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各家，无所不可” ——浅谈金城（北楼）复古印风的形成及其艺术成就

选自 | 《西泠艺丛》2021年第5期 总第77期 |

北京京派书法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书法家协会理事

【摘    要】

金城是20世纪享誉京华的画家、书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和鉴赏家，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画会的早期创立者。他世居浙江归安（今属湖州市），自幼聪颖，尤嗜丹青，书画、金石、篆刻无一不精。目前关于金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绘画和交游上，其书法、篆刻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近年，笔者一直关注他的书法和篆刻，并收集了一些资料。本文试图通过这些资料，结合金城所处之时代背景及其书法与篆刻之间的关系，浅谈一下他复古印风的形成及其独有的艺术贡献。

【关键词】 金城　书法　篆刻

01

引子

2017年，笔者曾撰《从“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看金城篆刻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同年此文收录于人民美术出版社编《翰墨烟云——金城与京派画学社团》［1］一书中。文中笔者结合当时所见金城的书法和篆刻资料，从“印从书出”“印外求印”角度谈及金城篆刻的发展受到其书法的限制，导致他的篆刻创新性不足，形成了一种纯粹的复古印风。但随着近年笔者相继得见金城《可读庐印存》《金拱北印存》及部分散佚篆刻资料，加之正在埋首撰写民国时期的北京书法史和篆刻史，因此对金城家世渊源和艺术成就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并逐渐认识到其印风的独特性。金城之友、同为民国时期北京艺坛领军人物的陈师曾评说金氏篆刻：“纵横各家，无所不可。”［2］此语是十分贴切和精辟的，高度概括了金城篆刻的艺术特点，亦足见陈师曾对友人知之至深。诚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从“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看金城篆刻风格的形成和发展》的增补和扩充，但亦有不少新的材料和见解。据笔者了解，目前还有一些金城印谱和篆刻作品存世，惜无缘得见，因此仅就目前所见撰写本文。

02

关于金城的家世渊源及书法篆刻的研究现状

（一）简传

金城（1878—1926，图1），名绍城，字巩伯，一字巩北，又字拱北，号北楼，又号藕湖、藕庐，室名墨阁、逍遥堂，浙江归安人（今属湖州市）。自幼嗜画，兼工书法、篆刻及古文辞，曾留学英国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归国后任上海会审公廨襄谳委员。曾奉清朝法部命充任美国万国监狱改良会代表，并赴欧洲考察监狱制度。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内务部佥事、众议院议员、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职，曾参与筹设古物陈列所。1920年，与周肇祥等人筹办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并筹设中日绘画联合画展。金城于1926年去世，其子金开藩与弟子多人继承遗志，于同年冬成立湖社画会，创办《湖社月刊》，刊载了金城遗作《藕庐诗草》《北楼论画》等多种。

（二）家世渊源

关于金城的家世，目前可见樊恭煦所撰《皇清诰封奉直大夫中书科中书加四级国学生竹庭金公暨元配冯宜人墓志铭》，其中记：“公讳桐，湖州归安人。……少好读书，家贫不能具修脯，遂弃而学贾。客游沪渎，值中外通商，番舶云集，公谙习各国语言文字，经纪有方，要以诚信为洋商所钦服，又智足以扩其业，广取而节用，薄己而厚人，所获赀财一以济物为务。……兵燹之余，贫士艰于应举，公捐数千金，岁权子母以给宾兴之费。素鄙浮薄，寡交游，苟所款洽，甘苦同之。最喜礼接文士，尝语人曰：‘青衿未服，佻达之风已成，士有敦风义尚礼让者，吾爱之重之以为子弟衿式。’教子綦严，常以先儒语录诸书谆谆讲解，勖以‘读书必先立品，勿汲汲于功名，妄希幸进’。”［3］

另据唐文治撰《金竹庭先生传》载：“金固浔镇望族也，堂曰‘载德’，族人萃焉，粤匪之难毁于兵，先生既以营业致赢，乃规模如旧。……睦姻任恤之外，举凡修桥梁、治道路、掩骼胔、散粟米药饵棺木之属，生平施舍数以巨万计。其尤难者，始终不求人知，故奖叙亦弗及，……如先生者，力能致富，而又善于处富，斯可以富矣。先生讳桐，竹庭其字，有子曰焘，与余善。绍城、绍堂、绍基、绍坊、绍垲皆先生之孙也。”［4］

笔者按：金桐为金城之祖、金焘之父，通过《皇清诰封奉直大夫中书科中书加四级国学生竹庭金公暨原配冯宜人墓志铭》及《金竹庭先生传》略可窥之金城的家世渊源。金桐为南浔望族，少好读书，因家贫故从商，后经商致富，他为人乐善好施，喜接文士，使家乡广被福泽，子弟亦逐渐倾向于文事。

