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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A. 谢弗｜阿尔托与超现实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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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托与超现实主义运动

大卫·A. 谢弗（David A. Shafer）文，唐建清译，

摘自《安托南·阿尔托》，南大出版社·守望者，2021年。

题目为小编所拟，感谢出版社授权

安德烈·布勒东比阿尔托大六个月，出生于诺曼底，在巴黎郊区长大，和阿尔托一样，他对自己家族的资产阶级志向感到恼火。但两人的相似仅此而已。战争期间，阿尔托和布勒东处于精神病学谱系的两端：阿尔托因为神经紊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布勒东则在圣迪济耶的精神病中心担任助手，为士兵治疗炮弹休克症。正是这段经历让布勒东的世界观开始成形，他将自己的艺术倾向与对弗洛伊德非理性理论的兴趣结合起来。

到1925年初，阿尔托已经成为超现实主义团体的积极成员，他终于在那些像他一样不愿或不能遵守社会习俗的艺术家中找到了创作的空间。即使在与超现实主义者痛苦决裂之后，阿尔托仍将超现实主义视为一种救助：

超现实主义来到我身边的时候，生活已经变得非常无聊，已经把我打倒，疯狂或死亡是我唯一的出路。超现实主义就是这种虚拟的希望，它是无形的，也许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诱人，但它刺激你不由自主地去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和任何能够欺骗你心灵的幽灵搏斗。超现实主义并不能恢复我失去的本质，但它教育我，不要再在思想活动中寻找不可能的稳定，学会满足于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幽灵。更重要的是，它给了这些幽灵一种感觉，一种无可争辩的残酷的生活，而且，事实上，我已经重新学会再次相信我的思想。

布勒东和其他超现实主义者欢迎阿尔托的热情参与，但发现他的个性神秘莫测。与阿尔托见面后不久，西蒙妮·布勒东就把阿尔托描述成一个“如浪潮般壮观、如灾难般令人感到痛快”的人。在布勒东看来：

没有人比阿尔托更真诚地把他所有的巨大力量都投入超现实主义事业中。也许他与生活的冲突比我们其他人更激烈。尽管他当时很英俊，但他无论走到哪里，似乎都随身带着一种黑色小说（black novel）中的异样风景，全都被光线照亮了。他怒不可遏，可以说，他对人类的任何制度都毫不留情，但有时以一声大笑来结束，由此可以看出年轻人极端的虚张声势。尽管如此，这种愤怒有着惊人的感染力，对超现实主义有很深的影响。

阿尔托意识到超现实主义是他的救赎，并沉浸于该阵营对自己的接受，他在短时期内也曾强烈地影响了超现实主义运动，他为《超现实主义革命》各期撰稿并主编了第三期；阿尔托独特的视角似乎找到了归宿，而在此之前他相信那是无法企及的。他为《超现实主义革命》第一期写的文章集中在两个具有个人意义的生存问题上：麻醉品和对个人存在的控制。在第二期中，阿尔托主张鸦片的合法化，并将鸦片的效用当作一种存在主义困境：在“人类绝望”被消除之前，鸦片必须随时可用。

第三期《超现实主义革命》（1925年4月15日）的主题是“基督教时代的终结”；这一期代表了阿尔托对超现实主义影响的顶峰。和超现实主义的传统一样，这些文章都是匿名或集体署名的（根据阿塔纳西奥留下的笔记，这些文章大部分是阿尔托写的，其中几篇描写了他对西方世界的幻想的日渐破灭和对神秘主义的追求）。阿尔托对东方宗教只是表面上熟悉，他的《致达赖喇嘛》呼吁启蒙，用“一种我们的头脑——被欧洲人污染了——可以理解的语言”。同样，在对佛教徒的吁求中，阿尔托颂扬了他所理解的东方禁欲主义，并拒绝西方的物质主义。

然而，尽管阿尔托对待超现实主义的态度是严肃的，但他的主管任期甚至没超过两个月。1925年4月20日，布勒东宣布机构将关闭；而不到一个月后，布勒东在自己家中重开该研究机构。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涉及阿尔托和布勒东之间的二元动态关系，这是一种既和谐又不相容的关系，充分说明了他们对超现实主义革命的投入。布勒东反对《超现实主义革命》第三期的基调，他被阿尔托对神秘主义的探索和阿尔托内在的、自我放纵的革命立场所困扰。尽管布勒东宣称厌恶理性和逻辑，但他对革命的理解是“思想的革命”，而阿尔托追求的则是一个混沌的宇宙，一个混乱的领域，在那里，可知的现实持续地倒转为一个复杂的网络，这个网络由深奥的感觉构成，消除了任何熟悉或舒适的东西。

1925年，电影和戏剧角色的大门开始向阿尔托打开。尽管仍与超现实主义有关，但阿尔托对它的投入程度已经降低；他与超现实主义阵营的关系最终在1926年11月破裂。

大卫·A. 谢弗｜阿尔托与超现实主义运动阿尔托超现实主义运动大卫 A. 谢弗 David Shafer 唐建清《安托南·阿尔托》崇真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