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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中的新长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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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冬天,是我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最寒冷的冬天,那种无法无天的寒冷像一把巨大的威逼的利刃,闪着寒光,直入骨髓。年末的时候,气温降至零下四十度,没有人愿意和风刀霜剑的环境怄气,街头臃肿的人影也寥寥无几,酷毙的严寒给城市的街道穿上了一层冰封的铠甲,令所有的人踉踉跄跄、缩手缩脚,如一只只被惊呆了的笨鹅。汽车的轮胎捆绑着防滑铁链,在地形起伏不定的城市道路上艰难地爬行,抑或小心翼翼地下行。


在城市的边缘,冬天的松花江江面封冻三米以上,流动的江水凝结成了一条带状的平原,向东北逶迤而去。江畔的树挂玉树临风,向江心招摇着纤细的臂膀,一眼望去,像远古的祭祀仪式中进行集体祈祷的一道残忍的表象。他们似乎是在歌颂一个看不见的、抽象的、暴虐的君王,用祷告、臣服和哀号来祈求劫后余生。比白山黑水更加极端的就是这种全白的景象,像葬礼,如刑场,这景象在我想象的世界里,就像是一只身着丧服一片肃穆但杀气腾腾的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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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系列-人圈 苍鑫 2003 126x166cm


奔腾流放的大江此时也带上了厚厚的面具,它们假扮成大陆的样子看起来坦荡阔气。诗人北岛在《走向冬天》里曾这样说道:


 走向冬天,

在江河结冻的地方,

道路开始流动。


夏日里往来穿梭于大江南北的那些吵吵巴火的渡轮们,此时偃旗息鼓,它们被封冻牢牢地困在了地面,像一具具僵硬的躯壳一样歪七扭八的倒伏在江堤下。冬天的江面简直就是一个残酷的乐园,吸引着这座城市最不安分的人群,在其上撒野尽欢。尽管江风呼啸,透骨奇寒,但是如此平坦的一条“大路”出现在一个城市的边缘,让它变成了最长的跑道,最宽阔的广场。于是这里倒成了一个关于寒冷和冰雪的极限性乐园,是勇敢者的天堂。冰钓者会在厚厚的冰面上凿出一前一后两个洞,然后把鱼挂从一头放进去,再从另一头引出来。然后静候那些已经被冻得麻木,但贪嘴的鱼儿们逐一上钩。隔不了多久,那些既缺氧又缺食的昏昏沉沉的鱼儿们就一条一条的挂在了排挂的鱼钩上,然后被赤条条拎了出来;江面被大面积凿开之处是人类冬泳的地方,冻城人民最骄傲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是严寒的文化结晶,大有向死而生的气概。赤裸裸的人们威风凛凛地站在矩形的水池旁,浑身散发出白色的蒸汽,像一只只被剥光的水獭,快乐地出入江水之中,冷静的江水被不停地扑腾着、翻动着,激起少许浪花;爬犁也是江面上的一项游戏,这曾经是东北地区游牧民族采用的古老的交通方式,在现代社会里被做成了简易的模样。瘦骨嶙峋、垂头丧气的老马,取代了威武雄壮的驯鹿;锦帽貂裘、威风凛凛的狩猎者,换成了衣冠臃肿的车老板,他们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神气活现地挥舞着鞭子;爬犁的规模也缩小了很多,并且去除了华丽的装饰,但一切原理还保留着。因陋就简的爬犁依然抵挡不住冰城人民对快乐的追求。务实的现代人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早已看淡了仪式,他们只在意速度。简陋的冰犁在封冻的江面划过,翻开了浮动的积雪,在江面上留下一条一条纵横交错的痕迹,像无数的鞭子抽打在凝固的江面,留下细碎的刮痕。由于冬季漫长的封冻,江南江北已经实现了天堑变通途。这个时候人们喜欢从坚硬的冰面上通行直抵对岸,重型卡车驶过的时候更是会留下粗大的痕迹,那些深深的车辙,就像束缚大江的道道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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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系列-火圈 苍鑫 2003 126x166cm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毕业到毕业后的三四年的时间里,校园流行音乐的王者早已完成了几轮更替,入学时的偶像歌星张行已锒铛入狱,此时结束刑期的他,试图唤醒人们的旧爱,发行《再爱我一次》,但好像已无力回天。相比张行,经历大致相同的迟志强却大获成功,《铁窗泪》的亮相,非同凡响,极大地带动了社会民众情绪起伏的节奏。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填满亚文化内容的歌曲非常符合当时社会工商界主流的胃口,这种黑色的吟诵亦是一种有力的代言,让咸鱼翻身后的个体工商从业者欢欣鼓舞。《铁窗泪》的调性在当时流行歌曲的海洋中属于一枝独秀,满是悔恨和哀怨的腔调很像充满了无奈和悲鸣的美国早期的爵士音乐,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黑色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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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行的专辑《再爱我一次》封面,图片来源于网
张行于1985年录制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再爱我一次》,遗憾的是当年中唱上海公司录制完毕后,并没有发行,原因是当年张行出事入狱。专辑正式发行是在3年后1988年张行出狱的时候由厦门音像出版社从中唱上海买来了版权发行的,在当年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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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志强的专辑《悔恨的泪》封面,图片来源于网