关于金城之父金焘的生平，据陈宝琛撰《清授奉直大夫晋封通奉大夫大理院推事加五级中书科中书金君墓志铭》云：“君金氏，讳焘，字辰三，号沁园，浙江归安人。……幼秉庭训，劬学强识，窥涉宏博。年十六，补郡学生。逾冠，出就缙云训导。满岁，至京师。光绪七年，为中书科中书。是时海内无事，士大夫尚文采，多所鉴拔，君声誉藉甚，旋以亲老乞归不出。……君灼于时变，知举子业不足为，则尽遣子女游学欧美。学成，挈之为环瀛之游。夙览海国译书而絜其政俗术艺，至是悉证之于所见。……故诸子中惟绍城应大理之辟，书画篆刻王公争引重……”［5］

金城之父金焘早年应举业，授中书科中书。金城之祖金桐虽为商人，但重视文教，曾周游于东南诸省，视野较寻常商人宽阔。其子金焘并未继承父业，而是走科举正途，他擅书画，富收藏［6］，且其人亦不迂腐。当金焘感于国事蜩螳，“知举子业不足为，则尽遣子女游学欧美”［7］，可见他眼界不凡，也正是基于此，金城留学于海外，成为早期留学欧洲的士子（图2），为他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以上记载可知，金城出身南浔望族，祖父经商致富，父亲读书应举业，因此金氏家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诗书世家，而是近乎儒商式的家族。祖父的精明、乐善好施及父亲的劬学强识、开明洞达，深深地影响着金城的思想，而他对艺术的理解亦与其家世有一定的联系。

（三）金城书法篆刻的研究现状及新见资料

1．金城书法篆刻的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金城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绘画上，其书法和篆刻似乎并未引起学者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金城以擅画名重艺坛，加之金城书法、篆刻作品传世有限，学者往往重其绘事而忽略了他的书法和篆刻。但后二者也有一些学者曾撰述论及之。据笔者统计，目前谈及金城书法篆刻的论文有：林拯民撰《金城的绘画篆刻艺术》［8］，郑汉印、孙晓涛撰《清末“法学博士”金城及其书画篆刻艺术》［9］。学术专著中提及金城书法篆刻的有：马国权著《近代印人传》［10］、孙洵著《民国篆刻艺术》［11］、王北岳著《印林见闻录（一）》［12］等。金城印谱目前笔者未见刊行本，仅有部分钤印本传世，如《可读庐印存》［13］、《金拱北印存》［14］。另见《京华篆刻家作品选》［15］中收录金城篆刻11方，《印林见闻记（一）》（《北楼印存》［16］）中收录金城篆刻7方，《傅大卣手拓印章集存》［17］中收录金城篆刻6方，北京市文物局藏金城印6方，《故宫藏名家篆刻集粹》［18］中收录金城篆刻2方、《古貌新心—近现代名家篆刻收藏》［19］中收录金城篆刻1方。

笔者现将所见金城书法篆刻见诸论文及专著中的内容做简要介绍和分析：

据林拯民撰《金城的绘画篆刻艺术》中记，浙江省湖州市博物馆藏金城《藕庐印存》为钤印本，其中“收录金城刻印五十三方，其中四十七方均有边款，朱、白文印各居其半，大多为同仁、方家及亲友所刻，自用名印闲章仅四方，为金城于1917年正月至1918年12月所刻。治印取法广而风格多样，有仿三代文字、仿秦印、仿汉印、仿松雪翁法、仿完白山人法等多种，其中尤以仿汉印居多。仿汉印有：仿汉官印、仿汉封泥、仿汉碑额、仿汉铸印、仿汉洗文、仿汉蛮夷印等多种，取法汉印，用功最深”［20］。

郑汉印、孙晓涛撰《清末“法学博士”金城及其书画篆刻艺术》中记：“金城擅长篆书、隶书、行书。受清代书法思潮的影响，金城早期篆书主要是师法邓石如、吴让之一派，从其早期的篆书扇面、中堂创作，可以看出师法吴让之的痕迹。清代以来，取法学习《石鼓文》的书家众多……受时代书风影响，金城的篆书也勤于临习《石鼓文》，其师法《石鼓文》的方法可能也受到了吴昌硕的影响，结字也呈纵势，用笔有刀刻的味道，凝重浑厚，一点一画都有斩钉截铁的力感。……《湖社月刊》58、59册刊印了金城临习唐代孙过庭《书谱》四条屏，款识为‘节临孙过庭书谱，丙寅三月既望，吴兴金城’，应是其晚年书作之一。金城遗存的独立书法作品不多，从其画作上的题款书法的行书、楷书结字特征来看，其当于赵孟頫、王文治等行书上汲取养分。金城又从唐代写经书法、倪瓒书法中取法，损益融会，形成了自家清俊可喜的书法面貌。其行楷书多用于画作署款、日常书信往来。金城隶书墨迹也不多见，从其题‘吴兴金城临’五字款，可知其隶书属于较为规矩一路，有《礼器碑》意蕴。”［21］

马国权在《近代印人传》中“金城”章节云：“初宗西泠八家，居北京后，广师古代玺印，印资益广，陈师曾评金城刻印云：‘纵横各家，无所不可，奇哉奇哉！’推许备至，后以求画者踵接，治印遂鲜。一九一四年，巩伯成《拓印图卷》并题记咏诗云……媵以四诗：‘丁蒋奚黄浙派开，印林今日慨波颓。别裁伪体皈初祖，片片于生手拓来。’”［22］

