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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M社区剧场丨观察切片：工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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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M社区剧场丨观察切片：工人新村工人新村 McaM 社区剧场切片工人新村空间时间马玲玲嘉宾崇真艺客

《工人、新村与空间的想象》

时间：2021.6.26(周六)

19:30-21:00

主持：马玲玲

嘉宾：杨辰

杨辰

城市文化与建筑学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著有《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工人、新村与空间的想象00:00118:27未加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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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6日，McaM社区剧场“打工人文化宫”的第一场线上讲座《工人、新村以及空间的想象》开启。我们邀请了长期关注工人新村研究的学者杨辰，为“打工人文化宫”线上学习班的参与者讲述工人新村在中国的兴起、衰落以及相关空间的延伸想象。在近2小时的讲座中，杨辰从曹杨新村这个切片进入，为我们深入解读了一个上海工人新村变迁背后的劳工、社会关系以及历史变迁。

在详细的叙事之中，讲座主要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

工人 Workers

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工人群体和生产空间，如工厂、码头等之间的关系（F.Gipouloux，A.Roux），而工人新村研究则更关注工人的生活空间——从一个新村70年的变迁来观察上海的工人群体在1949年以来的生活状态，特别是他们的住房、社区以及日常生活的世界。”

新村 Workers's villages

为工人建造住宅不是上海独有的现象，大多数的中国工业城市，像沈阳、西安、武汉、成都等城市在计划经济时期都有工人住宅的建造。当然每个城市的叫法和建设方式略有不同，在上海一般称作工人新村，这个名称的来历也很有意思。

空间的想象 The imagine of urban space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工人新村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社会空间。一方面，透过工人新村，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群体的自我认同、家庭关系、邻里互助、社会地位在70年里的变化，进而理解背后更大的社会转型史。另一方面，工人新村本身就参与了这个复杂的社会过程，70年紧密的“人-房”“人-地”关系对上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理解这样的社会空间，是需要一定的“想象力”。

曹杨新村或是工人新村研究有什么特殊价值？

今天来看，曹杨新村首先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它是工人文化的重要组成。以往大家都是比较关注工人的生产空间，如工厂、码头、车间等（最近也有不少这类工业遗产研究），但是工人新村也是工人文化重要的承载空间，并且我认为它所蕴含的文化信息量更大，因为它更多体现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家庭、邻里关系、身份认同——这些内容十分重要，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和传承。

本次讲座最后的问答环节也非常有趣、深入。为此，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一下：

*下文中Q为观众提问，A为嘉宾杨辰

Q：曹杨新村初建时，它的设施相比其它同时期住宅来说是比较好的。我们是否可以将它看作是当时的模范社区个案？能在当时入住如此理想化社区的居民，是否或多或少存在一种新村自信？

A：在工人新村研究中，曹杨新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1949年以后上海、甚至是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它的第一代居民中，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比例很高，被称为“劳模村”。曹杨新村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第一个工人新村，上海市人民政府从曹杨开始，逐步确立了“四统一”的公房建造体系（即统一投资、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统一管理），这对后来其他的工人新村建设影响很大。上海当时在沪东、沪西和沪南工业区有鞍山、控江、长白、甘泉、日晖等其他的工人新村，这些工人新村的建设和管理方式与曹杨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新村的住房也不容易分配到，能住进去的一般都是在厂里表现优异的工人。工人新村模式是到19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变化，有了单位集资建房，虽然名称上延续了“新村”，但大多数的新村居民是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甚至还有领导干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所以，曹杨新村是一个特殊案例，但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今天的上海还能保留这么丰富历史信息的工人新村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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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新村与空间的想象》线上讲座截图

Q：在策划“打工人文化宫”时，我们的出发点是对于网络社会中群体与个人的观察、研究。在听完您对工人新村的研究后，对于工人新村，或者这种集合化的建筑自身带来的居住模式和当下自称“打工人”的年轻人的居住模式产生了一种比对。在工人新村所规划的户型中，卫生间和厨房是公用的，这个一直被后来工人新村的改造者所诟病。住宅属于私人空间，而工人新村的户型打破了私域空间，共享厨房、卫生间，隐私不可避免的被邻居知晓。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当下很多年轻人某种程度上在重新经历这种集合化的生活。像是自如公寓以及各种青年社区，它们好像在复制这种工人新村的模式。自如会改造公寓，将卧室分租，公共区域——厨房、卫生间仍然是公用的；青年社区式的公寓，一层多个公共洗衣房、休息间、咖啡厅、健身房，他们分开的也只是居住的小房间。这是否就是一个新型的，或者说是网络版的工人新村？工人新村的规划、兴起、衰败对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借鉴的意义与经验？

