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新书丨马丁 · 杰伊《低垂之眼》：一部大开“眼”界的法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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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2021年的第14种新书——也是我们今年又一本年度重磅新书——《低垂之眼：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马丁·杰伊 著，孔锐才 译）。★ 首部以“视觉”为中心的法国思想史，全面考察法国“视觉中心主义”的兴亡☆ 极具学术想象力的跨学科研究，百科全书式的“视觉”话语大全★ 理解“视觉中心主义”的历史，洞悉充斥着图像与监视的21世纪目前，此书已在拜德雅微店开售，预计9月8日发货。识别下图中二维码即可预订：
马丁·杰伊（Martin Jay，194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德尼·海尔曼·埃尔曼（Sidney Hellman Ehrman）历史学荣退教授。研究领域涉及视觉文化、现代欧洲思想史、批判理论等。代表作包括《辩证的想象力》（1973/1996）、《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1984）、《阿多诺》（1984）、《永远的流亡者》（1985）、《世纪末的社会主义》（1988）、《力场》（1993）、《低垂之眼：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1993）、《文化语义学》（1998）、《暴力折射》（2003）、《体验之歌》（2004）、《谎言之美德》（2010）、《边缘文集》（2011）、《克拉考尔：流亡者》（2014）、《理性衰落之后》（2016）和《眼中碎片》（2020）等。对视觉的推崇，在西方文化中早已根深蒂固——从柏拉图、笛卡尔直到启蒙运动，视觉往往与清晰、秩序和理性相关联。随着摄影、电影的出现，视觉更晋升为现代感官王国的领主。然而，来自法国的现代思想家——萨特、梅洛-庞蒂、福柯、拉康、巴特、德里达——也以各种方式质疑视觉的霸权地位：从印象派到超现实主义，从现象学到精神分析，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分析……本书为读者展现了“视觉中心主义”如何被撼动的历史。凭借其杰出的材料整合能力，作者将眼花缭乱的批判整合进宏大的思想史议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呈现出法国思想史。一本宝贵的书……对于任何想要聚焦20世纪知识生活的人来说，杰伊的这部权威历史著作是必读之作。杰伊对20世纪法国视觉态度的探索，成就了这部令人印象深刻且严谨可靠的作品……杰伊的许多材料来自典籍，他对此进行了有说服力的综合。本书所展示的学术成果让人眼花缭乱……它的出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知识事件。就其冷静的观察基调而言，这本令人惊异的书是一次穿越思想史的感伤之旅。此外，还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我们特别邀请马丁·杰伊为本书写了中译本序。一个美国人所写的关于法国理论的著作，中国读者会如何接受？带着这个问题，马丁·杰伊展开了他这篇特别的序言。在最后，他希望自己“为了试图理解法国话语而开始的创造性折射过程”能够“以新的和无法预料的方式继续下去”。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我在柏林参加了一个名为“加利福尼亚州犹太人”的会议。其中一位与会者是著名的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他是“垮掉的一代”受人尊敬的偶像。我为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感到兴奋。当谈话转向我最近关于法国视觉态度的著作时，他忽然饶有兴趣地说：“当我听到‘低垂之眼’这个短语时，我想起了佛陀的凝视。”然后，他为我做出了示范，试图将视线降低到面前大约6英尺（约1.83米）的位置并减弱其聚焦力。他教导我，这种凝视可以让人进行沉思性的冥想，而不是对外部现实的分析性考察。它避免了日常视觉体验带来的分心，使人们更加了解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统一性。它并非焦虑地展望不确定的未来，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充实中。而且，它可以消除凝视潜在的统治性、穿透性、疏远化、物化，甚至暴力性，所有这些危险都使我书中所讨论的许多思想家保持警惕。我记得这则逸事有几个原因。首先，它让我们想起语言与感觉（特别是视觉）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诗歌意象大师金斯伯格不仅是佛教徒，还是一位富有天赋的摄影师，他热衷于通过现代技术制作视觉图像。他既了解词语的力量，也明白其界限，因此这让他展示佛陀凝视的举动变得必要，而不只是用语言告诉我。其次，这则逸事表明，对视觉的迷恋和对作为视觉对象的不安很可能是人性常态，它很容易超越国家、种族和文化的界限。