《悔恨的泪》这张专辑里一共十首歌,迟志强也因为这些歌曲而被称为“囚歌之王”。虽然在2008年,这些歌曲的制作人公开澄清,称歌曲不是迟志强演唱的,那个略带哭腔的声音实际上是翟惠民演唱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歌几乎都是由迟志强作词作曲编曲等。


此时,正处于快速奔跑中的中国社会,需要流行音乐的不断变化来鼓动节奏,或者说是现实律动的脉搏强行带动着时尚变化的频次。流行音乐的歌坛,其无情和残酷远远超过江湖。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令全国人民痴迷万分的春晚犹如一鬼推的磨盘,一轮一轮旋转着,碾压着。眼下冷酷的齐秦已经取代了携带国际大都市风范、英俊潇洒的费翔,成为了时下中国大陆最受追捧的男歌星。他的歌曲中透着一种失落和颓废的情绪,正中这个时期青年人的下怀。其许多歌曲都脍炙人口,但是在黑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最喜欢的还是那首《狼》。这首歌曲开创了大陆文化中歌颂狼的先河,在昏昏沉沉的冬季里听起来最有味道,如同冬眠中的梦呓,代你吐出心中的积郁和苦闷。因为在那漫漫长夜中,这首歌会让人感受到一种饥渴、一份孤独、和一股冲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回响在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以及大学校园里的各个生活空间场所,食堂、走廊、宿舍。它仿佛是冬天里的春药在唤醒情欲,亦如长夜中的悲歌,释放着无尽的惆怅。大学生们青睐这首充满着阴郁情调的歌曲,若不是该歌曲中有几个调门太高,难度太大,它早就成为人人爱唱的曲目了。每一届的校园歌手大赛中,总有几位不知深浅者试图模仿齐秦的唱腔,也多在声嘶力竭中,因失控声调或损伤声带而狼狈下场。但许多年轻人就是不愿屈服于天赋的赐命,而做着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挣扎。这首歌悲楚的调性还是另一种求偶的表达,召唤着这个城市里面年轻人的欲望。从饥肠辘辘到铁血雄风都是被这首歌所招魂时附体的野性。最后,悲悯变成了孤傲。   

