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章 韵胜恒蹊 | 任伯年作品专题展

在展厅结尾的一件《山水》跋文中，有时人对任伯年的评价：“落墨高超，脱尽恒蹊，一以韵胜，非时史所能骤企。”可见，任伯年的艺术造诣能够时为巨擘，在于其学法不泥法，以气韵、气象别辟畦径。具体而言，一则在用笔、构图、造型上大胆求变，不计工拙，性至笔随；二则重视写生、师法造化，落笔重灵隽、韵致。为晚清摹习为主的画坛带来了鲜活气息，更开近代中国画之新篇。

其人物多求传神，工写结合，远视神态丰采毕露，近观线条率性奔逸。本篇章人物部分展示的《以诚小像》，以寥寥数笔勾画出人物轮廓，酣畅淋漓的墨气表达出人物蓬松的毛皮衣领；所绘《米癫拜石》姿态夸张，人物瞥向画外，得其神髓，又洗发新趣。

其花鸟多以没骨法分点面目、焦墨钩骨，生态尽得。花鸟部分所展示的梅花、牡丹、月季、兰花、菊花、枇杷、茶花、鹦鹉、麻雀、八哥、蜡嘴雀、鹭鸶、乌鸡、太平鸟等，多为任氏悉心观察生活所捕捉到的生动姿态，画面动静相生之余，也反映出他对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的由衷热爱。

 人物 

任伯年人物画得自家学，又有所发展。擅长用硬挺线条作紧劲流利的“钉头鼠尾描”。设色浓淡相宜，富有质感，大多用淡墨晕染出形象的体貌、质感与凹凸。所绘对象神情英隽，以神写貌，如其言“留意于主人之举止行动，今所传者在神，不在貌也”。

任伯年 《以诚小像》轴  1877 年 纸本设色 纵 102 厘米，横 45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任伯年 《横云山民行乞图》轴 1868 年 纸本设色  纵 147 厘米，横 42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画中人为胡公寿（1823-1886），号横云山民，画上有其自题。同治七年（1868），任伯年与已在沪成名的胡公寿结识。同年任氏到上海谋求发展，正是胡公寿荐其去古香室笺扇店维持生计，并将其引荐给上海书画家和钱业工会等商贾。

此画为任伯年初来上海，感其胡公寿提携之情的精意之作。画法精工细腻，比例准确，形神备至，兼顾笔法韵律，是任伯年肖像画中的重要作品。画面取传统行乐图样式，为突出“行乞”立意，作侧身立像。但所挎篮中置书册梅枝，面部形神亦于文弱中露抑郁孤独之慨，呈示了以艺乞食的文人画家的境况与心态。由此也可见当时流寓上海的画家在十里洋场中以“书丐”、“画丐”自我调侃借以抒发内心牢骚的普遍心理，尤具文化史价值。

 故事 

任伯年虽是商业画家，但与文人交往颇多，笔下的人物故事，一方面顺应当时的习俗需求，另一方面以其精湛的技艺，准确的表现了人物性格，构思精巧，形式多有创新，推动了这一题材绘画的发展。其故事人物画中的人物用笔简逸，以形写神，线条行笔富有节奏。人物间的视觉关系是这些人物故事图的趣味之所在。

任伯年 《米癫拜石》纨扇 1893 年 绢本设色 直径 21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米癫指北宋画家米芾（1051-1107）。元代倪瓒《云林诗集》中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云：“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不虚得”。“米癫拜石”画题深受后世画家所喜爱，陈洪绶也曾以此为画题进行创作。本次展览中名为“米癫拜石”的作品共三件，形制不一。

