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邦瀚斯 | 印度、喜马拉雅及东南亚艺术 | 铜鎏金佛陀立像

拍品 1204

铜鎏金释迦牟尼立像

藏中 十一／十二世纪

高81.5公分

估价：800,000-1,200,000美元

佛陀双足之刻画颇为精美，一足向前，微微踏出莲花座，与古典雕塑中将重心移至一侧的「对立式平衡」姿态遥相呼应。其身姿轻摆，右手前伸，掌心向前，左手轻握衣角，重现大乘佛教沿丝绸之路所及的北印度、中亚以及中国所作之铜像及其他易携造像上曾流行的佛像样式，见图1-3。然而，此站姿在十二世纪后的喜马拉雅造像中被坐姿所取代，不复可见。佛像长袍上刻有的华丽纹饰，正如十一世纪时的藏中地区所用图样，以及更古老的七至九世纪时西藏王朝的装饰题材。铜像之塑造、图像特征以及纹饰等等，令其成为西藏释迦牟尼造像中独一无二之例，亦成为西藏艺术发展之最重要的年代里那些古老而如今不存的艺术语言最有力的概括与最优美的典范。

藏中地区一系列古老建筑之绘画与雕塑与此雅致的铜像间具有诸多一致特征。这些古老的庙宇包括夏鲁寺、聂塘寺、叶玛寺、康普寺、扎塘寺（下称「夏鲁-扎塘」寺庙群），他们的造像工程于十一世纪进行，正值藏传佛教后弘期之开端。与其后藏传佛教艺术所确立的鲜明而固定的西藏风格不同，「夏鲁-扎塘」寺庙群之艺术风格为印度、尼泊尔、中亚以及中国之艺术题材、语言以及传统之广泛融合，带着对七世纪至九世纪间佛教物质文明的回顾，展现着这段时期之西藏艺术之跨地域性与跨文化性。

释迦牟尼胸前的长袍边缘所刻之花纹为证明此铜像与「夏鲁-扎塘」寺庙群有诸多连结的第一个细节。此花样自印度织物而来，于聂塘寺所藏一尊约十二世纪帕拉王朝之弥勒菩萨铜像衣裙上亦有出现，见Henss著《The Cultural Monuments of Tibet》，卷一，2014年，页265，编号395；亦出版于冯．施罗德之《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卷一，页315，编号108B）。聂塘寺为阿底峡尊者（982-1054年）之遗物供奉处，其被视为藏传佛教后弘期最重要之代表人物、印度及西藏最伟大的佛教大师之一。聂塘寺弥勒菩萨像依照十一、十二世纪间印度东北部之帕拉-色纳风格而造，故应原本铸造于印度或由印度艺术家于当地而作（参考 Henss，同上，页266)。雏菊般的花朵图案置于圆形及菱形之内，不仅为此弥勒菩萨像与本释迦牟尼立像所共有，更广泛见于「夏鲁-扎塘」寺庙群中，如叶玛寺中一大型弥勒菩萨造像（已不存）背后之一铺壁画（图像摄于1947年；见Henss，同上，卷二，页564，编号804，摄于1947年）以及扎塘寺一着王子装之菩萨衣上（图4）。

绘制于1081-93年间的扎塘寺壁画正与此拍品紧密相关。帕拉-色纳风格在二者之上随处可见。尽管释迦牟尼俊朗的面庞略方，较之于十一世纪之印度造像更具有藏人特征，其嘴部、眼睛及以及双眉却遵循帕拉风格，二者之结合亦遍布聂塘寺壁画之菩萨像。图5所示之弥勒菩萨像丰润的下唇以及因微笑而内凹的圆形嘴角便与本铜像如出一辙，而铜像线条如波浪的上眼睑、醒目的眼眸以及末梢上挑的弯眉亦与弥勒菩萨壁画相同。扎塘寺多铺壁画中央之释迦牟尼像皆展现出相似的、自帕拉风格而来的螺发覆盖的高肉髻（图6a）。然而，我们在一铺佛像中发现一个罕见而奇异的细节：在大日如来之莲座下，憨态可掬的狮子正用后爪抓挠脖颈（图6b），而这一神来之笔正无二致地出现在佛陀铜像的长袍上。

佛像腿部长袍上此种以狮置于瓣窠内之图样亦被称为「萨珊窠环」，可上溯至中亚地区之王子装风格，为七世纪至九世纪间统治藏中地区的吐蕃王朝所借鉴。吐蕃王朝在藏传佛教前弘期时曾大力资助佛教。例如，瑞士之基金会Abegg-Stiftung藏有一件应为八世纪或九世纪时产自四川或粟特之跃狮纹丝织品，上有铭文，标志其曾置于西藏墓中作为供奉（图7）。这些对吐蕃王朝之衣着、器物与宗教的引用成为使「夏鲁-扎塘」寺庙群在艺术上构成同一整体之特征之一。正如Henss所言，「这些奢华用物，曾于七世纪的西藏王朝时期被视若珍宝，在藏传佛教后弘期时再度风靡，高贵的衣物与精致的设计成为一种符号，象征着显赫一时的王朝的过去、备受尊崇的神圣的王权与佛性」（同上，卷二，页568）。

