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常青：药师佛信仰起源之辩

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关于药师佛信仰最早的佛经是署名东晋天竺三藏帛尸梨蜜多罗译的《灌顶经》。据《灌顶经》卷十二记载，东方有佛名叫药师琉璃光如来，能度脱众生的生老病死苦患。他在修行菩萨道时，曾发心自誓行十二上愿，令一切众生所求皆得。药师佛国土清净无五浊、爱欲、意垢，以白银琉璃为地，宫殿楼阁悉用七宝，如同西方无量寿国一般。药师佛有二大菩萨胁侍，一名日曜，二名月净。该经鼓励众生发愿往生药师国土，因为药师佛有无量功德，可饶益众生令得佛道。如有人在命终以后，当堕饿鬼或畜生道，闻药师佛名，无不解脱忧苦。人们甚至还可以乞妻与妻，丐子与子，求金银珍宝，皆大布施，一时欢喜。信仰药师佛，不仅可以得无尽的好处，还有一个关键的功能，就是可以和西方阿弥陀佛净土相联系。经中说，如果有人愿意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国者，闻说是药师琉璃光佛本愿功德，在寿命欲终之日，有包括文殊、观世音在内的八大菩萨往迎其精神，不经八难，直接往生于莲华中，还有自然音乐相娱乐。此外，如果有人欲生十方妙乐国土，或是欲得生兜率天见弥勒，也应礼敬药师佛，他还可以让人们远离邪道和不遭各种厄难。为此，经中还列举了九大横死^[1]。

关于药师佛的十二护法神，该经说：“座中诸鬼神有十二神王，从座而起，往到佛所，胡跪合掌白佛言：我等十二鬼神，在所作护。若城邑聚落空闲林中，若四辈弟子诵持此经，令所结愿，无求不得。⋯⋯其名如是：神名金毘罗，神名和耆罗，神名弥佉罗，神名安陀罗，神名摩尼罗，神名宋林罗，神名因持罗，神名波耶罗，神名摩休罗，神名真陀罗，神名照头罗，神名毘伽罗。救脱菩萨语阿难言：此诸鬼神，别有七千以为眷属，皆悉叉手低头，听佛世尊说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莫不一时捨鬼神形得受人身，长得度脱，无众恼患。若人疾急厄难之日，当以五色缕结其名字，得如愿已，然后解结，令人得福。”^[2]从经中可知，这十二神王是统辖诸鬼的神王，他们别有七千鬼眷属作为随从。

该经最后还说：“佛言此经凡有三名：一名《药师琉璃光佛本愿功德》，二名《灌顶章句十二神王结愿神咒》，三名《拔除过罪生死得度》。”^[3]

在中国佛教史上，早期关于药师佛的经典共有四种版本，上述《灌顶经》第十二卷为第一种，也是最早关于药师佛的经典。这部经奠定了后几种版本药师经的基础，已经具备了经中必要的三种要素：十二大愿、九横死、十二护法神^[4]。对十二护法神名目的描述，后三种版本略有不同，均改称为“十二药叉大将”。隋大业十二年（616）天竺三藏达摩笈多（？－619）等人于东都洛阳翻译的《药师如来本愿经》提到十二药叉大将各有七千药叉以为眷属，共同胁助药师佛^[5]。在佛教界，最著名的药师经典是唐僧玄奘（602－664）翻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这是第三个药师经版本^[6]。第四种版本是唐僧义净翻译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总体来看，后三个版本对十二护法神的译名较为相似，而慧简本的用字和读音与后三种有较大差异，但仍可看出是指相同的神灵^[7]。这四种版本的药师经，基本涵盖了药师信仰在中国发展初期所需的经典。

《大正藏》收录的《灌顶经》，署名为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而关于药师佛的经典只是其中的第十二卷。翻阅佛教史书，可知这十二卷本《灌顶经》的署名有误，第十二卷《药师经》的作者另有其人。梁僧祐（445－518）《出三藏记集》卷五曰：“《灌顶经》一卷（一名《药师琉璃光经》，或名《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右一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魅陵鹿野寺比丘慧简依经抄撰（此经后有续命法，所以偏行于世）。”僧祐将该经归入疑伪类^[8]。这部在南朝刘宋大明元年（457）发行的《药师琉璃光经》，是关于药师佛的时代最早的经典。唐崇福寺沙门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卷一七曰：“《药师琉璃光经》一卷⋯⋯是《灌顶经》第十二卷，或有经本在第十一。长房等录皆云：宋代鹿野寺沙门慧译者，谬也。”^[9]可知《灌顶经》第十二卷就是慧简本《药师琉璃光经》。它最早为单行本，其后与另两卷经典及九卷本的《灌顶经》相整合。至迟在僧祐编撰《出三藏记集》时，已经形成今日所见的十二卷本《灌顶经》，慧简本被编为第十二卷^[10]。至迟在隋代，全部十二卷经已被附会于东晋帛尸梨蜜多罗的名下。部分当代学者认为十二卷《灌顶经》是慧简在不同时期编撰的^[11]。不论何种观点正确，将这十二卷经一并归于帛尸梨蜜多罗名下显然是不妥当的^[12]。

