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顾铮
上图为:谢丽·利文(Sherrie Levine)
《仿亚历山大·罗德琴科》, 1985年
明胶银盐印相,38 x 30 厘米
瑞士温特图尔摄影博物馆收藏
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极力推崇艺术的原创性。这既与资本主义社会艺术体制的具体运作有关,也与现代主义艺术排斥传统的态度有关。在高度商业化的资本主义艺术体制下,作品是否“新”、即是否具有独一无二的原创性成为决定作品的市场价值的极其重要的标准。同时,作品与作者本人在艺术史的地位也主要以原创性为准绳加以确定。1994年,美国著名艺术家、新达达的代表性人物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1930 - )在回顾自己年轻时的奋斗时,曾说过如下一番话:“总之,我想做的是现在还没有过的作品、做其他画家们没有做过的事。看着自己完成的作品,哪怕是有一丁点儿可以令人想到其他画家的作品的要素的话,我就会彻底推倒重来。总之,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是与众不同的东西我就会着手做去。”他的这番话,可说是现代艺术重视“原创性”的最为具体的表述。
该系列亦为格兰斯通博物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明尼苏达州沃克艺术中心收藏作为对陈陈相因的学院派传统的反动而登场的现代主义艺术,当然对处于僵死状态的传统有着一种本能的厌恶并有意规避。与传统撇清干系已然成为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一个默契,但这必须由出“新”来证明才不失为一句空话。现代主义艺术通过出“新”传达与传统决裂的信息、宣判传统的死刑。这种近乎疯狂的追求“创新”的当然结果是,许多艺术家走上了为原创而原创的道路,他们就如某部电影中的芭蕾女演员那样,穿上了“新”这双红舞鞋在艺术舞台上一发而不可收拾地一路跳去,不知如何收场。而这种对“新”、或者说对“原创性”的执着态度本身,其实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统,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传统。用美国艺术批评家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的话说, 这是一种“(求)新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the new)。在这种唯新是求是的气氛中, 现代主义艺术也确实一度呈现过繁荣的景象。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商业化的无所不在的魔影和与传统决绝而来的创作涸竭,使得奉抽象绘画为现代主义艺术正宗的现代主义艺术陷入了一种作茧自缚的尴尬局面。这时,许多艺术家的目光开始移向传统,重新思索传统在现代的意义。当强调“原创性”到了极致的时候,随之而起的反动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传统果真如许多艺术家们所想像的那样可以那么容易地抛弃吗?体现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作品中的“原创性”果真是前无古人的艺术独创吗?
1979年,美国当代艺术家谢丽·利文(Sherrie Levine,1947 -)将现代主义摄影名家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1886-1958)的一幅名为《尼尔的躯干》的作品翻拍后作为自己的作品提出,对传统与现代摄影、现代艺术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韦斯顿的这幅作品拍摄的是他的儿子的裸体照片,并被著名摄影批评家约翰·萨考斯基(John Szarkowski,1925 - 2007)收入其名著《看照片》(Looking Pictures)而成为一种一般性的、属于摄影史常识的经典作品。对于利文的这幅题为《仿爱德华·韦斯顿》的作品,人们一时不知所措,指其为“剽窃”之声一时居高不下。谢丽·利文(Sherrie Levine)
《仿爱德华·韦斯顿》,1981年然而,利文非但没有就此罢手,随后翻拍了摄影家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1903-1975)两幅作品的两张照片。埃文斯的这两张作品拍摄于三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也是属于众所周知的经典性影像作品。在这次翻拍时,她还通过多达五、六次的对原底的反复拷贝而使印出的照片反差、明暗关系都起了一种明显的变化,以此提示使原作变质的翻拍复制的影响。她以因了翻拍而来的原作照片的精美质感的损失为代价,企图对埃文斯的原作作出自己的新解释。她通过削弱原作的精致影调的方式败坏人们对本已可与绘画中的静物作品和肖像作品媲美的照片的欣赏兴致,涣散对照片质量本身的注意力,提示经过反复翻拍(即过滤)后仍然存在于画面中的本质性事物,促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照片内容本身上去。这或许是她对纪实摄影的一种更为纯粹的理解。因为当初纪实摄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到一张可在美术馆墙上供人膜拜的所谓的作品的。利文此举不啻是使纪实摄影的目的回到其拍摄时的原点的尝试。【1】《仿沃克·埃文斯:4》,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2】《仿沃克·埃文斯:2》,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3】《仿沃克·埃文斯:3》;1981年,明胶银盐印相,20.3 x 25.4 厘米,装裱尺寸:54 x 43.8 x 29厘米。在对摄影作品加以“剽窃”后,利文又一脚踏入到美术领域,先以水彩临摹的方式“剽窃”了现代主义大家胡安·米罗(Joan Miró,1893-1983)、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eger,1881-1955)、埃贡·席勒(Egon Schiele,1890-1918 )等人的作品,后又按照一张照片将照片中的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1876-1957)的雕塑作品及周围环境全部复元,完成一次“剽窃”。
7件明胶银盐印相及11件C-print彩色合剂冲印利文在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图录中撰文指出:
“我们知道,一张画仅仅是一个空间,此中有着一系列的形象,这些形象没有一个是原初的、它们混融、抵触。一张画就是一张从不计其数的文化核心中抽出的引用的餐巾纸。我们只能模仿决非原创的姿态。”