歌词中提到了牙齿,称之为冷冷的牙,隐喻着饥饿和欲望。欲望来自于饥饿,饥饿也仰仗欲望激励的野性去解决、安抚,它们是一对共生的关系;此歌中还有一处的唱腔模仿了狼嚎叫的声音,这反传统美学的诡异之处也是年轻人的最爱,这俨然是一声叛逆者的集结号令!每一次校园歌曲大赛或文艺联欢会上,总会有几个不甘失败者挑战这首歌,尤其在模仿狼嚎这个节点上,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死不悔改的年轻人们还是爱听它,因为歌词中称之为一两声“长啸”的抒情描述,其实是一种呐喊的表达,一种撕心裂肺的倾诉、排山倒海的呼啸。我当时对这首歌因爱恨交加而不能承受其重,采取了一种回避态度,因为它在我的两处痛点上深深地戳了一下,第一是感情方面的波折带来的孤独感,第二是对高等教育岗位所处的窘境而形成的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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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是齐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齐秦1985年5月10日由综一唱片发行的专辑《狼的专辑》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齐秦的扮相总让我想到一匹疲惫的瘦马,长长的鬓鬃,清瘦的面庞,精悍的身影,略显倦怠的表情。他的歌声让我想到的是另一种自嘲,我觉得自己不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而是一只来到北方的马。在肃杀、凄凉、冷落的季节里,我发现自己走进一个四下里白茫茫的误区中。阴郁的天空下连个影子都没有,我无法确认自我的存在,也找不到归宿。八十年代朦胧诗的代表曹安娜有一首诗《雪地》,其中写道:“

雪越下越大,
天地间银灰色的白。
我不再去空旷的街头了。
不再让雪花染白红色的围巾,
冰棱在睫毛上盛开。
不再守着一串孤单的脚印,
苦苦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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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秦,图片来源于网络

“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名声不佳,它狡诈、凶残、嗜血成性,一直是传统道德所批判的对象。齐秦歌曲中的“狼”瞬间扭转了这种价值观,实属不易,我想这和时代兴起的反叛精神是相关的。后来我看到了在1974年约瑟夫·博伊斯在美国所做的行为艺术“我爱美国,美国爱我”中,也使用了一只荒原狼,用此隐喻文明中的“野蛮”,引人深入思考。和博伊斯的作品中的狼相比,流行音乐是肤浅的,它只是一种安抚个人情绪的道具,扮酷的作用是主要的,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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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博伊斯 《我爱美国,美国爱我》 1974年 博伊斯与狼的互动。图片来源于网络

齐秦的歌曲本质上是一种流行和摇滚的结合,加之齐秦本人长发飘逸的形象,想必也是受过当年披头士或者美国民谣乐队的影响。在他的专辑《狼》里,他不再是一味地表达伤感,而是表达了对抗压抑的呐喊。专辑《狼》是中国大陆正式引进港台音乐作品的先锋,引发了无数赞誉,但它留给我的记忆是极度灰暗的,从中我仿佛只听到了死亡、孤独和绝望。此时,我需要另一种音乐来拯救,我的人生需要新的目标。

 


冬去春来又一生


冬天尽管漫长,但这里的人们似乎并不期盼春天。

 

四季之中,哈尔滨的春天几乎乏善可陈,虽说立春多在二月,但此时完全看不到回暖的希望。三月里雪基本上停了,但春风骤起,三月和四月这两个月里几乎天天都有风。严冬气数已尽,当春分吹拂大地时,这风依然携带着一股杀气,这是垂死的严寒发出的最后一轮恐吓。在春风呼啸的号角下,严冬大规模的退却终于开始了。在这座不屈的城市里,曾被它的严酷所整肃过的一切又开始了蠢蠢欲动的反扑。荒郊野外,枯萎的杂草刺穿了日渐单薄的残雪,窒息已久的旷野开始恢复元气;街巷里的坚冰在消融,被它封存半年之久的灰尘、油垢复活了,它们随着融化流淌的雪水混合成污黑的泥泞,再通过人类的践踏,布满大街小巷里的人行道上。而洁白却在一点一点地消失着,从人类活动最集中的城市中心开始,再向市郊和荒野扩散。三月末、四月初是松花江开江的时段,冰层下流淌的江水和日渐升高的气温里应外合,终于挣破了冰封的面具。开江是春天和冬天的一场决战,是天与地之间角力后终究的失衡。被能量粉碎的面具碎片布满江面,向下游缓缓流去,如同大战过后的累累弃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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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中的新长征计划 崇真艺客入春开化的江面,张崇岩拍摄