关于慧简本《药师经》与药师佛信仰思想的起源，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慧简本《药师经》是依据印度佛教经典抄撰而成^[13]，但药师佛信仰并非来自印度与西域。方广锠则通过检索众经，认为现有资料难以证明在慧简本《药师经》出现以前，汉译佛典中已经出现“药师佛”及其信仰^[14]。他认为慧简接受了印度佛教思想，又受到中国道教与民间巫道的影响，组织诸种元素编纂成了这部经典。他还认为此经后来反向传到西域，经过西域民众的改造，被翻译为西域文字，由此出现了该经的梵文传本，再输回中国，其后笈多、玄奘、义净译本都是在慧简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15]。与此观点不同，早在1959年，美国纽约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Alexander Soper认为药师佛的治病功能与他的十二半人半神胁侍（即药叉十二大将与十二生肖的结合）来自耶稣的神迹及其十二使徒，十二使徒有治病救人的使命与知识，十二神将则具有击退邪恶与疾病的力量。他还认为《药师经》中的内容和近东、中东、伊朗的一些信仰相似^[16]。1931年，在克什米尔北方的西北印度吉尔吉特附近的佛塔遗址中发现了一批梵文佛教写本^[17]，其中包括至少三个版本的《药师经》。一些学者参照汉藏梵译本进行校释和研究，认为它们是5至7世纪的写本，从而否定《药师经》为中国人伪造的说法，认为此经应产自印度或西域^[18]。还有人认为这些梵本《药师经》反映的是印度教而非佛教思想，因此不应该是慧简本回流西域后产生的^[19]。但不少学者认为吉尔吉特发现的《药师经》梵文写本年代晚于慧简本，不能作为慧简本之前印度与西域已有药师信仰的证据^[20]。笔者赞成这种观点，僧祐记载“慧简依经抄撰”，说明慧简所用的参考资料虽是来自印度或西域，有可能杂揉了印度教思想，但不能就此说明药师信仰一定也来自印度与西域^[21]。学者们应暂时搁下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留待新材料的发现。

在慧简的《药师琉璃光经》写出之前，中国佛教界已有对药王如来和药王菩萨的信仰^[22]。在甘肃永靖炳灵寺第169窟西秦绘制的壁画B4释迦立像右上角，绘有坐佛像一身，高约33厘米，左侧有榜题曰：“药王佛”。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王佛像^[23]。《萨昙分陀利经》（失译附西晋录）云：“闻药王佛，知字名者，不得愈病，自识宿命。”^[24]唐长安慈恩寺僧窥基（632－682）撰《阿弥陀经疏》说：“《法华经》云：若人得闻药王菩萨品，愿生西方，亦得往生。《药师经》云：念药师如来亦得生于西方极乐。”^[25]可知崇敬药王佛的益处和信仰药师佛有相似之处。药王菩萨、药王佛和药师佛有相似的宗教功能，三者前后出现于中国佛教界。有学者认为炳灵寺169窟的西秦药王佛壁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师佛像^[26]，此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在药师佛出现以后，有关药王佛和药王菩萨的经典还在继续翻译流通^[27]。Alexander Soper认为药师佛来自他的前身药王菩萨^[28]。台湾学者傅楠梓认同此说法，并认为药师信仰很可能是从佛教内部原有的医疗概念发展而来^[29]。笔者以为此观点很有道理，这些医疗逻辑与思想都可以作为慧简撰经参考的内容。

