，你会联想到这个在经史子集里泡大的精明小老头。这位老头文凭真过硬，该有的他都有了，二十八岁应童生试中秀才，三十岁与陈衍同年中举人，但他绝不是不闻世事、只钻书本的冬烘先生。他的青年时代，几乎全是大清战败、官府颓唐的坏消息。林纾对时事极为关心，对改造社会抱有极大热情，在北京科考时即参与了公车上书，又组织诗社，创办报纸，有多篇新诗大声呼吁国人奋起。在当时的读书人中，他是属于最激越的人，奔忙于时代前列，被人称为“康党”！他最终被人们记住，却还是因为翻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初夏，林纾因爱妻撒手人寰而郁郁寡欢，几位好友常来找他聊天，安慰他的孤苦之心。一次，朋友王寿昌忽发奇想，提出让林纾翻译外国小说。另一朋友魏瀚也在一旁撺掇，林纾觉得这绝不可能，自己根本就不懂外文，焉能胜任？但王、魏二人劝说不已，提出由他们口译，林来笔录整理。林纾见实在推脱不过，傻傻地冒出一句：“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

这点要求不难做到，于是，三人泛舟来到福建本省的风景胜地石鼓山。柳舟之上，王寿昌口译起一篇法国小仲马的小说，林纾随手持笔记录。于是，影响后世的一部译著在水上诞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泛舟湖上的游玩是常有的，但如林纾这般不经意间开启了自己人生奇异之旅者有几何？

在当时那个时代，还是非常“尚文”，口语和书面语是不可并论的，写文章必须遵从文言规则，像今天我们这样日常口语也能写进文章的做法，绝不可行。妙就妙在林纾是古文高手，后来反对他的人所用的指斥之语就是“桐城谬种”，但那恰恰说明林纾得过真传，精通文言之法，才得以用极为迅疾的笔速与口译者同步，达到了“以曲折生动之笔，达渺绵佳使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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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稿中文言尽量白话语调

林的手稿传世非常少见，当时即便是商务这样的大馆也没有复印设备。排版一般都是用手稿制版，作者随写随排，因此能流传下来的完整手稿就少之又少，以致现存的林纾译稿几乎没有一部是完整。这次保利上拍的这四大本林纾手稿均用颜字行书成稿，笔墨兼参米南宫、苏东坡诸家笔意，故落笔厚重，朴茂丰润；而小字结体紧密，线条沉雄而矫健。加之译稿的多处批改，无意中形成了书法中虚实对应、欹正相依的法则。虽说这只是书家的不经意所为，然正是此中的不经意，却恰恰流露出译写者不同一般的笔墨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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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稿中无新式标点举例

译稿用半文半白的形式译成，其中无新式标点，用旧时断句标点阐译，从译稿文风中，能够明显看到林纾诠释西洋小说所一贯采用的桐城派的“古文义法”。手稿中的特殊标注符号，能看出其“开场、伏笔、接笋、结穴”的文风，这与林纾翻译的成文习惯相当符合，是一部难得的文学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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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稿中特殊标注符号

林纾译稿从来都是以情节取胜，他在《洪罕女郎》跋语中指出：大抵西人之为小说，多半叙其风俗，后杂入以实事。风俗者，不同者也；因其不同，而加以点染之方，出以运动之法，等一事也，赫然观听异矣。盖着纸之先，先有伏线，故往往用绕笔醒之。

这部侦探小说情节的走向，与其上述论断如出一辙：故事从梅丽汤纳的经历写起，把白克探长的破案过程写得涤荡起伏，丝丝入扣，作者把主人公与加尔达这对父子的恩怨情仇用中国古典文言文精彩地展现出来。文稿中的市井风情详细而真切，家庭生活丰富多彩，法庭中的答对精妙绝伦，译文非常符合当“五四”之前中国人的思维和阅读习惯。

手稿从第六章开始，文字修改之处渐渐多起来，有的是作品内容的微调，有的是出版者将文言尽量白话语调，这样间接证实了这部译稿成书于新文学萌芽的年代。翻遍手稿我们不难发现，林纾并不是被动的笔译者，他积极地参与了理解原文的活动，并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对原著的细微之处体会辨析，因而译文委婉曲折，极尽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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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手稿

也许坊间所传林纾翻译时“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这种神乎奇技的场面所言不虚，但从这部文稿中特定的修辞、主谓语转换、甚至文字铺陈方式的取舍来看，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对于文字的处理也是经过反复拿捏、删改，而并非一蹴而就的。比你有天赋的人还比你更努力，正是靠这种天分加汗水的不懈，林纾才能够在当时众多的译者中脱颖而出，成就“译林盛称林琴南”的美誉吧。

在林纾生活的那个年代，中国一方面面临国内政治、文化危机，另一方面面临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一些改革者由于青睐小说的巨大影响力，选择小说作为他们表达政治思想以及教育民众的工具。因此，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是一项新兴而较随意的事业，译者多采取的是删节、添加或改写的办法。事实表明，林纾算得上是一位严肃、认真的译者。由于受晚清时期社会、文化力量和他本人文学观的影响，他也选择了当时盛行的翻译方法。翻遍手稿发现，这部林译是一个文化互动的典型例子。其一，他有意删掉了译文中对女性和有色人种颇具偏见的词句，这是由他的翻译目的决定的。如果他一味地忠实原文，将嘉绅的所谓善行翻译出，会使梅丽汤纳的处境大打折扣，使译文与他的翻译目的及预期翻译效果背道而驰。其二，由于自身的社会环境而删节和改写了原作的宗教内容。但总的来看，林纾迎合了译文读者的政治需求和文学倾向。他的一系列翻译决定了他与教育民众、改良社会的翻译目的密切相关，这就是林纾归化的翻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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