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之死》导演林奕专访

转自：澎湃新闻

记者：潘妤

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被誉为“战后美国最伟大的剧作”。这部完成于1949年的剧本，在同年一举获得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和纽约剧评人奖，是历史上首个同时赢得三大戏剧奖项的剧本。而在中国，这部作品更有其特殊意义。1983年，阿瑟·米勒从美国来到中国，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亲自执导此剧，由英若诚翻译剧本，并和朱琳、朱旭等表演艺术家共同主演，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此后，北京人艺在2012年由李六乙导演重排此剧。但此间几十年来，阿瑟·米勒这位世界级剧作家的作品鲜少在中国上演。

今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集结吕凉、宋忆宁、韩秀一、顾鑫、张欣、兰海蒙、刘鹏、彭赛、程子铭、李诗杲、尤美、周子单、冯嘉烨、杨天成强大阵容，由林奕执导，排演了一个全新版本的《推销员之死》。因为观众对作品和演员阵容的强烈期待，这部剧首轮14场演出在刚开票不久就全部售罄。8月7日，该剧已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正式上演。

《推销员之死》曾经在百老汇一口气演出700多场，让阿瑟·米勒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剧作家。对于这部作品，阿瑟·米勒自己曾这样描述：“人们问我《推销员之死》是一个关于什么的故事，我说：那是一个关于推销员死亡的故事。是的，我很难用概括的语言去描述这部作品，因为《推销员之死》包含了很多内容：它关于美国、关于推销员、关于经济形势；它也关乎家庭、关乎生活，尝试用一句话去定义它对我来说太难了。这是一部关于爱的故事，关于父与子之间爱的故事。我和不同演员聊起《推销员之死》时我说：每个人在这部剧中都喜欢威利，除了威利自己。我想，《推销员之死》可能就是一个关于失去爱和再次找回爱的故事。”

此次导演《推销员之死》的林奕和吕凉已经合作了多部作品。从2004年上戏导演系毕业来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工作，林奕就开始了既“导”又“演”的生涯。作为演员，她参与了上话很多部翻译剧的演出。而作为导演，她的作品始终和阿加莎·克里斯蒂联系在一起，十余年间导演了十余部阿加莎的作品，几乎成为国内阿加莎剧导演“第一人”。不过，排演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对林奕而言无疑意味着挑战。她为这部作品做了很多案头准备，研读了能找到的所有阿瑟·米勒撰写的关于戏剧的论文，甚至把剧本里所涉及的美国社会和历史做了详尽的研究。在排练厅的墙上，一张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威利·洛曼”一家从1868年到1945年之间叙事年表的对比图十分显眼，那也是林奕经过深入研究整理后画出的。面对全世界无数剧团无数版本的演绎，今天如何去解读和呈现这个教科书级别的剧作，林奕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她自己的思考和答案。

澎湃新闻：你在今天重新排《推销员之死》，会有怎样不同的解读？

林 奕：《推销员之死》是戏剧教科书级别的作品，它似乎已经被所有人都知道，大家所熟知的关于这个戏的主题往往都是“美国梦的破碎”。坦白说，包括观众，包括我，很多人最初了解这个剧本都会被“美国梦”这个概念所影响，这时候你好像看不到这个故事本身，这个剧本在某个层面上被“神话”了。但对我来说，这部戏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破碎的梦，它表达的内容更多。从现代的眼光看，它还涉及到社会压力、原生家庭、亲密关系、亲子关系、自我认知、身份认同、行为障碍等许多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每个层面都在更清晰地解释这个梦是如何破碎的。

观众能够最直接看到的，也是演员们最直接表演的其实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父亲和儿子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兄弟以及朋友之间爱的故事。他们失去爱又找到爱但最后却也没办法拯救彼此的故事。事实上，全家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威利”，只有“威利“自己不爱自己。这是这部剧相对个人的部分。在剧中，“威利”和他的大儿子“比夫”都竭尽所能想给对方爱，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让对方真正感受到爱？也许因为在某一个环境下爱被物化了，再强大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社会里，个体很难不被所处的环境、位置以及个人的欲望所驱使，它们会遮蔽你的眼睛，让你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你可能因此丧失本来拥有的爱的能力和感受爱的能力。