对藏传佛教前弘期时西藏王朝之物质文明与佛教文明之复兴在本铜像上明了可见。佛陀右手施无畏印以抚慰众生，左手轻握衣角，以古典雕塑之『对立式平衡』姿态而立，重心移至左腿，使得右腿得以轻微踏出。此造型所借鉴的正是来自于印度次大陆北部的最古老的佛陀立像铜像样式，如笈多时代、后笈多时代以及后犍陀罗时代（图1及2）之造像。学者Huntington认为，佛陀双手之姿势共同构成了一名为『vyakarana』之手印，表现大乘佛教之关键意象，即佛陀预言其信众将开悟证道，见Huntington，《Understanding the 5th Century Buddhas of Sarnath》，发表于《Orientations》，2009年3月，卷40，编号2，页86。Huntington进一步认为佛陀初次讲道之地、印度北部之鹿野苑或许是朝圣者前来接受此预言之关键地点，这里有大量贵霜王朝及笈多王朝之砂岩造像，表现的正是此手印（如图8）。

此铜像之塑造手法上承笈多及后笈多时代（约五世纪至八世纪）之佛陀立像，风格独特，与其同时代常见之造像模式全然不同。「对立式平衡」姿态、颀长的身形、袒露的右肩，皆引人怀想笈多时代鹿野苑佛像纤细之美感，后笈多时代之那烂陀亦继承此审美传统，可参考Asher之《Nalanda》，2015年，页71。两尊出土于那烂陀之造像（见冯．施罗德，《Indo-Tibetan Bronzes》，1981年，46C及E）皆袒露右肩，其造像之简洁感与克什米尔、西喜马拉雅、尼泊尔以及印度东北部于十世纪至十二世纪间造像寻常可见之通肩式长袍、浑圆壮硕之身形以及时常固化僵硬之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克什米尔之例可参考上述出版之编号17B-C，18E，19C-D及23C-D；西喜马拉雅则参考编号29A-D；印度东北部可参考60A-C，61E-F，67A-D；尼泊尔则为86D；更多尼泊尔之例可参阅冯．施罗德，《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卷二，2001年，页432-67)。藏传佛教前弘期期间，那烂陀为卓著的大乘佛教教育之国际中心，而本铜像则展现出对此早期佛像风格的遥远的礼敬（图9）。

如此数目庞大的西藏佛陀形象皆呈现佛陀右手结触地印的安然坐姿，令其成为毋庸置疑的主流样式，令此尊造像对北印度艺术与仪式之辉煌传统之致意与礼赞显得极为独特。将一尊早期的西藏佛教造像视为古老的语汇，似乎有些违反直觉，可是此铜像之图像特征、铸造手法以及衣物图纹如此强烈地带有过去的影子，向遥远的传统频频回首，使人无法不深怀此种感受。诞生于十一世纪的藏中地区的独特的造像与绘画艺术，既接纳着当时的教义与风格之创新，亦纪念与赞叹着第一次进入西藏时的佛教。这尊高大而优美的鎏金佛像仿若是投向后弘期那段重要历史的一瞥，那时，藏人再次对佛陀献以虔诚与供奉。

（关于文中所引用之图片，请参阅拍卖图录）

来源

欧洲私人珍藏，1997年入藏于伦敦

美国私人珍藏

印度、喜马拉雅及东南亚艺术网上专拍亦已发布，预展将同期举行，并将于9月17日至24日之间接受竞投。此次网拍共呈现六十件拍品，品类丰富，传承有序，其中有出自著名的John Menke收藏的越南陶瓷、备受尊敬的学者 Milo C.Beach、F.S.Aijazuddin等所收藏的印度细密画，Joseph W. Foxell Jr.庄园旧藏唐卡等等。请即点击文末二维码以浏览拍卖页面。

A PORTRAIT OF A LADY HOLDING A WINE FLASK

14.2 x 9 公分

越南 陈-黎时期 十四/十五世纪 

中阴文武百尊唐卡

西藏 十八世纪

纽约邦瀚斯｜印度、喜马拉雅及东南亚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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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展日期

9月16日至22日

早上10时至下午5时

拍卖日期

9月23日

当地时间早上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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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展日期

9月16日至23日

早上10时至下午5时

拍卖日期

9月17日至24日

当地时间中午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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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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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远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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