孙洵在《民国篆刻艺术》中论及金城：“篆刻崇尚汉人法，于汉官、私印涉及甚深。后取法赵之谦，章法颇有画意。例‘斗杯堂’‘孝威之印’，安排有致，密处尽量集中，疏处则留出大片空白，给人以想象余地。力求密不杂乱，疏不松散。其刀法厚重凝练，显示汉印浑厚古朴之气息。”［23］

王北岳著《印林见闻录（一）》中收录有《北楼印存》一文，其中谈及：“前年夏，以陈宽仁兄之介得识袁帅南先生之哲嗣孝俊兄，承以家藏缶庐及福厂老人等印借拓，又以《北楼印存》见示，此金先生独存于瀛员（寰）之孤本，共三十六册，起自民前十四年，止于民国十五年，历二十九年，都五百六十六印，系先生从者于海亭所拓。先生之印宗法秦汉，又致力于浙皖两派，所作醇雅典实，无虚狂之病，款字精整，不失为名家风范。但先生以书画享名，篆刻为其余事，且如此洋洋可观，则前辈之学之博，正我辈所不可及处也……”［24］

以上是目前笔者所见学者对金城书画篆刻的研究成果。林拯民先生供职于湖州市博物馆，得亲见《藕庐印存》，据林先生记印存收录的金城篆刻为其中年（1917年至1918年）所治，惜文中未附图，故此无法详细了解印章的风格。郑汉印、孙晓涛二先生介绍了所见金城书法篆刻的部分情况，谈及篆刻之处参考湖州市博物馆藏《藕庐印存》，此文是目前所见较全面介绍金城书法篆刻的文章。马国权、孙洵二先生，均为研究印学的前辈，马先生擅长收集印学资料，其文谈及了本文引用的陈师曾对金城篆刻的评价并分析了金氏的师法情况，还介绍了《湖社月刊》刊载金城《拓印图卷》的情况。孙先生则是以广博的视野结合金城在绘画上的成就，分析金氏篆刻风格的成因，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王北岳先生早年求学于京城，曾师从于北方古文宗师贺孔才，对旧京篆刻界艺事知之甚详，后渡海赴台，王先生在文中谈及曾见袁孝俊藏《北楼印存》收印章达566方之多，时间跨度从民前十四年（约1897）至民国十五年（1926），达29年之久。王先生与以上诸多研究者相比，生活时代与金城最为接近，且得聆旧京篆刻界前贤教诲，故对金城篆刻的评价颇为中肯。其中“醇雅典实，无虚狂之病，款字精整，不失为名家风范”，似代表了时人对金城篆刻的评价，亦谈到了金城对篆刻的态度——“篆刻为其余事”。

2．新见金城印谱

（1）《可读庐印存》

笔者近年曾见清末金城《可读庐印存》钤印本（图3）。其中收录金城篆刻自用印及其为俞樾、陆恢、张謇、郑孝胥、王震、朱祖谋、陆心源、许鼎、杨继祖、陶濬宣、金绍坊等人刻印约350方，前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俞樾亲笔题序二篇，张謇题签及赠序，高邕、陶濬宣题字、题签，陈兆熊题签、题字，邱含章撰、周廷华书序，内页还钤有“吴兴金坊珍藏印”。笔者按：金坊［25］即金绍坊（金西崖），金城胞弟，现代刻竹名家。据笔者推断《可读庐印存》很有可能为金城赠予其弟，故而弥足珍贵。通过印存可知金城年未弱冠即以擅治印为人所知。由于笔者所见《可读庐印存》为部分内容，未能窥得全貌，故仅将所见题跋誊录并加以分析：

①张謇题字及题跋［26］

题字：可读斋印存。张謇书端。

印章：“张謇长寿”。

题跋：巩伯为治名印，以所作印谱属题嬴秦变古文,八体有摹印。汉律试学僮,令史以最进。新莽颇改作，缪篆用实近。其时丞相侯，将军亭县郡。下及私家章，一一出工刃。钟傅自镌碑，要不试方寸。元始茁新法，……我治五石，兼示尝所应。汉白与元朱，佼佼各自胜。骋足得夷途，安心究归命。博弈未云贤，钟鼎且当奋。稽留于龙泓，漫然足茅劲。张謇。

印章：“张謇之印”。

笔者按：此题跋是张謇为金城所题，无纪年，按题跋顺序来看应作于清末，张謇为金城前辈，晚清状元。从此题跋中可知金城曾为张謇治印五方，张氏在题跋中谈及篆刻的源流，亦可看出张氏的好尚及其对后辈金城篆刻的期许。

