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陶文为例浅析“大印学”学术概念产生的意义

选自 | 《西泠艺丛》2021年第6期 总第78期 |

西泠印社理事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

我想用两个方向的汇报来完成今天的发言。

首先，西泠印社从2008年所提出“重振金石学”这个理念以后，经过了10多年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在今天提出了“大印学”这样一个学术概念，这是西泠印社在百年发展中坚持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一种学术态度。第一，“大印学”的概念应该是“重振金石学”理念的内涵与深化建设，或许说是重振金石学更为重要的落脚点。第二，“大印学”的概念，是在“重振金石学”宏观指导、推进基础之上的精准突破。第三，“大印学”为以后西泠印社的学术发展指明了道路。第四，“大印学”的概念并非局限于简单艺术范畴中的技术讨论，而更多的是反映我们在印学艺术表现形式背后的一个学术和文化意义上的考量。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西泠印社提出“大印学”的概念，可以说是真正顺应了时代对于主流文化艺术呼唤的一种积极响应。

其次，我们倡导理论都应该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和实践永远是文化艺术发展的两个相关联的重要方向。理论的进步会指导实践的提高；同样，实践的深入一定也会让我们总结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突破前人经验基础上的理论。

我在理解“大印学”概念的过程中，也从自身所实践的一个特定的金石艺术角度出发，认为是不是可以将对中国古陶文的研究作为“大印学”范畴中的项目，更好地疏理与展示中国古代玺印艺术及其其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座的很多的老师与专家都曾经从传世的印章中研究总结出很多艺术和文化的成果，而古陶文除了玺印所具备的姓氏、人名、官职等元素外，还具有确凿的年份、特殊量制的单位、远古的地名、专用属性、陶工里籍机构等信息，所以从“大印学”的范畴来看，古陶文所包含的玺印及其相关信息资料是非常丰富的。

陶文主要是指先秦玺印或者说秦汉印章在陶器上抑印的实用痕迹，也有部分为刻划文字。囿于历史传承的某些因素，很多的印学实践者和爱好者，没有获得更多的资料去对这个古老的玺印领域展开应有的研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古陶文的材料进入人们的视野，我想这些崭新的古陶文资料，完全可以成为“大印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版块。

也正因为想更好地表述古陶文对“大印学”研究的意义，参加此次研讨会前，我专门从藏品中间选择了两品做了传拓。第一枚古陶文“十錞中石基异量牛”，可以确定是突破或者说颠覆传世先秦古陶文长度之最的案例。考传世古代方形玺印尺寸最大的是在今天日本京都有邻馆所藏“日庚都萃车马”，边长6.9厘米；单边最长的应该是在上海博物馆所藏“单佑都市王□鍴”，长7.6厘米。但古陶文“十錞中石基异量牛”长度为11.2厘米，为尖角的圭形。这个抑印案例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对先秦古玺印长度之最的认知。著名的古文字家裘锡圭先生见后即说“前所未见”，可见其除了印学意义外，还有古文字学的价值。此外陶文内容对三晋地区量器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这枚陶文引发了“大印学”范畴中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  十錞中石基异量牛

马衡在其著金石学讲义中指明：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

第二枚古陶文恰好给予我们这方面的信息，这枚陶文出土于山东临淄地区，抑印释文为：“□（羌+邑）市”。据史料记载，“羌”即当时西域的“羌族”，“□（羌+邑）市”当为羌人所集聚的市场，未见先贤的古陶文资料著录。但是这枚“□（羌+邑）市”陶文的出土，说明了在先秦时期齐国故城存在有西域迁徙过来的羌人集聚形成的市场，佐证了史料中关于山东早期民众中存在西域迁徙到此的相关记载的正确性。先秦齐国开国国君姜尚，其“姜”字就是羌族的别称。

◎  □（羌+邑）市

今天西泠印社关于“大印学”的研讨会非常重要，我仅以此二枚古陶文谈个人的认识。我相信，在西泠印社的引领下，传统印学将被推向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和文化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