慧简抄撰的《药师琉璃光经》长时间被当成伪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流通与推广。在中国古代，只有自印度梵文翻译而来的佛经才被当成真经，凡是由中国信徒创作的经都会被当作伪经，虽然后者一般都假托来自佛说。僧祐将慧简本归入疑伪经类。隋法经于开皇十四年（594）撰成的《众经目录》卷四将慧简本列入伪妄类^[30]。隋大业十二年（616），沙门慧矩说：“《药师如来本愿经》者⋯⋯昔宋孝武之世，鹿野寺沙门慧简已曾译出，在世流行。但以梵宋不融，文辞杂糅，致令转读之辈多生疑惑。矩早学梵书，恒披叶典，思遇此经，验其纰谬。”^[31]那么，隋代以前的南北朝佛教界应当对慧简本有相同的疑伪认知，那时的药师佛信仰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

佛教造像的制作依赖于经典的传译与信仰的流行，药师佛造像也是如此。慧简本《药师经》出自刘宋时期的南方，那么中国信仰药师佛，当起自南朝无疑。但从文献可知，在梁陈之际，佛教界仍有诵《药师经》者^[32]，陈文帝（560－566在位）曾撰写药师佛斋忏文^[33]。这些都说明了药师佛信仰在南朝的延续。

《药师经》造出不久就传入北方。敦煌研究院藏有藏经洞所出四件北朝时期的《药师经》写本，均为慧简本，最早的写于北魏太和十一年（487）五月十五日^[34]，可见此经在487年以前即流传北方。另据其他敦煌文献记载，北魏永熙二年（533），时任瓜州刺史的东阳王元荣（？－542）仰为毗沙门天王敬造《药师》等经，愿弟子所患永除，四体休宁^[35]。据北京图书馆藏敦煌藏经洞所出1276号《入楞枷经卷二》写经题记，北魏永平二年（509）比丘尼建晖曾写《药师》等经^[36]。这些抄写的《药师经》都应是慧简本。

药师佛信仰在北魏灭亡以后的北朝晚期仍有迹可循。根据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西魏大统二年（536），比丘尼建晖两次为七世父母、先死后己写《药师经》等经，祈愿“使得离女身，后成男子”^[37]。西魏废帝元钦元年（552），辛兴升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妻子亲眷敬写《药师》等经，愿其儿女得还家相见^[38]。据藏经洞S.1945写经可知，北周保定五年（565）比丘洪珍写《药师经》等经，普为尽法，一切众生，登弥勒初会，一时成佛^[39]。这些《药师经》都应该是继续流传于北方的慧简本。偏远的敦煌尚且如此，西魏、北周的首都长安地区想必也有药师佛的信仰活动存在。

根据敦煌藏经洞出的隋开皇元年（581）石元妃写《涅槃经》题记，石元妃曾于是年请《药师经》两部^[40]。另据日本三井八郎右卫门家藏敦煌本北魏延昌二年（513）《华严经》写经，卷后有隋开皇三年（583）宋绍演读经题记，武侯帅都督前治会稽县令宋绍演因遭母丧，停私治服，发愿读《药师经》等经，愿亡母托生西方天寿国，常闻正法^[41]。可知隋代初年的敦煌仍在传抄慧简本《药师经》。在唐代的新疆库车地区，慧简本《药师经》仍在流行，有人抄写该经，在库木吐喇石窟还有依据该经绘制《东方药师净土变》壁画^[42]。

从隋代中期开始，由于梵本的传入，人们对慧简本《药师经》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药师佛信仰开始流行。隋代慧矩在《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序》中说：“开皇十七年（597）初，获一本（梵文《药师如来本愿经》）。”^[43]说明那时已有梵本《药师经》传入中土。同在开皇十七年，费长房在撰写《历代三宝纪》时，已经用梵本对慧简的《药师琉璃光经》作了校勘，发现只是小异，明显开始信任此经。隋大业十二年，笈多等又依新传入的梵本译出新版《药师经》。入唐以后，又有了玄奘的新译。因此，道宣（596－667）在《大唐内典录》卷九说：“《药师琉璃光经》（十三纸未广寻者，多以为疑经）宋鹿野寺沙门译出。右一经，三译，与隋笈多出《药师本愿经》同，又与唐玄奘所出者不异。”^[44]《大唐内典录》卷十说：“《灌顶药师经》，宋孝武世惠简出之，今勘隋唐二录，具重翻正，非疑。”^[45]智升编于开元十八年（730）的《开元释教录》卷十八曰：“祐录又有《灌顶药师经》一卷，云宋代慧依经抄撰，今以此经本出《灌顶》，新旧已经四译，所以伪录除之。”^[46]唐贞元十六年（800）长安西明寺僧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八又说：“《药师琉璃光经》，亦名《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出《大灌顶经》，祐录注为疑经者，非。”^[47]综上可知，由于慧简本与隋唐间翻出的三种《药师经》版本大同小异，隋唐佛教界因而相信其为真经。因此，药师佛信仰与造像在入隋以后迎来了真正发展期^[48]，另外，至迟从隋代开始，药师佛便流行以十二神王（后改名为十二药叉大将）作胁侍。