②俞樾题跋［27］

题跋：印人之学，至近日益精，而吾浙为尤盛。若龙泓馆丁氏、小蓬莱阁黄氏，冬华室奚氏诸家所刻印，神明乎规矩之中，高者可以上追汉印，余尝谓此真可谓“技而进于道者也”，乃今又得观南浔金氏巩伯可读庐之谱，其所刻诸印，雅而不俗，清而有神，多寡疏密不必排比，停匀而劲拔，娬媚各极其妙，骎骎乎神与古会，即杨王姜赵诸家见之，亦必叹为神奇工巧四者兼备无疑也。此谱传之后世，言浙西印学者，南浔金氏必于印人传中高据一席矣。光绪廿有四年圉余月，德清俞樾书，时年七十八。

印章：“俞樾私印”“曲园叟”。

笔者按：此题跋是俞樾为金城所作，题写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曲园先生先谈及乡贤浙派源流，进而评后辈金城印“雅而不俗，清而有神，多寡疏密不必排比，停匀而劲拔，妩媚各极其妙，骎骎乎神与古会，即杨王姜赵诸家见之，亦必叹为神奇工巧四者兼备”。认为金城可继承浙派之遗风，将前贤印风进一步发扬光大。

③邱含章题跋［28］

题跋：朱青雷宝文君之遗制，佩自随身；龚定庵爱飞燕之镌名，藏思建阁。马长卿玉刻，高凤翰曾传诗话之编；海忠介瓦章，周栎园……推名手。初法浙西之遗老，继摹汉代之形模。巨帙汇成，蔚然振采。序文命作，美矣开编。仆徒知薰芸叶之香，未解刻苕华之玉。溯古文于蠹简，翻《小学考》而识字源；秘俗本为兔园，从《六书通》而知篆隶。印略识四字回环之读，功并无三年刻楮之勤。特请夫俗手摛辞，恐诮夫佛头著粪。勉成弁首，不取谀言。宜如梁处……列入印人之传，是皆文人好古雅士搜奇；有嗜痂癖之同，情续倒好嬉之韵事。然而收藏徒富，镌刻难精。技虽不薄夫虫雕，摹未兼工夫鸟篆也。乾隆中叶，名士如林。始号专家，盛传浙派。蒋山堂笔堪屈铁，黄小松字取藏锋。丁龙泓古朴堪嘉，陈鸿寿劲坚可喜。雕传私印，贵等奇珍。观其体格则带方，察其神气则弥厚。虽较诸汉印未能不著力为工，而超出俗流，尚属用精心而撰。自是而后，迥不如前。订谱虽多，镌文总弱。赵次闲以秀匀取胜，仅悦时人；邓完白以飞舞生姿，遂开别派。风气随时而屡变，正宗不失而良难。金君巩伯，《说文》确守，缪篆兼通。亥防三豕之讹，皋辨四羊之谬。帙翻缥碧，华年尚是。书生文印，泥红艺事。竟士风流，得配钿阁。姬人之作，莫效姜次生任诞长歌会稽太守之词。光绪强圉作噩之岁壮月，归安邱含章序，周廷华书。

印章：“廷华”。

邱含章［29］、周廷华［30］均为浙江归安人，二人应为金城的乡贤前辈。邱含章序中亦谈及篆刻之源流，此文与其说是赞誉金城篆刻，弗如说为邱氏自我标榜之文，全文以骈体撰成，请周廷华书。但从另一方面看，邱含章对金城篆刻应颇为看重，亦有期许后学之意。

④陈兆熊题跋［31］

题跋：金君巩伯踵而起之，出示《可读庐印谱》，观其所作，深入汉人途径，古厚不让蛟公，而一种清刚隽上之气，视苇老则又过之，殆亦吾乡山溪之秀所钟，与吴昌硕司马有如骖之靳也夫。戊戌秋八月陈兆熊书。

印章：“陈辰田”。

陈兆熊［32］亦为金城之乡贤，此题跋作于戊戌年（1898）。笔者按：此时金城约20岁，其篆刻深得陈氏推许。其中陈兆熊赞其印“深入汉人途径，古厚不让蛟公”［33］、有“清刚隽上之气”，得“吾乡山溪之秀所钟”，而“与吴昌硕司马有如骖之靳也夫”似有过誉之嫌。但从中可知金城篆刻在青年时即得到了诸多乡贤的赞许，其师法从“西泠八家”到“汉印”，在诸多前辈看来属于纯正的篆刻学习方向。

笔者所见《可读庐印谱》中收录印章具体情况不明，题跋亦为部分，故此不可确知收录印章的创作年代。但通过这些资料，可窥之金城青年时代的篆刻已初具个人面目，他曾为诸多名贤治印，并得到了这些士人的肯定。鉴于此印存原藏者为金坊，故而应属金城的得意之作。《可读庐印谱》对了解金城早期篆刻有着重要的帮助，印谱中收录的印章主人多为活跃于江南的士人，亦可知早期金城篆刻以家乡浙江归安为中心，其影响力逐渐扩大至上海、杭州、苏州等南方地区。