城市透明的特质也开始模糊,兆麟公园的冰灯展早已进入尾声,报纸上纷纷刊登劝说人们不要前往的公告,因为那些“水晶宫”在纷纷坍塌,它们总会在阳光充足的午后制造事端,冰块一个个碎裂,晶莹剔透的墙体轰然倒下,将一切冷酷的建造化为乌有。冬天的谎言和神话破灭了。双层窗外层玻璃上的窗花消失了,假象一夜之间逃遁得无影无踪,而惨淡的真相终于浮现出来。从窗口望去,扭曲的黑色枝杈,臃肿的建筑,外墙上紧闭着的窗户,喷吐着白色烟雾的烟囱,四起弥漫的浮尘……

 

三月里,雪偶尔还在下,但雪花中掺和着雨丝,淅淅沥沥,磨磨唧唧,也不知是冬天恋恋不舍,还是春天在推推拖拖。明显的是寒冷受到了来自天空和地面两方面的夹击,它大势已去。地面的小草开始发芽,像大地悄悄伸出来的触须,战战兢兢试探着空气的态度。但此时的气温似乎是个混蛋,它反复无常,乍暖还寒,仿佛在向老天敲诈更多的暖流,以及更多的雨露和阳光。春天的拖沓和冗长不符合哈尔滨人的性格,它不够爽快,态度暧昧,如同一个长大后的弃儿,在无休无止地抱怨和索要。自打春联张贴之后,人们连春饼都吃了,它还在拖延,冬装褪去了,它还在犹豫,直到大胆泼辣的女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换上薄衣,秀出迷人的身形。四月初,第一场真正的春雨才蓦然而至。那些落叶的缝隙间,乱草洞钻出的野花让人疼爱,鲜艳的色彩在大片大片枯黄的反衬下显得格外耀眼,像苍穹之中的星光,如刚出生置身于满是褶皱的衣物上的婴孩。春天的啼哭声来得虽晚,但是迅猛。春天和残冬的巷战一直会持续到四月下旬。五月,真正的春天才会到来。之后四月末白色的梨花开始成串的怒放;五月初,醉人的丁香、娇艳的黄玫瑰、竞相开放,这下子春天真的来了。

 

摇滚中的新长征计划 崇真艺客(左)哈尔滨威虎山间的野花,(右)雪地中即将绽放的梅花,米长虹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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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花盛开,苗业拍摄于2021年4月26日摇滚中的新长征计划 崇真艺客

绽放的黄玫瑰和丁香花,苗业拍摄于2021年58


1989年的四月底,整个哈尔滨的视野里还是见不到一星半点的绿色,我接到一个设计任务,随同当时的一位“大人物”去北京出差。那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麦道-82飞机起飞的过程中,自己心脏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人类心脏古老习惯遭到挑战之后的生理反应,加速度、重力方向的调整,和偶尔的失重感都引发了心脏的强烈抗议。我意识到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新时代来临了……由于带队“大佬”的威望如日中天,接人的汽车竟然直接开到了停机坪上。几位衣装革履、满面春风的当地业主方领导笑容可掬地恭候在悬梯之下,那场景让我联想到小时候《新闻简报》中经常出现的亚非拉领导人访问的场景。稍作寒暄之后,三四辆轿车组成的车队沿着老机场路一路疾驶,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北展宾馆。

 

