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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佳艺文志 | 花开富贵，四时花卉记 — 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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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佳艺文志 | 花开富贵，四时花卉记 — 牡丹牡丹花卉花开富贵圣佳艺文志宋人牡丹图纨扇页绢本故宫博物院崇真艺客

宋人绘《牡丹图》纨扇页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编者按：“清明已过三春候，谷雨初晴四月天。”谷雨之后便是立夏，在这春夏之交，素有花王之称的牡丹等来了它的花期。花期不长，一般十到二十天，却足以令人趋之若鹜。白居易有诗云“花开花落二十日 , 一城之人皆若狂”，刘禹锡也描述过这种盛况“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东京城。”一个“狂”一个“动”张力十足，都令人切身体会到古人对美的狂热追逐，“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如今每年四月底五月初，洛阳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赏花者的目光，景山公园的牡丹也向来享誉京城，花期方至游人如织，恨不得每一株下都被长枪短炮簇拥着，从古至今如出一辙。

从现代植物学角度讲，牡丹是一种芍药科、芍药属植物，多年生落叶灌木，株型虽小，花朵却较之其他花卉略大，盛开后风姿绰约富贵逼人，香气也因颜色品种而异浓淡相宜。据说牡丹分九大花型，九大色系，红、粉、白、紫、黄、绿、蓝、黑等诸色之外还有复色，色系之下还有细分，简单如白色，就有夜光白、风丹白、玉板白、水晶白、风丹白、金星雪浪、琉璃冠珠等数十种，一句姹紫嫣红都不足以形容其色彩的繁复变化。儿时便听说景山公园最出名的“绿牡丹”，还曾守着花期入园寻觅，只觉得绿色的花新鲜，不像花倒像卷心菜，十分另类有趣。

牡丹作为观赏植物栽培，源于河洛，始于南北朝，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它见诸本草却比这还要早，据《神农本草经》载，牡丹味辛寒，生山谷，有滋阴养血之效。可见中国人认识牡丹，最早还是它的药用价值。隋唐以后洛阳牡丹始盛，到了宋代，牡丹栽培中心也移至洛阳，随着嫁接技术的成熟牡丹的颜色品种也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研究牡丹的谱系类著作，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列牡丹二十四品，评其优劣。“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

徐熙（传）《玉堂富贵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习性来看，牡丹喜温暖、凉爽、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但又不耐夏日暴晒，也无法越冬，可谓生于安逸，与梅相比少了些许清苦，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富贵花。宋周敦颐也说“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凡是与富贵有关的十有八九都是牡丹，“花开富贵”、“玉堂富贵”这类传统吉祥题材在书画和器物上都有体现。从元青花到清代的彩瓷，最常见的纹饰就有缠枝牡丹、凤穿牡丹、彩蝶牡丹等，入诗、入画更是屡见不鲜。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玉堂富贵图》传为五代徐熙之作，此画乾隆时入《石渠宝笈初编》，但此前的流传情况不详，所以仅凭款署“金陵徐熙”并不能确认其作者。画中玉兰吐芳，海棠争艳，而牡丹才是真正的主角，雍容华贵的盛放，让人第一眼看到的一定就是它。

世人爱牡丹，与爱“梅兰竹菊”都不同，牡丹从未被赋予什么高洁的品格，一句“花开富贵”体现的是人内心中最真实的一面。毕竟谁不向往安逸繁盛，沐浴着四月天里温暖的阳光，缓缓绽放，好过在寒冬腊月里傲雪凌霜。

于非闇《胡家红牡丹》

中贸圣佳 2019 夏季拍卖会

成交价：RMB 4,772,500

缶翁牡丹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呼木芍药，本记云禁中为牡丹花）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荤从。诏特选梨园子弟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才甲众乐前欲歌之。上曰 :“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 ?”遂命龟年持金花烧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晓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龟年遮以词进，上命梨园子弟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曰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 :“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 ?”太真妃因惊曰 :“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 ?”力士曰 :“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唐·李濬《松窗杂录》

牡丹在我国的历史非常悠久，从唐人赏玩牡丹，写入诗词，再到宋人将它图画化，这一过程和中国古典审美文化的脉络一同发展。在古代的历史长河中，最初常出现芍药和牡丹相混淆的情况，“芍药即今牡丹也”，但牡丹还是以它自身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美学价值独树一帜，成为“花王”，也成为了中国的国花。现代的文化研究学者，能通过大数据的分析，用以诗证史的方法，论证了唐代牡丹的栽培场所首先是长安、洛阳等地，然后由北向南传播，到达江南地区。上述唐代李濬所记叙的笔记小说中，里面从禁中牡丹的景色、梨园子弟的声乐、李白《清平调》的文采中，让我们能想见到盛唐时期的雍容华贵，七宝楼台。牡丹也是最初成为国色天香、锦绣繁华的植物代表。