（2）《金拱北印存》

《金拱北印存》为钤印本（图4），内页亦钤有“吴兴金坊珍藏印”，惜无题跋。其中收录金城篆刻自用印及金城为溥仪、梁鼎芬、曾科进、张弧、刘棣蔚、张煜保、严琥、张伯英、陈缘督、陈宝琛、袁思古、朱益藩、屈映光、陈道源、贯一等刻印29方，其中部分附有边款。边款附纪年者均为戊午年（1918），亦可能为金城赠予其弟之物，从收录的印章来看，受印者中不少曾于辛亥革命后寓居京城，甚至包括逊帝溥仪及诸多遗老。目前可确知的金城为溥仪治印有四方：“无逸斋”（图5）、“宣统御笔”（图6）、“宣统御笔”（图7）、“用笔在心”（图8），其中三方边款均为“臣金绍城恭刊”，“宣统御笔”朱文印边款为“臣金绍城敬篆”。另据金城之甥袁荣法撰《金北楼先生家传》中记：“（金城）先生素工书，善治印，尤擅六法，顾未尝有所师承，而无往不契于古。宣统初，尝被旨治宝玺，并进所为画，大荷褒饰，非常遇也。”［34］笔者认为此四印很可能即为袁氏提及“尝被旨治宝玺”之“宝玺”。且唐文治亦在《金君巩伯墓志铭》中记：“宣统时，尝御赐以‘模山范水’匾额，‘受天百禄’春条，以绘事而邀殊荣，洵异数也。”［35］《金拱北印存》收录的很多印章为金城为逊清遗老和名士所治，通过袁荣法、唐文治所记，进一步证明了金城在清末民初京城艺坛的地位和影响。

《金拱北印存》创作于金城的中年时期，反映出约19世纪20年代金城篆刻的部分情况。鉴于此印存原藏者为金坊，约8年后（1926年）金城去世，故而应属他的代表和成熟之作。另据陈师曾记载，金城寓居京城“后以求画者踵接，治印遂鲜”［36］，可知金氏因忙于绘事，其晚年篆刻数量逐渐下降。

《金拱北印存》与前文提及的湖州市博物馆藏《藕庐印存》中的金城篆刻创作时间接近，笔者未见《藕庐印存》收录印章情况，故此不排除二者有相互重复者。

以上是目前关于金城书法篆刻的研究情况及笔者新见金城印谱情况。

03

“纵横各家，无所不可”：

金城篆刻复古印风的形成及其艺术成就

（一）金城篆刻的临仿情结

以目前所见并结合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总结金城篆刻：他最初受乡贤影响，从“西泠八家”入手，曾参考皖派篆刻及汉官印、私印，进而取法赵之谦，进京后广泛涉猎古代玺印。袁荣法云：“（金城）顾未尝有所师承，而无往不契于古。”［37］谈及金城在篆刻上很可能未专门拜过老师，属无师自通，加之工于书法，因此在篆刻学习上依靠自身求索。但金城之后的篆刻似乎并未完全依附于清至民国时期涌现出的流派印风。

笔者在翻阅金城篆刻资料时还发现，存世有限的金氏篆刻中附边款者很多均记“仿”某家或某种风格，这亦契合陈师曾评其篆刻“纵横各家、无所不可”的说法。金城在书法、绘画、诗词上“仿”的痕迹均十分明显，如正面理解即为“师古”，全面学习古人。金城篆刻仿的范围很广，林拯民撰《金城的绘画篆刻艺术》中提道：“治印取法广泛而风格多样，有仿三代文字、仿秦印、仿汉印、仿松雪翁法、仿完白山人法等多种，其中尤以仿汉印居多。仿汉印有：仿汉官印、仿汉封泥、仿汉碑额、仿汉铸印、仿汉洗文、仿汉蛮夷印等多种，取法汉印，用功最深。”［38］亦是一佐证。

笔者撰写本文参考的金城篆刻来源为《可读庐印存》（3方）、《金拱北印存》（27方）、《京华篆刻家作品选》（11方），《印林见闻录》（《北楼印存》，7方），《傅大卣手拓印章集存》（6方）、北京市文物局藏（6方）、《故宫藏名家篆刻集粹》（2方）、《古貌新心—近现代名家篆刻收藏》（1方）。其中《京华篆刻家作品选》与《傅大卣手拓印章集存》收录者部分相同。目前所见金城篆刻作品数量虽有限，但其中明显提及“仿”者有《金拱北印存》中收录“严氏叔子”边款“仿汉”，“少溥”印（图9）边款“仿汉”；《京华篆刻家作品选》中收录“博轩”印边款“仿汉碑额篆”，“履之”印（图10）边款“仿砖文”；《印林见闻录》（《北楼印存》）中收录“白水”印（图11）边款“仿汉”，“闽县陈宝琛字伯潜号弢盦印”（图12）边款“仿汉人法”；《傅大卣手拓印章集存》中收录“斗杯堂印”（图13）边款“规橅撝叔”；北京市文物局藏“倬盦藏书”（图14）边款“仿小松法”；故宫博物院藏“刘世珩”印（图15）边款“仿老薑”［39］。部分未附边款者，亦能明显看出金城的篆刻的取法对象。从此来看，金城篆刻重“仿”，取法甚广，尝试过各种形式的临仿。