刘宋僧人慧简于大明元年抄撰的《药师琉璃光经》，是现存关于药师佛信仰的最早经典。它不仅引发了南朝的药师佛信仰，还在传入北方后造就了北朝佛教界的药师佛信仰。这部南北朝时期唯一可供僧人阅读的药师佛经典，却被当时许多人认为是伪经或有可疑之处，从而限制了药师佛信仰的发展。慧简本的内容应有来自诸多佛典的因素，但是否有印度与西域之源，还需新材料印证。入隋以后，药师佛信仰迎来了真正的发展期。随着后三版《药师经》在隋唐被翻梵为汉，药师佛的胁侍十二神王改名为十二药叉大将，药师佛信仰便随之流行起来了。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盛 洁）

[1]《大正藏》第21册，页532b－534a、535c、536a。

[2]《大正藏》第21册，页536a。

[3]《大正藏》第21册，页536b。

[4]迄今对关于药师佛的各种文献、信仰与造像的最详尽研究，参见傅楠梓：《中古时期的药师信仰》，台湾新竹市玄奘人文社会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5]《大正藏》第14册，页404b。

[6]《大正藏》第14册，页408a、408b。王梦：《〈药师经〉研究——以〈药师琉璃光本愿功德经〉为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7]关于十二药叉大将的宗教功能及其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参见［日］堤重男：《藥師十二神將の一考察》，《密教研究·特輯佛教美術の研究》页232－236，1938年第67号；［日］新井慧蜮：《〈藥師經〉伝十二神將》，《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0卷第2号，1972年；谢志斌：《十二药叉信仰的组成及其中国化形态》，《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4期，页137－147。

[8]《大正藏》第55册，页39a。

[9]《大正藏》第55册，页662b。

[10]（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四、五，《大正藏》第55册，页31b、39a。

[11]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伍小劼：《〈大灌顶经〉形成及其作者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３期。

[12]许多学者误把《药师经》的第一译者当成了帛尸梨蜜多罗，并认为慧简译本因为被判为疑伪已佚失。参见罗华庆：《敦煌壁画中的〈东方药师净土变〉》，《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页5；陈清香：《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图像》，《慧钜》2008年第528期，页4－9；白文：《关中唐代药师佛造像图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页149；党燕妮：《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药师佛信仰》，《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页84。

[13]［日］望月信亨：《佛教经典成立史论》页412－416，京都：法藏馆，1978年。

[14]（清）汪鋆（1816－？）：《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续录》卷四记有西晋太康六年（285）东作使张扬刺生得小男，祷药师佛。参见［日］佐藤智水：《北朝造像铭考》，《史学杂志》1977年，第86编，第10号，页36。李玉珉认为药师信仰可能起源于印度西北境或中亚，汪鋆所载的题记是有关药师信仰的最早记载。李玉珉：《敦煌药师经变研究》，《故宫文物月刊》1990年第3期。傅楠梓认为太康时期，《药师经》尚未译出，此像无存，无从推断在西晋时期就有药师佛信仰。前揭傅楠梓：《中古时期的药师信仰》，页117。

[15]方广锠：《药师佛探源——对“药师佛”汉译佛典的文献学考察》，《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4期，页90－100。许立权《中国药师佛信仰研究》也对药师经典的历史作了梳理，但缺乏方广锠那样对经典版本的正确考证。参见许立权：《中国药师佛信仰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6]Alexander Soper, Literary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 Ascona-Switzerland: Artibus Asiae Publishers, 1959, pp.133, 156, 173-175.