于是，两个具有东欧犹太背景的美国人可以在德国首都就法国对视觉的审视找到共同点，并且他们的对话以金斯伯格表演东方宗教创始人的凝视而结束，而佛陀这种低垂凝视的理由与激发我书中法国思想家之思想的理由颇为不同。无论语境如何，人们都可以展开生动的对话，以探索自然“视觉”（从一般的动物意义上去理解）与人们所称的“视觉性”（即文化习俗、技术性增强和话语中介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最后，这则逸事为我在此序言中恰恰想要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切入点，尽管我无法回答此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本书的中译本对中国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无论对视觉和视觉性的辩证关系的兴趣有多么普遍，此关系的表达方式，其勾起的回忆，以及其所产生的希望或恐惧都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的。当涉及一个文本的翻译时，情况尤其如此。翻译本身就是对一种话语的第二序处理，因而与实际视觉体验隔了一层。用一个视觉隐喻来说，在翻译中，“折射”似乎比“反射”更合适，因为每一种中介都不可避免地扭曲了原作的含义。由于语言之间永远无法完美地相互贴合，因此翻译可能会被悲叹地视为一种贫乏，甚至可能会扭曲作者的意图。但是，人们也可以称赞翻译，认为其将意外的和作者确实无意阐明的意义揭示出来，这些意义在原作中只是隐藏地存在。的确，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名的推测那样，很可能只有通过翻译，语言才能接近（虽然不是完全实现）意义的完整性，这是原作由于局限于单一语言中而被压抑了的意义完整性。此外，本书本身已经是一种翻译，它与法国文化中的话语起源已经隔了一层。虽然，有时从外部来看，“西方”思想是同质的整体，但实际上，其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和语言差异，这让说英语的美国人尝试阐释和总结庞大而异质的法国思想体系的任何举动都充满了潜在风险。尤其是当作者足够大胆（或者说“无比鲁莽”）地对如此广泛的文化态度进行普遍化的刻画时，人们可能会责备他将不同的观点强迫放入一个过于统一的规律中，从而让将这些观点区分开来的思维差异显得轻描淡写。换句话说，“折射”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聚焦”，在聚焦中，针对主要论点的例外（甚至反例）都会淡入模糊的背景中。由于意识到这种危险，我借用了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的建议，以在两种视觉中摇摆：一种是整体话语的远距离、高海拔的视觉；另一种是针对我从上方看到的规律的分散例子进行更近距离的、更亲近的讨论。这种策略是否成功？局外人视觉的潜在优势是否胜过其弊端？这些问题最好留给作者以外的人来回答。鉴于书中的观点已经与原初起源隔了一层，我在这里提到上述问题只是为了做铺垫，以更好地讨论中国读者接受书中观点时所产生的进一步折射和聚焦的可能性。正如后殖民主义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著名的论述，理论“旅行”（即其起源之外的传播）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挪用，而是涉及选择性的借用，而这种借用通常具有充满创意的不忠实。它通过观众的偏见、需求和传统进行中介，既“误读”了本源所讲的内容，又以新颖且通常是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增强了其潜在含义。就一个美国人所写的关于法国理论的著作（而且此著作最初版本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已经面世），中国读者会如何接受？这是一个很难预测的问题。在本书于2018年被译成日文之后，京都立命馆大学举行了一场会议以庆祝此事件。主办方让我与六位翻译人员一起宣读了一篇论文，我将其命名为《视域的融合？〈低垂之眼〉在日本》。在文中，我初步推测了书中提出的某些概念（例如“视觉制度”［scopic regime］）可应用于日本视觉文化的方式。我充分利用了针对该问题的广泛英语文献，坦诚了对事实上更为广泛的相关日语文献的无知，然后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这种业已开始的探索的几个方向。其中包括：视觉隐喻在日语中的作用，主体间的瞥视（glance）和凝视（gaze）之间的交流在日语肢体语言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西田（Nishida）和西谷启治（Nishitani Keiji）等主要日本哲学家对所谓的“视觉高贵性”的态度。在对日本视觉文化的文献进行有限的研究中，我还第一次了解到我书中讨论的一些法国理论家——例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常常对亚洲的视觉性着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于1963年首次访问日本时的经历。当时，他在奈良市中宫寺（Chūgū-ji）的尼姑庵中遇到了著名的7世纪“沉思王子”木像或“弥勒菩萨半跏思惟像”。