那一次在北京的出差足足有半个月之久,我没有向系里请假就跑出来十多天,而当时的教学也处在一种特别的状态之中,学生们正群情激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上课则是断断续续的。参与莫斯科餐厅改造这个事由,让我领略到了来自北京现代历史的问候。“老莫”曾经是一个特殊年代的政治地标,记录了中苏蜜月时期的美好时光,也承载了六七十年代大院子弟和顽主们的辉煌义举。它曾是光芒万丈的伟大首都之中的一个文化地标,混杂着意识形态、社会阶层、文明差异等多种因素。借着改造设计者的特殊身份,我尽享了空间礼遇和资料查阅方面所有的优待,得以从一个餐饮空间的形态,窥视到政治权力慵懒的仪容。“老莫”在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告别自己的辉煌,倒不是因为它老了,而是因为真正的西方文化已经开始登陆中国。1983年9月26日,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崇文门西大街开张,给中国人们展现了法餐的美味与排场。开业伊始,每日门庭喧闹,吸引着社会新贵,影响着全社会的风尚。但此时这个庄重的苏联帝国式建筑依然释放着奇幻的余晖,极权政治衰败时的尊荣的确更显迷人。京城昔日的权贵们依然留恋它,不依不舍;像我这样的流动人口对它更是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感,还有好奇引发的窥视冲动。步入这个场所,甚至在其最尊贵的包间内用餐时,伴随着传说带来的虚荣等等悉数涌上心头。因为在那些空间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余音尚存,还有那些共和国历史大人物们使用过的纯银餐具都是当下喋喋不休的话题。有一天早餐居然看到了正在一个人安静用餐的袁世凯嫡孙,那孙子当年已经八十四岁高龄,五官相貌上依稀可辨析出祖辈当年气宇非凡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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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展览馆建筑模型,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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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莫斯科餐厅内部,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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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29日,《北京日报》4版的一则广告。图片来源于网
1954年的九月,北京展览馆竣工,同时开业还有的“莫斯科餐厅”。餐厅的早期服务对象主要为苏联援华专家、驻华官员和赴俄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之后因价格较高,主要是干部及其子弟光顾,所以,作为早期为数不多的西餐厅,老莫对一些人来说具有别样的意义。莫斯科餐厅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蜜月时期、裂痕时期,旁观了苏联解体,是中苏关系变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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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皮尔·卡丹参加马克西姆开业典礼。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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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开始成了中国摇滚乐胜地,崔健、汪峰、黑豹、唐朝这帮摇滚先驱年轻的时候都在这儿演出,吸引着一大票年轻人过来玩。图片来源于网络


与这庄严肃穆的历史建筑一墙之隔的是北京动物园的猴山,青石和水泥潦草砌筑的猴山中,几处陡峭的孤峰突破了高垒的围墙的限定,人们的眼帘闯入到另一个世界中,这个人为的山头似乎并不甘于接受北京展览馆挺拔眷秀身姿的压制,而那里的“风景”更加有趣,每日里引得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叫好声不断。拉帮结伙、争夺势力范围的群猴们整日为了食物和交配权在追逐、撕咬,并发出各种情绪的嚎叫,政治和丛林就这样比邻,近在咫尺,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影射,相互反衬,勾勒出一副绝佳的进化简史图景。

 

翻阅旧有的工程图纸时,我看到签字栏中有许多大人物的字迹,如时任建筑学会会长的戴念慈先生。1954年,那曾经是一个壮怀激烈的时代,新中国带给人们的美好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在结盟,艺术形式在融合。国际政治的变幻留下了许多坚固的物证,风华正茂的才子们留下了他们虔诚工整的字迹。热闹嘈杂的集市中,板儿爷们在忙碌的穿梭往来,倒儿爷们在兜售、叫卖各色新潮服装;播放流行音乐的街头音响振聋发聩,林立的高楼间,窗口对着窗口在咆哮。环顾四周,到处都有塔吊悬臂的影子,一辆一辆风尘仆仆的运载车辆疾驶而过;一座座高楼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补药和减肥药的广告并驾齐驱;开启民智的《走向未来丛书》和充满奇闻异事的低俗出版物摆在同一个书摊上。好一派摇滚时代生龙活虎的多元景象。自那日听了崔健的歌曲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激情被无意中点燃了,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它一直萦绕在耳畔。摇滚乐在历史的空间中产生无休无止的混响,浸染在这热火朝天的现实中,我想入非非,我心旌摇曳。我想终结浑浑噩噩的状态,开始人生新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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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的北京,卖眼镜的露天摊位,一位年轻时尚的女性试戴眼镜,并拿出化妆镜仔细地观察着是否合适。图片来源于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文艺主要是受流行音乐影响,尽管一茬一茬的歌星在诞生、陨落、沉浮、兴衰,但流行音乐的洪流基本没有改道。歌曲大都旋律清晰婉转、节奏舒缓,歌词内容先以赞美为主,从江山秀美到政通人和,从“希望的田野”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后来因港台音乐人的出现,流行歌曲又转向填充着卿卿我我的人性述说,或绵长柔软,或海誓山盟般刚强。