A：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不少建筑师想从工人新村实践中寻找对今天的启发。问题中提到的青年公寓——让年轻人留在大城市而不是让高房价把他们排斥出去，是个很好的政策。这两类住宅是有可比性的：都是集合住宅，私人空间有一定标准，多户合用一个公共或者半公共的空间，设计条件相似。曹杨新村的规划设计，据建筑师汪定曾先生回忆，开始也是希望做成独门独户的花园洋房。但一方面受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战后重建），另一方面新村设计似乎也有压缩私人空间，鼓励大家在公共空间里形成紧密互助的集体生活的想法。这种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关系在今天的青年公寓也可以参考，类似Co-working Space。欧洲今天还有很多学生宿舍和青年公寓就是如此：一个长走廊，两边是单人宿舍，尽端安排厨房和咖啡间，不同专业的同学可以在做饭和吃饭的时候交流。在局部的户型设计方面，曹杨新村也很有特色。比如每户的面积不大，但层高较高，尺度很宜人；进出家门、去厨房间做饭、去院子洗衣服等日常生活的行为流线组织的比较合理，公共、半公共、私密空间之间有分有合，邻里关系比较融洽。如果大家还记得曹杨一村的平面图的话，它的厨房间是单独设在北边，是凸出去的。居民一边做饭一边能看到窗外，正好对着大门，家家户户不锁门，但是做饭时能看到任何一个陌生人出入这个单元楼——这些设计细节对集体生活的考虑还是很周到的，体现了建筑师深厚的功力。当然，时代背景不同，曹杨新村和青年公寓的差别也很明显，很多经验不能照搬。比如，现在的青年公寓针对的是由于高房价高租金而疲于奔命的年轻人，青年公寓只是个过渡性住所，年轻人可以根据家庭结构变化、工作地点变动以及收入改善而更换住房，这和曹杨新村这类单位制下的公房完全不同。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房，大多是单位分配的，工人依附于单位，一般很少更换单位，因此更换住房的情况也很少见。虽然1980年代上海出现过民间换房的现象，但这个占比仍然有限。换句话说，今天看起来很正常的“居住流动”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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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新村与空间的想象》线上讲座截图

Q：当时，上海工人新村的建设显然无法满足工人庞大的居住需求。对于那些无法入住工人新村工人们，他们的居住需求又是如何应对的？

A：除了工人新村，当时的工人还有几类典型的住宅类型：首先是工厂附近的里弄房子，这些里弄解放前就有。其次不少工厂在厂区也有职工宿舍。另外，1950年代以后，滚地龙式的棚户区逐渐改造掉了（如蕃瓜弄），但工人自建的私房还大量存在。2009年的时候我还访谈过普陀区沿苏州河一带住私房的老工人，这些房子大多是砖木结构甚至是木结构的，建筑密度很高。

Q：从资料来看，曹杨新村是按照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标准建造的，可能是因为财政资助或工人阶级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有关。毕竟，那个时候其它的新村都没有修建那么好。出现曹杨一村这个个案，是不是因为当时曹杨财政投入比较大？如果是，又大到什么程度？

A：今天来看，曹杨一村的住房面积标准不高，人均只有3.6平米，三户合用厨卫。设计师汪定曾先生也认为“标准低了些”，但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这个标准在当时已经是最高的了。受战后经济条件限制，一村建成后新政府进行了反思，结论是曹杨一村的标准太高，包括户均面积、建筑间距、造价标准等。随后的曹杨七村就是五户合用了，单位造价也从74元/平米下降为48元/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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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新村与空间的想象》线上讲座截图

Q：某种程度上，工人新村是否有作为人民公社乌托邦式社会样板的成分？

A：新村无疑是带有一定社会理想的空间实践：通过创造新空间和新生活来塑造社会主义的工人群体。我在自己的书中也详细分析了曹杨的空间特征和新村精神。我个人认为，曹杨经验——从基地选址、到街区规划、再到户型设计——对中国70-90年代的城市规划和住宅设计都有重要影响；新村工人的社会身份对理解今天工人新村面临的困境和机遇也至关重要。

Q：从刚才的讲座之中得知，过去曹杨新村的居民大多都是劳模，是有一个较高的社会身份的。但随着城市的发展、新村自身的流变，仍旧居住在此的居民以及他们子孙辈阶层的变化如何？

A：2009年前后，我们对曹杨一村约80户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也包括不少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应该说条件好的本地居民大多都搬出去了，剩下的居民家庭条件都一般，在住房、就医和子女教育、住房方面还有不少困难。

《工人、新村与空间的想象》线上讲座截图

Q：你认为目前工人新村及居住在此的居民面临最大的生活问题是什么？

A：这是个大的问题，除了物质空间上的住房拥挤和房屋老化以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工人群体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从曹杨新村的个案看，新村工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身份在70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背后原因是很复杂的。我们可能很难回答“新村二代、三代居民是否还有社会流动的可能，是否还能获得父辈那样的社会地位？”，但至少在曹杨新村当前的改造过程中，建筑师和规划师应当尽量倾听居民的诉求，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来。

工人新村只是一个观察的切片，可以让我们借机了解过去，观察现在。在这里，我们一方面感知到对中国前面几十年的城市历史挖掘还不够深入，无论是城市的研究还是建筑规划改造，同时，我们也在反思，能否借着做“打工人文化宫”追溯历史在当下的反馈，去主动思考当我们的劳动主体发生的改变。尤其是劳动力改变后，它和当下的文化生产、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结合。希望我们对工人新村和集合化建筑的好奇，能够为现在网络社会空间提供一些历史的空间经验。而且，在算法、大数据的主导下，当下年轻人受困于信息茧房，趋向于孤立的个体，越来越群岛化。当物理世界的集体生活消散，网络的社区组织又如何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我们在一个虚拟空间时，我们线下生活共同回忆如何构造？“附近”如何构建？希望可以通过杨老师在工人新村等方面的研究，反哺到我们当下对网络社会空间的研究上。

——马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