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传统文化月丨陈寅恪文集焕新归来

陈寅恪文集的纪念版影印本在2020年初甫一上市，就凭借原汁原味、修旧如旧的特色，脱颖而出，受到读者的青睐。在参与编校排印本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在想，除了装帧形式翻新、独立书号的使用，它最终的呈现会与我社纪念版有何不同呢？而作为新排印的陈先生文集，与市面上的相应品种又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美编对于版式进行了调整，按一般图书的引文格式，我们试行过一种引文前后各空一行的版式。但由于陈寅恪先生行文过程中虽单句史料的引用也会另行起，但引文与正文表述仍一气贯穿，前后留白会割裂文脉，影响阅读体验，我们商讨再三，决定删去引文前后空行的设置，采用仿宋、低二格排，兼顾区分与连贯。新排后字号、间距放大，版式舒朗，以提升阅读体验，方便读者。

在文字方面，确定无疑的是新旧字形的转换，根据现行语言文字标准，“淥”“溫”“遙”“黃”“吳”“奧”等舊字形必须以“渌”“温”“遥”“黄”“吴”“奥”等新字形取代。而异体字则尽量从宽，如《寒柳堂集》中酌情保留异体“甯”字即是其例。依照通用汉字规范表，“甯”在不用作姓氏时一般视为“寧”的異體，但用在地名中，“義寧”“義甯”在文献中经常并行，故在排印中，考虑到陈寅恪先生或有避清道光帝讳的用意，故予以保留，不作改動。

在引文方面，因为陈寅恪先生一般并不说明引书版本，甚至会对一些原文进行缩略概括，故不能据现通行整理本径改。如复审编辑在处理《金明馆丛稿初编》中《四声三问》一文时注意到此篇多引《高僧传》，北京三联书店版往往根据汤用彤先生校注本《高僧传》正文改动其引文。而据陈先生所引《高僧传》拾伍支昙籥传，编辑通过细致比对不同版本的《高僧传》，推断陈先生实用金陵本《高僧传初集》。因他本《高僧传》加上序传，均为十四卷，唯金陵本《高僧传初集》将晋中山帛法桥、支昙籥以下数人编于第四册卷十五。汤用彤先生校注本《高僧传》卷十四序传中已出校勘记指明金陵本的特殊情况。以这一发现为基础，编辑用金陵本《高僧传初集》核对陈集相关引文，反而证明了陈集引文的无误。

在处理论文集《金明馆丛稿二编》时，编辑注意到上古原版在篇末出处的标注上并未统一：有些后有“原载”某刊物，有些没有。而三联版全补出了。那是否要逐一补上呢？一些序跋、散记之类，鉴于陈寅恪先生的助手黄萱最后誊抄之本与刊载的杂志中文字有不同，实不宜加“原载某刊”，故未照改。其中最明显的要数《北朝胡姓考》一篇，实际作于壬午（1942年），但三联版根据1943年的杂志，添入“原载”，甚至将落款的时间也改成了癸未（1943年）。实际上，1943年在杂志发表时，已作了修改。与《二编》所收文本已不相同。蒋天枢《编年事辑》亦云1942年，亦是一证。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内容改动，主要更正排印本知识上的疏误，如将《元白诗笺证稿》中人名“刘义”正为“刘叉”。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在细读陈寅恪先生文集后曾手写了一页近二十条修改意见，其内容得到过蒋天枢先生的确认，其中部分疏误已在历次重印中得以体现。原先未改尽的部分也在此次排印中一一予以更正，如“六般涅槃经”正为“大般涅槃经”等。另外，《元白诗笺证稿》自1958年出版后，陈寅恪先生又于1959年、1965年两次致信出版社，希望对书稿进行修订，共有13条修订意见。限于技术条件，这些修订意见未补入正文，而是作为校补记附于书末。本次重排，则将13条校记移入正文，附于相应段落之后，并依照旧版校补记的顺序编号，冠以【校补记一】【校补记二】等以进行区分。

初版文集的书稿档案显示，当年的责编在试图更改陈寅恪先生标点时需要与蒋天枢教授多次通信，往复协商，最后找出陈先生在世时亲自审定并在出版后予以认可的《元白诗笺证稿》，找出类似用例，方能改动。我们希望这一系列关于“我们为什么又没有改”的小小例证能够接续起我社的陈集出版传统，展现出尊重知识、尊重作者、尊重文献、尊重前辈的出版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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