澎湃新闻：你如何理解阿瑟·米勒的剧本在今天的价值？

林奕：阿瑟·米勒的作品真的太容易把人敲醒。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者。他不是那种自己生活非常糟糕，或者说是有很多特别情感需要抒发的剧作家，他是一个清醒的观察者。他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最普通的人在遭遇时代车轮的碾压下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他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希望，他在做一个什么样梦。在那个年代，威利所相信的“美国梦”，是一种承诺，一个对所有美国人的承诺，只要这个人有机会并且意愿努力工作，无论他们的背景或社会阶层如何，生活都可以变得更美好。但阿瑟·米勒以他敏锐的眼光，看到有些人无论如何努力工作，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成功机会。生活在一个承诺很多但却什么也不能保证的社会里意味着什么?这是米勒提出的问题。而今，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机会，拥有更多的退路和更开放的思想，但这个戏可以让我们停下脚步看一看，自己的身上是否有那个正在“推销”和“售卖”自己的威利·洛曼的影子。

生活在高度城市化的社会，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更清醒地看到自己所承载和经历的那个梦。其实做案头准备的初期，我没法准确地找到阿瑟·米勒实际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学术文章里虽然写得很清楚，但我产生不了同理。在一个深夜，由于哪个阶段我本人的生活遭遇了一系列的变故和撕裂，突然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疲惫感，那种无法卸载的疲惫。当我自己感受到了这种难以言说的疲惫时，突然就找到了创作的支点。看到了阿瑟·米勒为我们照射出的那些在一个时代中疲惫不堪、负重前行的普通人。

澎湃新闻：你如何理解剧中的推销员，也就是威利·洛曼这个人物？

林 奕：我不想把威利·洛曼当做“小人物”去处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古希腊式的悲剧英雄。对，其实阿瑟·米勒本身就是这么写的，他就应该是一个悲剧英雄。一开始看剧本摘要你就会觉得，在面对历史车轮碾压的时候，小人物是可以苟且的，小人物是可以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但是英雄却会带着某种不切实际的向往，带着某种对现实的不理解或者不满，它想要打破，想要搏斗，他要去跟他面前的、不愿妥协的东西抗衡，带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去抗衡。直到他发现所有的方法都行不通，才用损失最大的方法，也就是自杀，去完成他的生命意义，和身份的认同，去绽放他生命最后的烟花。

就像尼采的观点，人生本无意义，但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在准备这个戏的过程当中，我看了许多阿瑟·米勒本人写的论文，他对于古希腊悲剧有特殊的情结，他对于为什么普通人不能够被称作为英雄，有非常强烈的愿望，所以他要去写一个他所观察到的，悲剧英雄式的普通人。

澎湃新闻：吕凉老师这次扮演威利·洛曼让人非常期待，他对“悲剧英雄”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你一致吗？

林 奕：完全一致。但我和他经常会撕扯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物的呈现可能更多时间不显得那么悲伤，至少他不想悲伤或不甘于悲伤。在面对现实生活时他会显得很疲惫，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更愿意直接呈现一个英雄，一种疲惫地带着孩子气地散发光芒地搏斗。或许因为年龄和阅历，也可能因为演员需要依靠自己身体去创作。

所以演员有时很自然会更多地呈现出人物无法对抗命运的绝望。其实这两点不矛盾，事实上，这是一个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区别。因为威利的绝望是必然的，只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都非常犀利，并且不够完整，因此在行为上才会去搏斗和抗争。如果成熟完整了，想得清楚了，威利·洛曼可能就不会当英雄了，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对不对？可能观众想象这部剧也是一个“小人物”（我更愿意称他为“普通人”）的悲剧命运，而我更想注重要表达的，不是他悲剧命运的状态，而是在生命的最后24小时中，与悲剧命运搏斗的那个过程。他在回忆中拼命寻找生命的意义，但却一丝都没有抓到，而原因正是因为他的出发点就错了，他看到了不真实的世界。正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当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错了，那他就会呈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绝望。