[17]王冀青：《斯坦因与吉尔吉特写本——纪念吉尔吉特写本发现七十周年》,《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2期，页76－90。

[18]Raoul Birnbaum, The Healing Buddha, Boston: Shambala Publications, 1989, pp.59-60. 蔡耀明：《吉尔吉特梵文佛典写本的出土与佛教研究》，《正观》2000年第13期，页45、92－94；杨维中：《〈药师经〉翻译新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页80－85；范慕尤：《〈药师经〉梵、藏、汉对勘研究》，《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2期，页99。

[19]李翎：《药师·佛——以图入史的研究》，《美术研究》2020年第2期，页50－56。

[20]早在1939年，Nalinaksha Dutt就认为它们是六、七世纪的写本。Nalinaksha Dutt, Gilgit Manuscripts, Srinagar, 1939, vol.1, p.42. 因此，傅楠梓认为尚难断定其为出自印度或其他地方的经典，显示了药师信仰于印度并不盛行。前揭傅楠梓《中古时期的药师信仰》，页14。类似的观点还可见于［日］百桥明穗：《敦煌的药师经变与日本的药师如来像》，段文杰主编：《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页392，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前揭［日］望月信亨：《佛教经典成立史论》页411；方广锠：《关于汉、梵〈药师经〉的若干问题》，《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2期，页79－84；方广锠：《再谈关于汉、梵〈药师经〉的若干问题》，《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页189－190。

[21]（辽）非浊：《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上第二十二记载了一则天竺婆罗门因造药师如来形象使自己的儿子得五十年寿的感应故事，该故事出自已佚的唐人著宣扬三宝灵异的《三宝记》一书，见《大正藏》第51册，页832c。但不能依此说明药师佛有印度之源，因为这种祈愿正合慧简本的“续命法”，有来自慧简本而附会于印度的可能。慧简本提到了“五色续命神幡”和“续命幡灯”，见《大正藏》第21册，页535b。

[22]关于药王如来或药王佛，在西晋以来翻译的经典中多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后秦）鸠摩罗什（344－413）译：《维摩诘所说经•法供养品》曰：“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号曰药王如来，⋯⋯世界名大庄严，劫曰庄严，佛寿二十小劫。”当时有转轮圣王宝盖及其眷属与千子皆供养药王如来。千子之一名月盖，是释迦的前身，药王佛为其解说了“供养法”，王子月盖即解宝衣严身之具供养该佛。后经月盖的努力，使“药王如来所转法轮随而分布”。见《大正藏》第14册，页556b、556c。

[23]常青：《炳灵寺169窟塑像与壁画题材考释》，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4年。

[24]《大正藏》第9册，页197a。

[25]《大正藏》第37册，页326b。

[26]前揭白文《关中唐代药师佛造像图像研究》，页150；王忠林：《药师佛造像的历史演变》，《理论观察》2013年第12期，页52。

[27]如（唐）菩提流志译：《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卷一，《大正藏》第20册，页229b。

[28]Alexander Soper, Literary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 p.127.

[29]前揭傅楠梓《中古时期的药师信仰》，页15－21。

[30]《大正藏》第55册，第138c页。

[31]（隋）慧矩：《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序》，《大正藏》第14册，页401a。

[32]（唐）道宣（596－667）《续高僧传》卷三〇《真观传》讲述真观（537－611）母曾诵《药师》等经，“愿求智子，绍嗣名家”。《大正藏》第50册，页701c。

[33]（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八，《大正藏》第52册，页334bc。

[34]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第1期。

[35]见日本五岛美术馆藏《大方等大集经》题记和S.4415《大般涅槃经》题记。参见［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05条，页118－119，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1990年。

[36]黄徵、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页809，岳麓书社，1995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敦煌劫余录续编》，线装1册，一背（末行），1981年。

[37]前揭黄徵、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页824。

[38]前揭黄徵、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页834。

[39]姜亮夫：《莫高窟年表》页155，台北：华世出版社，1987年。

[40]此写经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见前揭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89条，页138。

[41]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一》，《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

[42]贾应逸：《新疆壁画中的药师佛图像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19年第1期，页1－7。

[43]《大正藏》第14册，第401a页。

[44]《大正藏》第55册，第318b页。

[45]《大正藏》第55册，第334b页。

[46]《大正藏》第55册，第674a页。

[47]《大正藏》第55册，第828b页。

[48]现存隋唐以后的药师佛图像以四川与敦煌保存最多，相关研究除上引相关论文外，参见王忠林：《药师佛造像的历史演变》，《理论观察》2013年第12期；李小荣：《论隋唐五代至宋初的药师佛信仰——以敦煌文献为中心》，《普门学报》，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出版，2002年；胡文和：《四川摩崖造像中的〈药师变〉和〈药师经变〉》，《文博》1988年第2期；符永利：《川渝地区唐宋药师佛龛像的初步考察》，《石窟寺研究》2016年第6辑；史文瑶：《唐代四川安岳石窟中的〈药师变〉和〈药师经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南丽：《宋代药师佛信仰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王艳云：《西夏壁画中的药师经变与药师佛形象》，《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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