雕像半闭着的眼睛及其间接而内向的凝视表明了佛教中虚幻的欲望品质，这是艾伦·金斯伯格在柏林试图向我展示的东西。然而，对拉康而言，更重要的是，他从一个敬拜者长时间专注地看着雕像的凝视中吸取了教训。拉康关于视觉驱动力（scopic drive）、眼睛与凝视的交汇以及凝视的驯服这些难以捉摸的概念，似乎全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这种关于弥勒菩萨的偶像性再现之体验的启发，弥勒菩萨不仅向内看，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就是拉康所说的“对象小a”（objet petit a）或虔诚信徒欲望的部分对象。对法国思想家访问中国所起的作用进行类似的研究也是有意义的。虽然追溯他们的中国之旅在其思想构建中的影响是重要的，但也许，更有价值的是试图将这些思想应用于中国当前的状况。由于动词“应用”意味着将已固定的概念或程序单方面地强加于被动的材料上，因此，更准确地说，这将需要对从这种应用中获得的洞见以及材料在抵抗中暴露出的理论盲点进行批判性研究。也许，就这样的操练而言，最有成效的领域会是视觉性和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涉及“男性凝视”统治所塑造的不平等性别关系、地图测绘带来的空间统治，以及拉康镜像阶段的意识形态内涵等内容。在居伊·德波（Guy Debord）对“景观社会”的谴责和福柯对监视的批评（以杰里米·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为象征）中，观看（voir）与权力（pouvoir）的纠缠关系也许是最为强烈的。德波的论证源于马克思主义对物化的分析，他认为，景观“是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而成为的形象”，而且是“市场经济专制统治”的一种表达。并且，德波的论证直接针对经验的技术性中介，因而经验不再是直接而瞬时的。但是，其论证也可以扩展到包括城市环境中所谓的“大型节事活动”（mega-event）。它们的真正功能到底是动员群众并表达政治上的团结，还是通过民族主义对迅速现代化造成的不平等性进行转移？我不能在此冒昧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但就这些问题去验证德波对“景观社会”的批评将很有意义。福柯对全知凝视的作用的分析，或者对人们将“始终被这种凝视所观看”之信念的内化，也很可能在当今引起严肃的讨论。技术增强的视觉监控模式，例如人脸识别和闭路电视，是否会培养出遵守纪律和接受国家权威的人口？是否会带来减少犯罪和监测传染性疾病所需的安全性？让我们在这里引入一个在本书写作时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且没有出现在福柯作品中的术语：“监视”。这里是否存在一种“监视”的可能性，使普通人有机会观看、记录和传播那些可能去抵制来自上方控制的行为？智能手机上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图像在网络疯狂传播的可能性，是否可以为主导性叙事提供证据性替代方案，从而强化对权力运作的制约和监督？简而言之，凝视是否可以交叉，而不是朝一个方向走，这种可能性有可能破坏性别关系中的等级吗？关于透明度的价值，也不得不问类似的问题。正如美国知识史学家史蒂芬诺斯·杰洛拉诺斯（Stefanos Geroulanos）最近表明的那样，透明度也是20世纪法国怀疑的对象。由于担心国家的窥视行为有可能刺穿隐私的屏障，批判透明度增强的批评家们还担心，商业利益可以从我们内心需求中获利。他们担心，无限的“看透”与“观看”一样具有许多危险性。但是，这里也存在一种反驳：当针对（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行使权力的主体时，透明性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就像“监视”一样，这取决于谁有权看，谁是凝视的对象。民主问责制始终取决于公民对以其名义进行统治的主体的行为进行评估的权力，这些行为必须是可见的，才能得到判断。尤其是当隐性腐败构成威胁的时候，老生常谈的“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便抓住了透明行使权力的必要性。关于视觉化在政治、经济和人类互动的其他维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着上述竞争性结论，要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很困难，但通过了解本书中的理论家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明白其所涉及的利害关系。正如艾伦·金斯伯格所教我的那样，如果本书的题目除了隐含着“对视觉的贬损”，还可暗示着“佛陀的目光”，那么毫无疑问，中国读者将找到其他方式来阐释和应用他们在书中遇到的观点。最后，我要对本书译者孔锐才表示由衷的感谢，他将这些书页翻译成中文，使此书中文版的出版成为可能。确实，如果没有他的努力，一个美国人为了试图理解法国话语而开始的创造性折射过程，就不可能以新的和无法预料的方式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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