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线上期刊 | 精疲力尽：主体种族化时代中呼吸的政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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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图像、物品以及人际之间的交流在亚洲历史中由来已久，这些交互的历史和多样的交流路径往往被冷战意识形态所遮蔽，并简化为两大冷战阵营之间的对抗。本次专题的约稿延续了时代美术馆于2019年举办的国际研讨会“浮动星图：亚洲内外的跨域交流”中的相关议题，将目光转向那些无法被“后冷战”叙事和东西二元对立所容纳的对象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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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疲力尽：主体种族化时代中

呼吸的政治条件

作者：梁卡林 (Carin Luong)

翻译：冯骏原

在一个仍在发展的黑白电影剧本中，镜头捕捉到一个小混混在阅读当地报纸的头条。“Ông Jean-Luc：tôi thù ông！”（让·吕克：我恨你！）中央的标题这样写道。而我们的反英雄——一个风流倜傥，左眼边有一道月牙形疤痕的越南人——继续念出文章的内容，这是一首彼得·怀特海德的诗。

够了，一个发烧的怪梦，主人公这样想。他把报纸折在怀里，掐灭了烟。眨眼间，他的同伙开着一辆破旧的本田车来了。“他们来抓你了！”搭档惊慌地说，催促我们的反英雄逃离现场。然后是磨人的致敬戈达尔的经典《精疲力尽》（Breathless）的场面——反英雄在一条长长的土路上飞奔而去，穿过一片建筑荒地，屁股上被射入一颗子弹。他的白衬衫变红了。他瘦弱的双腿每走一步都在颤抖。当到达他的避风港和目的地后，他晕厥过去——这是一个仿照巴黎建的空城，一排排联排别墅静静地矗立着。一个名叫玛丽·比阿翠丝·德萨姆（Marie Beatrice Destham）的女人向他走来，她穿着华丽的越南奥黛，戴着1920年代风格的头饰。这个女人是现代版的黄氏世（Hoàng Thị Thế），她宣称自己是中国公主2，从而成为第一批打入好莱坞的越南女演员之一。她用右手拇指指着嘴唇，这个最后的手势给故事画上了句号。

这个扑朔迷离的故事，灵感来自让-吕克·戈达尔的《精疲力尽》中标志性的最后一幕。这场戏描述了主人公米歇尔·波瓦卡德（Michel Poiccard），一个小贼变成的杀人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狂奔于巴黎的街道，直到变得如同电影的名字一样，精疲力尽。波瓦卡德痴迷于汉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那样迷人而又难以企及的人物形象，他的死，是对法国电影，乃至法国文化的一个历史时刻的诊断。1946年后，美国电影的洪流席卷法国，使后者陷入疯狂，法国试图在诱人的、似乎更高级的美国电影背景下，重新定义自己的文化。两种视觉文化的交锋看似在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上的奔跑，而其中一者已经喘不过气来。

我的主人公可能永远不会被搬上银幕。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存在于剧本中那最后一瞬的精疲力尽中，始终存在，却又永远从视野中消失。他的存在是一个“被偷走的图像”3，一种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中的东西，但却构成了当代越南及其过去与未来之幽灵的核心叙事。我甚至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Đạt”，在越南语中是“实现”的意思，尽管他去“巴黎”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这个人倒在西贡的仿“巴黎”的边缘——这是对那座真实城市的模拟。他被定格在一个框架里，且仅仅是一个框架，他的精疲力尽被留给了所有未来的观众——那些继续活着的人，而他将继续死去。以殖民宗主为原型建设的独立越南被证明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可取的，而城市开发商也有效地预期到了这一点，这表明了殖民主义想象模式和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深蒂固。这种对无法实现的、未来时的幸福的迷恋到底是什么？何以人走到了精疲力尽的边缘？这原本只是一个生理上的体验，却被嵌入了一个充满文化意义的隐喻网络之中。

大流行病

呼吸，即呼吸系统吸入空气维持人体运转的过程，在这一前所未有的政治时刻具备了多重意义。在由空气传播的病毒引起全球大流行病的背景下，一个原本自然的过程已经成为一个实时争议的场所。借用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话说，“身体的技术”在人类的原始工具上留下了特定传统的印记。4 如果我们采纳露斯·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的建议，即“呼吸，事实上，相当于人类的第一个自主姿态”5，作为这样一个人生存最重要的身体技术的恰当指称，这种“自主姿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政治化并饱受争议。在全球生命政治的舞台上，“呼吸”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在政治分界线上的争议之地。“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构成了全球范围内一系列宗教政治对话的底色，从上帝赋予的呼吸权到宪法对自由的保护；从对科学原则的坚持到民主的存续。