“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牡丹由武则天的原因，被移植到长安宫殿中，在长安贵戚中形成风气，然后由北向南传播，直至江南地区。这个过程，自然说明了一点：就是在唐宋时期，牡丹的赏玩还是以贵族阶层作为导向的。从唐宋时期的注重色彩外形，比如宋代院体画中呈现的牡丹，我们联想到的是“玉栏风满”、“历阶重台”；再到明清时期，文人画勃兴后，水墨交融所体现的内骨丰腴，以牡丹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也在不断改变。“春是花时节，红紫各自赋。勿言薄脂粉，适足表贞素”，最后逐渐地褪去倾城颜色，留下的是文人墨客们希望表达的形象。今天我们着重所谈的，是近代晚清民国时期海派代表吴昌硕先生笔下的牡丹。

故宫博物院藏明陈淳牡丹图轴（局部）

吴昌硕作画多为花卉，其写意花卉深得纯朴浑厚之趣，晚年更是用笔老辣，纵横恣意。南朝谢赫在其著作《古画品录》中，曾归纳出中国古代绘画品评的六条标准，被称之曰“六法”，而“骨法用笔”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法。骨法归之于用笔，而用笔也指线的运用。吴昌硕书画印俱善，终其一生都在对石鼓文临摹和研究，书法文字中古朴的气势、厚重的线条深深影响着其绘画用笔。吴昌硕善于用线，特别是其晚年绘画，枝干与花叶都坚韧如铁画银钩般，遒劲厚重，酣畅率意。

吴昌硕姚黄奇石

立轴设色纸本 180×41cm

中贸圣佳 2021 春拍

《姚黄奇石图》画于甲寅年（1914 年），昌硕先生七十岁，正是他人书俱老、精力充沛、诗书画印创作的全盛时期，弟子众多，求学索画、求书的人摩肩接踵，在其影响下除国内外还遍及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姚黄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宋代欧阳修《绿竹堂独饮》诗：“姚黄魏紫开次第，不觉成恨俱零凋。”现在成语“姚黄魏紫”即从中来，指宋代洛阳两种名贵的牡丹品种，后泛指名贵的花卉，也指的是争奇斗艳的色彩。此幅《姚黄奇石图》便是描绘黄花牡丹，画中花枝以长线为主，吴昌硕借助笔墨，很好的将牡丹枝干盘根错节的生长状态表现出来。牡丹与奇石布局疏密相间，开合并存。其用藤黄描绘牡丹花瓣并施以叶子重墨加强黑白对比，丰富了画面形式。

在牡丹的题材表现上，吴昌硕用色别具一格，他并没有惯用文人画淡雅画风，而是擅长巧妙运用浓丽对比的颜色，做到以色助墨，以墨醒色，使画面设色强烈而不突兀，所绘牡丹不流于俗套。吴昌硕常常配以顽石打破俗相，他在题画诗中说道：“画牡丹易俗，水仙易琐碎，唯佐以石可免二病。石不在玲珑在奇古。”

吴昌硕双色牡丹

立轴设色纸本 106×56cm

中贸圣佳 2021 春拍

吴昌硕的绘画在七十岁后变得更加圆浑深沉，常以复色或墨色交加齐下，风格趋于厚重，线条干枯苍浊，用笔似猛烈而实沉着，变化多端。此幅《双色牡丹》画于丙寅年（1926 年），为吴昌硕去世前一年所作，是其艺术造诣达至颠峰的时期。画面中吴昌硕采取左下到右上的对角斜式构图，并以苍劲的枯木与牡丹相伴将奇石环抱；画中牡丹烂漫开放，花瓣以鲜艳的胭脂红描绘，或浓或淡，有个别花瓣加以少许朱磦，花团松紧控制得当、水分充足，光彩动人。

造型方面，吴昌硕的花鸟画也受清代晚期“碑学”美学思想影响，多浑厚古拙，少细致明净，不受自然形态的细节对笔墨的限制，将其用概括、简约的造型进行替代。从宋人的富丽堂皇再到明人的素简淡雅，而吴昌硕融铸金石，形成的独特个人风格，为牡丹这一传统题材呈现出了新的意象。

文摘选自

《圣佳艺文志NO.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