关于“仿”法，还可将金城的师友与他进行比对。以金城之友陈师曾为例，陈氏作为吴昌硕的弟子、吴派印风的忠实传承者，其篆刻临仿之作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全部印存所占甚微。“仿”并未被陈师曾视为创作的主体。陈氏篆刻在汲取前人成果之上，对甲骨、金文、铜器、玺印、瓦当、泉币等均有所涉猎，但其篆刻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风格。而另一位活跃于京城的篆刻家寿石工，亦喜临仿，他和陈师曾一样，临仿或为一时兴起，或受求印者嘱托，并非以“仿”为目的。寿氏在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印风基础之上，广泛的借鉴于甲骨、封泥、古玺、泉币等，目的还是在于丰富自己的篆刻风格。因此，金城篆刻与陈师曾、寿石工篆刻相比，前者忠实于“仿”，治印的主体思路是复古，后二者仅以“仿”来丰富自身的篆刻风格。

（二）金城“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探索

后世学者总结皖派宗师邓石如的篆刻成就时曾概括出“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创作理念。“书”即邓石如的篆书，邓之后的篆刻家，其治印均体现出“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创作思路。

“书”和“印”二者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促进。清末民初篆刻家群体更是高度践行“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创作理念，如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等，他们不仅是震烁古今的篆刻家，亦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家，其书法和篆刻之间联系紧密。据笔者研究，以民国时期的北京篆刻家群体中活跃于厂肆的印人为例，其中一些人虽称工于篆刻，并得到了部分京城士人的推许，其篆刻呈现出多种面目。但是他们并未深入践行“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创作理念，他们的篆书是蹩脚的，甚至是缺乏训练的。时至今日，还有很多笃好篆刻者，不工或甚至不习篆书，对此道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其篆刻只停留于“刻”的技术层面。因此，笔者认为处理好书法和篆刻之间的关系与篆刻家的艺术造诣有着紧密的联系，书法水平的优劣可决定其篆刻的风格和发展的方向。

金城篆刻亦受到其篆书的影响。他的篆书脉络十分清晰，师法应从皖派邓石如、吴让之入手，后习《石鼓文》。故此，金城篆书起始于邓、吴，止步于《石鼓文》，对吴昌硕书法有所借鉴。整体篆书创作不逾小篆范畴。笔者目前所见者，有金城篆书七言联［40］（图16）、题《陶陶女士花卉精册》［41］（图17）、为陈师曾《北京风俗图》［42］题“风采宣南”（图18）、篆书题《临赵子昂饮马图》［43］（图19）等。金城篆书七言联（“永日小舟来水城，一天微雨湿画尖”），创作时间约为1909年，有很强的《石鼓文》意味，用笔刚劲挺拔，布局疏朗自然，上联之“城”字径取金文，整体大小篆混合。金城题《陶陶女士花卉精册》载于《湖社月刊》，落款为：“宣统庚戌十一月过巴黎时题，兄绍城。”陶陶为金城胞妹金章［44］（王世襄之母）。此作能明显看出金城标榜皖派篆书，而一些细微的变化似缶老，整体创作属小篆范畴。金城为陈师曾《北京风俗图》篆书题“风采宣南”，创作年代约为1915年左右，此作则是追摹吴让之篆书，整体痩劲，字势长方，提按变化巧妙。“风”字带有强烈的皖派篆书风格，“采”字将“爪”埋于“木”部之内，匠心独具。“宣”字篆法也很有特点，但并未遵从《说文解字》，而邓石如亦有此种篆法（邓氏很可能取自大篆）。金城为陈汉第作《临赵子昂饮马图》题字创作于1916年，为小字篆书，此时金城38岁，风格与清人常见篆书题跋近似，亦源出皖派，书写得随意自然。

金城篆刻取法则是从西泠八家、皖派、汉官印、私印、赵之谦印风到广泛涉猎古玺。从金城书法和篆刻的取法来看，二者除均涉猎皖派外，关联者确实不多，整体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而金氏篆书以皖派为宗，止于大篆，缺乏自身独有的面貌，篆刻师法广泛，体现出“纵横各家、无所不可”的特点。因此，金城很难高度践行“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创作理念，二者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脱节。

（三）金城篆刻的“印外求印”及受到自身篆书的限制

正如上文提及金城书法和篆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也限制了其篆刻的发展。金城篆刻并非如其书法一样保守，而是尝试更为广泛地“印外求印”。金城活跃于清末民初，此时期金石学大盛，大量金石资料的出现直接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一时间名家辈出。故此金城所见的金石资料远超前人，他依据所见进行探索，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印外求印”，其篆刻风格呈现出多重面貌。

金城治印重“仿”，据笔者统计，其篆刻除前文提及的“仿汉”“仿汉碑额篆”“仿砖文”“仿小松法”“规橅撝叔法”“仿老薑”等外，还有“仿三代文字”“仿秦印”“仿汉封泥”“仿汉铸印”“仿汉洗文”“仿汉蛮夷印”“仿元押”“仿松雪翁法”（赵孟頫元朱文）、“仿完白山人法”等。这些尝试除其师法的西泠八家印风、皖派印风、赵之谦印风、汉印外，基本上囊括了金城当时能见的众多印学资料。（图20、图21）