她在此对一贯为现代主义艺术奉为创作圭臬的原创性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的确,在她的《仿爱德华·韦斯顿》出现后,美国艺术史学者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E. Krauss)就曾指出韦斯顿的作品中的躯干造型实可从古希腊的人体雕塑中见出其原型。而利文的公然“剽窃”的目的之一其实也正在于此。她以自己的“剽窃”提醒人们,“原创性”并非真的如此前无古人。
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收藏该系列亦为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和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收藏利文的“剽窃”还启发人们,“新”并不是对“原创性”的唯一解释,对“原创性”的认识可以更为柔性些。后现代主义艺术就是通过与传统的重新对话(尽管在具体方式上可能相当激进)来激活现代艺术,同时也激活传统。其实,对传统的借用或者说是“剽窃”一直存在于现代艺术实践中。如果以较为积极的态度对她的“剽窃”加以理解的话,这也可说是使传统新生的一种方式。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断然拒绝的态度的话,那么利文则对现代主义艺术这种“(求)新的传统”报之以“剽窃”这么一种历史性的对待。这是现代主义艺术所始料不及的。她的手法是,以其实已经成为传统本身的、却又是一味主张否定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作为自己的攻击、否定对象。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她引发对传统的重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主义艺术尝到的苦果未尝不是咎由自取。
利文的同龄人、加拿大文学批评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在其《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一书说:“谢丽·利文通过将男性作者的著名艺术摄影作品翻拍为照片的方式来向关于自我表现、唯一性、原创性(以及在所有权问题上的资本主义信仰)的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概念提出异议。”利文通过这种富于挑战性的手法意图打破原创性的神话并进而质疑将艺术作品商品化的资本主义艺术体制本身。其实,利文的一系列“剽窃”与其说是视觉的倒不如说是观念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她的这种看似虚无主义式的问题提起方式其实涉及现代文化的许多本质问题。

谢丽·利文(Sherrie Levine)
《无题(仿卡尔·布劳斯菲尔德:11)》,1990年
明胶银盐印相
50.8 x 40.6 厘米
瑞士温特图尔摄影博物馆收藏
可以看出,她在有计划地解构现代主义艺术的求新的传统的同时,其实在客观上也是在发起一场消灭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所说的艺术作品的“灵光”(Aura)、 挑战商业社会对作品顶礼膜拜的作品拜物教的战斗。1936年,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指出,摄影、电影等机械复制艺术的出现,使笼罩在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上的“灵光”(Aura)光芒顿失。所谓“灵光”,是指因了作品的唯一性而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秘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又是以作品的原创性、唯一性为支柱的。复制艺术的出现,使这种“灵光”的稀薄以至消失成为可能。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复制艺术之一的摄影在通过复制传播传统艺术作品来瓦解绘画艺术的权威性后,其“艺术摄影”却被迎入艺术殿堂,许多摄影家也开始参与制作有“灵光”的照片的游戏。这可是本雅明所始料不及的。而利文的“剽窃”正是对名作的神圣性的蓄意冒犯,并据此引发对摄影本质的再考。
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她通过对许多男性艺术家的作品的“剽窃”来表示自己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男性中心的西方艺术体制的不满与抗议。她说:“在七十年代后期与八十年代前期,艺术界只要男性欲望的形象。因此我就想我采取一种坏姑娘的态度: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但是,当然因为我是女性,这些图象也就成了女性的作品......。”她通过这种擅自掠夺男性作者的作品的方法对整个男性中心的艺术史对女性作者的不公平对待施行一种视觉报复。她以这种对作品所有权的转移来动摇父权的绝对威信。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文的手法非但是对艺术史的不公平的报复,更是一种对男性中心社会的有意识的报复。这也是女性主义艺术对父权社会的权威性的公开挑战在她的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装裱尺寸:54.9 x 44.8 x 3.2 厘米哈琴对后现代摄影的定义是:后现代摄影“经常将作为表象的意识形态概念拉到前台来,但它经常是盗用从无所不在的视觉表述得到的受到认知的影像,对政治的本质、或者是有关我们自身和我们所在世界的(未被认知的)影像构造实行报复行为。”利文的作品可说是具体体现了哈琴的后现代摄影定义的极具典型性的个案。
但是,正如哈琴在此书中指出的,“正像批判她的人们异口同声的那样,她破坏了‘艺术摄影’,而且也破坏了附着于此的种种意识形态的一厢情愿,但是她的表象毕竟还是与‘艺术摄影’有一种同谋共犯关系。”从较为正面的意义来看,她对艺术摄影的激烈否定虽然破坏了艺术摄影的根基,但同时也为艺术摄影在后现代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中的新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启示。而我更愿意指出的是,她的“剽窃”与现代主义“原创性”的“同谋共犯关系”。因为她的手法毕竟还是前人未有,从创新角度而言,这仍然是一种原创,虽然那是一种反原创的原创,但毕竟还是落入现代主义的“原创性”的巢臼。这才是现代主义的真正可怕之处。而后现代主义的悖论也正在于此。
■ 谢丽·利文|《仿亨利·马蒂斯》系列介绍
■ 谢丽·利文|《仿费宁格》系列介绍
■ 谢丽·利文,为后现代艺术取火
■ 卓纳香港九月新展 | 谢丽·利文《香港多米诺》
■《典藏·今艺术&投资》八月封面故事(一) | 谢丽·利文:多样化的挪用策略
■《典藏·今艺术&投资》八月封面故事(二) | 谢丽·利文:解放观众对艺术家创作的诠释与理解
■《典藏·今艺术&投资》八月封面故事(三) | 谢丽·利文:伟大艺术家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