 

文艺形式和审美趣味的转向就像一趟趟的折返,不断甩掉那些思想转不过弯来的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们。1990年亚运会主题歌曲征集的过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昔日的巨擘即使殚精竭虑累死在琴台上,也不能争得不属于他的时代荣誉。最终《亚洲雄风》的横空出世揭开了一个新时期的美学序幕。从苏小明、张行、刘文正到费翔、文章、苏芮,都是如此换汤不换药。处在改革开放青春期的中国社会体内的躁动,终究会表现出来,纸包不住火,中国需要一种新的文艺形式。于是在八十年代末期,流行音乐中叙事的题材开始变得多元起来,男欢女爱虽然占据主流,但日常叙事、乡土情颂甚至具有革命性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也开始崭露头角。1986年在以“世界和平年”为契机的全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摇滚乐终于现身了。它像新冠病毒一样,无孔不入,借着主旋律的舞台唱响起来。摇滚乐是流行音乐中不同凡响的坏种,它的存在是文化消费中反对庸常的受众们呐喊呼吁的结果,如鸡尾酒中美艳决绝的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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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亚运会歌曲《亚洲雄风》磁带封面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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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8日起连续三天,崔健在成都演出,为亚运会募捐。

图片来源于《城市画报》2005年9月23日


八十年代末期,中国本土的摇滚乐开始在大学校园悄然兴起。罗大佑的歌曲是这场疾风暴雨的前奏,大三的时候,他的《之乎者也》就令我这样的乖孩子感到分外诧异和吊诡;王迪在《顽主》中的那种双手抡着麦克风嘶吼的台风更是令人痴迷,那首《忧心忡忡的述说》的歌词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乱哄哄,矛盾又复杂的时代。之后中国本土真正的摇滚出现了,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就是崔健。据说崔健的早期也是在由翻唱美国流行音乐入道,那恐怕是他不愿意回首的一段经历。有一次一个著名的音乐人发给我一些八十年代崔健翻唱的美国流行歌曲的音频,听了之后我倒并没有对这位心目中的英雄产生怀疑,反而认为这是一个个体在环境中生存和对抗中必然性的阶段表现。生存总是优先于对抗,我觉得那个时代涌现出来的英雄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经历,但重要的是他能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猛然觉醒,而这一定不是偶然性的。正所谓历经苦难、痴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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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佑于1982年4月21日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之乎者也》。图片来源于网络
专辑内收录了《恋曲1980》、《童年》、《光阴的故事》等共10首音乐单曲,由罗大佑与阪部一夫共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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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顽主》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王迪于1990年6月30日发行歌曲《忧心忡忡的说》,收录于专辑《滚石10年纪念盘4 大陆1990》中,同时也是电影《顽主》的主题曲。


崔健的摇滚从乡土民谣开始,第一首打动我的歌曲就是《一无所有》。八十年代中期,一代风华正茂又闲得蛋疼的大学生们,大多还沉醉在情意绵绵的台湾校园歌曲的无病呻吟中不可自拔的时候,这首歌横空出世了,没有任何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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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发表歌曲《一无所有》,词曲均由崔健所作。图片来源于网络

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演唱了《一无所有》,也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