清中期至民国时期，篆刻的发展很大程度依靠“印外求印”，其中“汉碑额”开启了赵之谦的篆刻创作实践。“汉封泥”得到了吴昌硕极大的重视和挖掘，“仿三代文字”“秦印”为黄牧甫及金石家们的篆刻创作提供了范本。“松雪翁法”启发了赵叔孺、陈巨来“元朱文”印风的复苏。因此可以说，“印外求印”的思路使很多篆刻流派风格得以挖掘和发展。

金城亦积极利用所见的金石资料，进行着“印外求印”的探索，但其篆刻取法的拓展与他的篆书水平形成了一定的矛盾，即“印外求印”与“印从书出”的矛盾。以目前所见金城治印为例，金氏刻“陈道源”印（图22），“陈”字取金文，“道”“源”二字出自西周金文《散氏盘》，整体作品欠缺“笔意”和“金石味”，即书写性，线条弥弱。金城刻“贯一”印仿汉封泥，此印注重“封泥”形式，但整体“笔意”不足，字和“边栏”缺少呼应，金氏是以设计来弥补其篆法上的不足。金城刻“释龛三十后作”印（图23）布局径取古玺，以三列安排，中间两列上下留白，整体布局和谐，但笔画呆滞。金城自刻“金城”印取法秦玺，布局略显平板，乏生动之意趣。金城刻“鲁詹”印，布局游离于古玺和元朱文之间，取字高古，但略显做作。金城刻“文六”印（图24），形制仿汉印，但取字平实，略显板滞。金城篆刻“书”和“印”呼应不足，以此来看可见其篆刻之失在于缺乏书法的辅助。

从金城的书法来看，其篆书依托于皖派，涉猎于《石鼓文》，有些受缶老篆书的影响。但未曾见其追摹赵之谦篆书及金文大篆的作品，其篆书的取法范围很有局限性。因此，其篆刻的发展受到篆书的制约，很难在篆刻中体现出浓郁的“笔意”和“金石味”。

金城篆刻的广泛性与其篆书的局限性产生了矛盾，其篆刻外延的广大，拉深了二者的距离，呈现出殊途异路的发展方向。而且，金城篆刻未借鉴清至民国时期涌现出的各大篆刻新流派，因此其篆刻以“仿”来实现“复古”，最终形成了一种纯粹的复古印风。加之他晚年忙于绘事，治印数量下降，对篆刻的理解亦停留于“师古”的层面，这正契合了王北岳先生提出的金城“篆刻为其余事”。故此来看，金城不以印人自居，对于书法篆刻的探索显然不及其绘画用功之深和用力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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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926年金城逝世，时年未足50岁。对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来说，是极为可惜的。金城在旧京艺坛具有一定的地位，他的篆刻成就和局限值得研究和反思。

纵观金城篆刻，秉承着传统印风的“复古”思路，与一些金石篆刻家创作理念相近。他以摹古为能事，以入古为追求，这与其早年家世亦不无联系，青年时的金城在家乡得诸多名士推崇，其师法的“西泠八家”“汉印”被视为印学之正途，因此早年士人的鼓励亦为其增强了信心，他以“复古”为归途，篆刻创作停留于古典之中，从此点上看，金城的篆刻是传统的、复古的、纯粹的。进京后他虽广泛涉猎古玺，但并未影响到其创作的思路。

同时，笔者认为金城篆刻契合了清末民初一批士人的审美取向。每一个时代，有创新艺术风格的出现，必然有一种相对保守的风格与之并存，正如篆刻界有“齐派”这样具有开拓性的篆刻风格，亦应有如金城篆刻一样坚守传统的保守派风格。这与民国时期北京的人文环境亦十分相似，京城中既有身着长袍马褂的逊清遗老，亦有西装革履的新派学人，二者并不矛盾，他们和谐共生，使北京这座文化古城变得更为丰富、包容，具有魅力。

最后谈一个金城的故事，据童轩荪著《文化城故事》记：“话说回来，当年旧京画坛，门户之见极深，南北既分京朝与海派，即京朝也分保守与创造。……我年轻课余之暇，和这些老少画家们厮聚，父亲以为我能闲时兼习绘事，可以涵养性情，收敛身心，比在外游荡的好。又加父亲懂得绘事，他对我说：‘你不要成天东串西串，还是我领你拜金拱北先生为师，好好由工笔入手吧。’果然父亲有一次去了钱粮胡同金家，谈起了我将学画的事，金先生先问：‘他会画吗？’父亲说：‘他常时乱画，学起齐白石来，我要他循规蹈矩来向你请教。’金先生听了这话，猜他怎么说？他说：‘既已学上齐白石，就不必来我这里来学了！’原来他认为齐白石的画，是‘左道旁门’，年轻人学上他，就无可救药，谁要这种的学生！”［4５］从金城对绘画的态度中亦能品味其人，金城的绘画“复古”与齐白石的“创新”看似迥然不容，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二者并存相生，对于其中的优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能一概而论。因此，笔者认为金城篆刻与齐白石篆刻如同二者的绘画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研究和参考价值。（图25）