澎湃新闻：这部戏的呈现风格会是怎样的？

林 奕：这个剧本的风格本身就很明确——依靠威利脑中的回忆和想象所产生的意识流来叙事。我最希望在风格上明确呈现出这个意识流的形成，他完全来自于威利的头脑。所以当他开始回忆时，我希望整个剧场都是他的“头脑”。因此这是需要打破我们以往惯于在剧场中建立的“幻觉”，而建立起属于这个戏的某种诗意。这个诗意，不单单是美的，也是残酷的，是被升华的、被提炼的某些生活情感。

澎湃新闻：听说你们这次的剧本的翻译上又下了很多功夫？

林 奕：是的，我们在正式开始排练之前，大家一起把剧本重新理了一遍。这也是我过去排阿加莎剧时的习惯，剧本往往都要经过一次初译和两次校译。其中初译得懂戏剧，先给出一个符合剧本特点的译本，然后会有一个英语比较过得硬的翻译，给出一个忠实原文的校对，最后我拿到了翻译本对照着英文原本，在作案头的时候最后再捋一遍，确保舞台上的呈现是符合剧本和我们想要的。其实这次的译者非常优秀，本身就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戏剧，研究方向就是“阿瑟·米勒”。也正是因为“阿瑟·米勒”，我们这次格外慎重。我们想尽可能解决的其实是很多翻译剧都存在的问题。比如我们中文更强调状态，而英语更强调动作——“他飞快地跑”如果翻译成“他跑得飞快”，本来非常强烈地表达这个动作的时候，变成了状态。如果演员顺着去寻找潜台词的时候，也许表演的走向就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些语言我们希望它更符合戏剧语言。比如“pull yourself together”，正常的翻译应该是“控制一下你自己”，但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生动的语言，于是我们“破坏”了规范的译法，利用单词把这句话校译成了“收拾收拾你自己”。

阿瑟·米勒的语言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语言风格难把握很多。因为克里斯蒂所写的大部分阶层都在中上阶层，语言比较讲究完整，译成中文也可以比较完整。但阿瑟·米勒是美国作家，他有自己的语言习惯，而且很喜欢自己创造新的词组、短语和句式、句子，这些正常简单的翻译是翻不出来的。如果这些东西没有被统一过，那么很有可能出来东西就不是阿瑟·米勒本来要表达的语感和语境。当演员完全根据台词作指导、去塑造人物、去寻找依据时，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极大的偏差。有时候威利·洛曼还处在一个相对抱有希望、给自己鼓劲的状态中，如果在翻译上出了偏差，就可能变成了一个已经非常消极的状态了。剧本里很多台词甚至有很多单词被省略了，很多表达你会觉得一下子明白不过来，你一定要联系到前面很多部分，找到埋下的某个伏笔等等，你才知道其实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一次剧本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一起研究调整。

澎湃新闻：你过去被观众熟悉的作品几乎都是阿加莎的悬疑剧，这次的创作是不是和以前非常不同？

林 奕：太不一样了。阿加莎是一个相对更情节的东西，故事性更强。人物被社会和生活碾压不是重点，只是背景。然后在这故事当中，每一个观众得到的体验可能完全不一样。有的人是来看故事的，有的是被吓一吓的，有的人是来找蛛丝马迹和线索的，有人看完了以后得到了一些关于人性的思考。但我都不认为观众看阿瑟·米勒的作品会有太多的不一样的想法，至少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不会那么不一致。纯看故事的人会看到爱，会产生同情，而这些爱和同情会引发他们思考，会开始反思，就像照镜子。这也是阿瑟·米勒所说的——悲剧性和悲怆性的差别。如果一个事件仅仅让人悲哀、同情，拿它只能被称为是个“悲怆性”事件，还不能被称为“悲剧”，更不会产生“悲剧英雄”。悲剧应给我们带来思考，“悲剧英雄”应用他的命运为我们带来启迪。同时米勒也本着他剧作家的良知告诉了我们，不是没出路。出路就在那里，就看你选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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