1986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我在培训中心青年教师的宿舍405房间里和青年教师张伶伶畅谈人生,身边的半导体中播放着歌手周峰情意绵绵的歌曲《季候风》和《梨花又开放》。之后频道一换,恰逢有一个栏目开始介绍《一无所有》,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在座的所有人仿佛触电一般惊呆了。那是一股来自生命谷底的震荡和激励,山摇地动,连空野水入洪荒般壮阔。电吉他掀起了狂风暴雨般的节奏,唢呐声从极遥远的古代传来,勾连着天地人神……这首歌曲的旋律和音色让我联想到了画家丁方的早期作品,粘稠的油彩堆砌涂抹出的混沌苍茫景象,把人类魁伟的身体和大地淳厚朴实的景象融合了起来,既有一种英雄史诗般的气概,又体现出了一种天人合一般雄壮的力量。画面上凝重的色调和粗粝的肌理,表现出土地的博大与深厚感,歌曲中那嘶哑的呼号有一股自我救赎所呐喊时的穿透力,又仿佛古老的祭祀仪式隆重而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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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与人·山与人  八十年代,布面油彩 110cn×90cm,丁方


1989年5月在到北京的那次出差间隙里,我在莫斯科餐厅身后的北京展览馆剧场里看了一场演唱会。当时的演唱会大多数都是那种充斥着唱歌、跳舞、相声鼠来宝、山东快书的大杂烩,整场的娱乐性节目在我的记忆中几乎都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当一首感觉有点突兀的歌曲出现后,一切都改变了。一个身着黑皮夹克的年轻歌手(记忆里好像是孙国庆)登台时为大家演唱了两首歌曲,第一首是《篱笆墙的影子》,有点乡愁的抒发;关键是那第二首才特别,其节奏强烈、声音粗犷、顿挫有力、歌词荒诞性地组合拼凑,形成充满政治意味、挑逗和反讽并行的批判式说唱。这首歌就是后来风靡一时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弥漫着轻歌曼舞的台上突然出现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像一颗突然丢进剧场的炸弹,惊醒了春梦,震碎了慵懒;又像是一组听起来陌生又神秘的咒语,正在点悟着骚动中的群氓,并开启着一个新时代的精神气象。这首歌曲的突然出现,虽然在美学的安排上略显唐突,但我立刻就被这种音乐打动了,几乎浑身战栗。我感觉到自己的肾上腺素在快速分泌,我想手舞足蹈,想冲向街头。它的歌词令人耳目一新,有几分放纵,有几分沉重;既充满了激情,又有几分荒诞的反讽。第二天我跑遍附近的书店和报摊,最终在百万庄建筑书店旁的报亭中看到了这盘画面装帧具有浓重左派情调的磁带,其版画风格所特有的批判性、革命性色彩恰是诱使我青春期冲动的催眠符号。买这盘磁带的时候,那个留着长发,身着军装的贩子向我竖着大拇指说:“嘿!哥们儿真有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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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翎与崔健的合影,枫翎提供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中国第一张原创摇滚专辑,也是载入中国摇滚历史中最重要的文献。中国的热血青年为这种或谜一样,或战斗口号一样的歌词所痴迷,一代人沉湎其中不可自拔。另一方面,它在中国现代音乐本体语言的开拓上也有巨大的贡献,它综合了Jazz、Funk、Blues、Reggae的风格,也揉合了中国民乐的因素。听起来积极向上,战斗力爆棚。我从北京把这盘磁带带回了哈尔滨,之后的几个月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迅速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文艺青年们热捧的歌曲。因为它和特定的一个时期青年人的萌动的状态发生了共振,这共振所催生的情绪如花园里蔓生的野种们,在一个中国最北方大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在一个春夏之交的时段里不可阻挡般肆意生长,铺天盖地;又如炙热喷涌的岩浆奔腾倾泻,然后激起翻江倒海的巨浪。后来建筑系同学自编自演的16步舞,就是根据这首音乐的节律来编排的。在正对红太阳展览馆的学生第一宿舍楼前面那块不大的广场上,每天这种比忠字舞略微复杂的集体性舞蹈总会引来众多街头路人驻足观看,仿佛是一个政治运动前的一种强有力的号令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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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崔健创作并完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同年3月,崔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个唱。图片来源于网络

该专辑共收录了九首作品,分别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不是我不明白》、《从头再来》、《假行僧》、《花房姑娘》、《让我睡个好觉》、《不再掩饰》、《出走》、《一无所有》