本文关注金城的书法篆刻，得益于笔者自身多年对旧京金石篆刻家群体的研究，以京城书法篆刻发展史角度解析金氏的书法和篆刻，其中一些观点亦是经个人比对和研究所得，不足之处，还请海内外专家学者指正。 

［1］吕鹏等著：《翰墨烟云—金城与京派画学社团》，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 —190 页。

［2］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3］金绍城著，谭苦盦整理：《十八国游历日记·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藕庐诗草》，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3页。

［4］唐文治：《金竹庭先生传》，《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载于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 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 藕庐诗草》，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2—243页。

［5］陈宝琛：《清授奉直大夫晋封通奉大夫大理院推事加五级中书科中书金君墓志铭》，载于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藕庐诗草》，第245页。

［6］胡岂凡：《爱国画家金拱北》，《金北楼先生画集》，载于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藕庐诗草》，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67页。

［7］同［5］。

［8］林拯民：《金城的绘画篆刻艺术》，《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3期，第86—87页。

［9］郑汉印、孙晓涛：《清末“法学博士”金城及其书画篆刻艺术》，《榆林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128—131页。

［10］同［2］，第113—115页。

［11］孙洵：《民国篆刻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7页。

［12］王北岳：《印林见闻录（一）》，麋研笔墨2002年版，第133—134页。

［13］《西泠印社二〇一八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第4777号拍品。

［14］金城：《金拱北印存》，民国钤印本。

［15］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编：《京华篆刻家作品选》，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页。

［16］同［12］。

［17］傅大卣：《傅大卣手拓印章集存》，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5页—139页。

［18］方斌、郭玉海、卢岩主编：《故宫藏名家篆刻集粹》，故宫出版社2017年版，第504—507页。

［19］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制作：《古貌新心—近现代名家篆刻收藏》，2008年，第26页。

［20］同［8］，第87页。

［21］同［9］，第130页。

［22］同［10］，第113—115页。

［23］同［11］。

［24］同［12］，第133页。

［25］金西厓（1890—1979），名绍坊，字季言，号西厓。浙江归安人（今属湖州市），现代刻竹名家，书画家，早年学土木工程，毕业于圣芳济学院，后任建筑师。从其兄金绍城（城）学画刻印。竹刻学自仲兄金绍堂（东溪），善刻留青小臂搁。竹艺精湛，刀法流畅、浑厚、生动。上海、北京、天津各大扇庄为其代收刻件。曾先后刊行《可读庐竹刻拓本》《竹素风流》。自著《刻竹小言》《西厓刻竹》《竹刻艺术》等。参考徐昌酩主编、《上海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美术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美术志》，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第419页。

［26］同［13］。

［27］同上。

［28］同上。

［29］邱含章，浙江归安人，同治、光绪年间曾与陈诗、沈焜、蒋锡轮、徐麟年等结“江春吟社”。参见《西泠印社二〇一八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第4777号拍品。

［30］周廷华 ，字少华，号说莲，浙江归安人，曾任乐山知县。参见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65010386

［31］同［13］。

［32］陈兆熊，字辰田，举人，浙江归安人，参见《西泠印社二〇一八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第4777号拍品。

［33］蛟公为韩潮（1781—1846），浙江归安人，曾拜西泠奚冈为师，学习篆刻。参见《自然率真的韩潮》，杨君康：《竹刻扇骨鉴赏》，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34］参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廿一辑，载于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藕庐诗草》，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页。

［35］参见《金君巩伯墓志铭》《茹经堂文集》，载于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藕庐诗草》，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页。

［36］同［2］，第115页。

［37］同［34］。

［38］同［8］，第87页。

［39］笔者按：老薑为张鏐（1769—1821），字子贞，号老薑，别字紫峰，井南居士等，江苏江都（今属扬州市）人，善作写意山水，精通篆隶，篆刻宗浙派，在无意求似间得其神。传世有《老薑印谱》，参见刘永明编《张老姜印谱》，扬州古籍书店1992年版，第2页。

［40］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编：《二十世纪京华名人遗墨》，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41］天津古籍出版社编：《湖社月刊》第五十四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85页。

［42］现藏中国美术馆。

［43］现藏荣宝斋。

［44］金章（1884—1939），号陶陶，亦称陶陶女史，别号紫君，浙江吴兴人。金城三妹，自幼从长兄金城习画，翎毛花卉无所不工，尤善画鱼藻。工诗词，精楷书。1902年随兄长留学英国，习西洋美术。1909年远嫁北京，适闽县王继曾。婚后随夫出使巴黎，画艺大进。1920年，金城在北京组织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金章任评议，曾撰《濠梁知乐集》。

［45］童轩荪：《传记文学丛书之五十一·文化城故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