梁卡林，《看得太多，却什么也看不见》，2020 

档案纸数码印刷，32 x 48厘米

口罩的政治化不仅凸显了呼吸行为中潜在的感染危险，而且也凸显了人类未能就其集体的身体技术达成共识这一问题。事实上，在疫情初期，反亚裔的言论和种族暴力激增。包括越南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之所以能成功地控制感染率，是因为其政权的压迫性和当地民众的顺从性。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关于科学、政治和疾病的论述中，这些亚洲社区似乎成为了一个被种族化的他者，是偏离事件普遍过程的异类，而不是被看成自主的行动者，出于他们自己的流行病经验和类似爆发的历史而行动。因此，这种大流行病揭露了我们意识形态的断层以及仍纠缠人类状况的现存种族主义形式。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种种族主义也存在于对黑人身体的管制中，导致了丧失行为能力，甚至死亡的后果。事实上，“无法呼吸”的境况也反映在正在进行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对话和运动中。“我无法呼吸”，这句在美国遭受警察暴力的黑人受害者说出的令人震惊的直白话语，已经成为反抗针对种族化主体的系统性暴力的宣言。在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后的几个月里，越南及其离散社区中都出现了一场慷慨激昂的辩论，关于亚裔旁观者在维持结构性种族主义中的共谋问题。肤色主义、白人特权、以及对黑人争取承认和安全的斗争缺乏共情等问题，充斥着社交媒体和官方新闻频道的讨论。在拥有特殊记忆和归属感的众多的越南裔社区中——借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说法——黑人的生命是否“值得为之悲怆”？当下这个时刻并不是从历史的空白中走出来的。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政治光谱两边的越南人和美国黑人之间的多个交汇点突出地显现了。关于非裔美国人在越战中的经历和他们对这场战争在政治上的反对，有大量的学术研究。6 然而，如果认为黑人的生命在越南社会各阶层中是显而易见地“值得为之悲怆”，那就忽视了当代越南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事实上，对于警察暴力和针对美国黑人的结构性种族主义，越南人的反应充其量只是含混的，众多越南社交媒体用户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视为一种社会动荡和伺机打砸的借口。但是，“我们”越南人——一个被殖民主义和战争的悸动历史裹挟的民族——是否与美国黑人的斗争相距甚远？

梁卡林，《说得太多，却什么也说不出》，2020

档案纸数码印刷，32 x 48厘米

箱民

对于曾经流动并将继续流动的越南人来说，针对种族化他者的常规暴力并不陌生。如果用一句话可以概括英国埃塞克斯39名越南籍“箱民”的悲剧，那就是“我要死了，因为我无法呼吸”。7 在这起事件发生后，一位来自越南河静省的名叫茶眉（Trà My）的受害者的遗言——现在已经广为人知——成为了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这条信息是发给受害者在越南的母亲的，它不仅呈现了流动人口与家乡亲人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还对维持这样一条危险通路的制度化等级结构和想象模式提出了质疑。西方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没有翻译出来的是，受害者在文字的最后还追溯了自己的家乡。她写道：“河津省干禄县的贫困村庄。”她指出了全球走廊的存在，越南的男男女女通过这种通道穿越到不同的地方，寻找谋生机会。在一个以高速发展傲的国家，这样的谋生机会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这揭示了社会不平等正在扩大的态势。但这一悲剧也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戈达尔在其电影处女作中提出的难题，即殖民主义的遗产及幻想所引发的对繁荣的狂热梦想和追随。就像戈达尔笔下的波瓦卡德，他为了成为汉弗莱·鲍嘉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失去了生命，我的电影中的反英雄在喘不过气的时候到达了一个假冒的巴黎。如果我们以现在时态去经历现实，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酝酿中的未来，或者一个生活应该如何的幻梦（皇家、巴黎、豪华——所有这些地产商的口头禅）去经历，我们是否可以不窒息地活着？

梁卡林，《听得太多，却什么也没听到》，2020

档案纸数码打印，32 x 48厘米

箱民。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个不好的预兆。用一种交通工具来定义一整个群体是什么意思？卡车，就像“船民”中的“船”一样，指的是一种交通工具，它不仅装载着人，还承载着他们的遐思和梦想，以及他们最终摆脱政治迫害或赤贫的希望。在埃塞克斯货车惨案中，流动务工者从越南到欧洲的轨迹包括了沿途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停留。他们的身体穿越了地理、心理和社会经济的多重边界，却只能抵达一个可怕的窒息时刻。在他们的形象中，我们为逝去的生命感到悲痛，因为他们太无畏，不愿向赤贫投降。在他们的形象中，我们看到了将全世界的种族化身体置于危险之中的各种呼应的条件。在他们的形象中，我们抓住了集体哀悼的可能性，即便是为了他人的痛苦。

最后，我想起了黄昆在本刊第一期提出的翻译赛迪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的《维纳斯双幕剧》时的复杂性。我们如何去领会另一个人讲述的历史？把无法呼吸看成是一种只折磨他人——不可能故事的主角、现代种族主义的黑人受害者、梦想破灭的箱民——的状况，这是一种草率的姿态，苏珊·桑塔格会认为，这只会掩盖我们与导致这种痛苦的条件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和共谋关系。8 这并不是要说人类的痛苦可以彻底地被研究和剖析。因为，最后，哈特曼在她的经典文本中坦诚地暴露了对历史上的缺席者——那些无声无息地穿越世界的生命——进行历史研究的困难。此处的任务一直是，以一种最谦卑的姿态，向这些穿越致敬，认识到悲剧的共同语言，它允许创造性的交叉，最重要的是，记住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