摇滚中的新长征计划 崇真艺客
1989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专辑发表后,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崔健与他的乐队在做一个电视节目时引来大批群众围观。图片来源于《城市画报》2005年9月23日

 

比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曲的旋律和节奏,我更喜欢它的歌词,其中的关键词诸如“二万五千里”、“根据地”、“步枪”、“小米”、“大炮”、“轰炸机”等是上一个时代在我们脑海中留下的碎片性记忆,它把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早期出生的这批人的历史记忆和新时期社会图景的精彩纷呈,完美的拼凑了起来;将时下因分配制度急速转变,所带来的焦虑和愤懑情绪迅速带动了起来;让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带着少许的徬徨,带着少许的激烈和悲壮,还有诸多的迷茫跃跃欲试,踏上新的征程。它包含着一种混沌的力量,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欲望,令人兴奋、焦灼、紧张。这种混沌的力量使我的血液沸腾,在我的胸膛猛烈的撞击,我觉得它就是在为我呐喊,所表达的就是我的内心和身体在社会环境所遭遇的困境,在它的蛊惑下,自己叛逆的情绪在激剧的滋长。


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MV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荟萃了中国摇滚乐开篇中绝大多数名曲,我熟悉每首曲子的旋律、节奏、歌词,它和“八五”美术中的许多经典名作共同构成我认识当代性的词典。《不是我不明白》颠覆了人们对歌曲的认识,它几乎没有旋律,只有节奏和唱词。它完全是个组合的形式和制作的产物,音效制作很有空间感,有几个段落让人联想到了游行队伍的喧哗和高音喇叭的空中霸权。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生动,且意味深长,一方面它是一个哈哈镜,映像着现实,符合这时代各种各样的分裂图景;另一方面,它反反复复的抱怨又是一种强有力的批判,让人们追问个体在历史场景中无时不在的彷徨、失落和无助。《不再掩饰》中,当我听到歌词中“我的自由是属于天和地”、“我的勇气是属于我自己”的时候,无数次的眼泪不觉落下……



 

但是我的长征目标在何方呢?这是头脑发热暂停后自己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救赎自己的途径大致有三,其一是世俗生活,娶妻生子,天伦之乐,然后混吃等死一生;其二是精神世界,在各种读本和理论的引导下构想属于自己的乌托邦。比如北方艺术群体中出走的精英,比如厦门达达惊世骇俗的集体性艺术实验,还有圆明园画家村的乌托邦聚落;其三是投奔美好的物质世界,出国、留学、去沿海城市淘金闯荡。

 

我虽是个凡人,但从不甘心在平淡的世俗生活中愈陷愈深,也不想浑浑噩噩地漂浮于社会发展的生态圈层之外,在喝酒、打牌、对弈、搞笑中耗散自己的青春。六年前,我千里迢迢北上求学,来到这个昔日曾被誉为东方莫斯科的城市中寻找异质的文化环境,想从头再来。可是六年的时间里我看到的是这种没有文化根基的现代性正在溃败,现代主义的国际式、草根的文化正在聚合成一个来势汹汹的大军,他们摧城拔寨,他们势不可挡,正在祛除曾经的那个美丽的泡影。不仅如此,我亦看到那个源头也在哀亡之中。尽管中苏关系回暖,但莫斯科此时已自顾不暇,无力回天。刚走出国门输出劳务和建设的黑龙江两个土建公司的工人们,在苏联的边境小城因琐事展开大规模冲突,终于酿成了18人重伤,上百人轻伤的惨剧。中国建筑工人的战斗力让老毛子们看得目瞪口呆,直发出“这睡狮渐已醒!”的惊叹。垂暮的苏联帝国此时已无力回天,再继续向远东地区输出现代技术和革命思想。广袤的黑土地一片沉寂,整个东北亚都渐渐沦为世界的边缘,我要向新的中心进发,哪怕等待自己的是一个漩涡,一个黑洞。


摇滚中的新长征计划 崇真艺客1992年,从上海到无锡的出差途中,陈风新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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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鑫提供的行为图片

丁方提供的绘画作品

苗业、米长虹、枫翎、张崇岩提供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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