任伯年 《人物故事》四条屏 1891年 纸本泥金重彩  各纵205 厘米，横 43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此图作于任伯年艺术创作的后期，其人物画臻于高度成熟，更加熟练、泼辣、灵动、概括。作者自题为习陈洪绶画法而作，色彩浓丽典雅。画中人物故事当为神话传说题材，其中可辨识的有一策杖男子与一童子在山中煮石为饮，描绘的是道家煮白石修炼的典故（出自晋葛洪《神仙传》）。另可见绘有寿星、仙鹿、灵芝等。任伯年通过描绘为人民所熟悉和喜爱的神话、历史故事，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向人们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和对高洁人品的歌颂。

任伯年 《松下老人》轴 1883年 纸本设色 纵 134.5 厘米，横 65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任伯年早年随任熊学画，在《松下老人图》中，任伯年自题画临自任熊。根据画中老人之巾履，确认其为“商山翁”，即商山四皓，“汉高祖召，不应，吕后用留侯计，应四皓于使辅太子”。司马迁《史记》中有关四皓冠袍的形容与这张画中老人形象吻合，松树则象征了四皓之坚强的个性。虽无法在传世的任熊作品中找到同类题材的作品，但在任熊插图的高士传一书中可见四皓一图。

任伯年 《魁星图》轴 1876 年 纸本设色 纵 134 厘米，横 61.5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魁星，本为奎星，亦称魁星，是神话传说中主宰文运之神，尊称为“大魁夫子”或“大魁星君”，人们把魁星作为读书人文采的渊源，为文人所敬奉，科举时代，凡读书或参加科举考试者都虔诚崇拜魁星，乞求保佑金榜题名。

任伯年 《钟馗图》轴 1874 年 纸本设色 纵 135 厘米，横 64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钟馗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能镇宅驱魔，道教中称其为“翊圣雷霆驱魔辟邪镇宅赐福帝君”，简称“镇宅真君”、“驱魔真君”，因传说中钟馗为驱鬼之神，任职判官，民间有五月初五在家中悬挂钟馗像的习俗，历代文人画家也喜此题材，多有名作，也形成了端午节画钟馗的一个传统。

 花鸟 

任伯年 《花鸟》四条屏  1883 年 纸本设色 各纵 31.3 厘米，横 44.9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任伯年的花鸟画，富有巧趣。能以勾勒、泼墨、细笔、阔笔、掺笔，挥洒自如。所画生动而有神韵。他的设色，有浓艳，有清淡，有时则清淡与浓艳相结合。总之巧变不竭，画风清新又活泼。（王伯敏）

任伯年 《花鸟》四条屏 1881 年 纸本设色 各纵 180 厘米，横 46.5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四条屏中分别绘有红豆双鸡、白猫月季、牡丹清燕、鹭鸶水草。任伯年的花鸟画注重写生，体现出季节性风味。题材选取流行于民间的谐音取意和借喻的传统方式，寄寓情怀和祝愿。画面动静相生，构图新颖，神意生动。

任伯年 《松竹梅兰》四条屏 1892年 纸本水墨 各纵 67 厘米，横 39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墨笔作品系列《墨竹》及《松竹梅兰》延续传统“四君子”题材的写意精神，是任伯年文人思想的外显。这一系列作品落笔如飞，墨色淋漓酣畅且变化微妙，体现出任氏作画时饱满的情绪和郁勃的画思。

 花鸟扇面 

任伯年于1869年初至上海，经胡公寿介绍在古香室笺扇店画扇维持生计。不数年即名声大噪。刻成于光绪十三年（188年）的《任伯年绘画真迹》中收图百幅，多为扇面。此处展示的扇面，最早的一幅作于1868年，最晚作于1891年。既可见任伯年早期工细精致的画风，对宋元花鸟追摹的功底；又可见 70 年代以后在花鸟画法中的创新实验，或双钩填彩与写意并进，或没骨法、勾花点笔法、淡彩法兼容并包。画面内容多为有吉祥寓意的应时花鸟。

任伯年《画扇册》之四  1868 年 纸本设色 纵 29 厘米，横 58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任伯年《画扇册》之六  1868 年 纸本设色 纵 29 厘米，横 58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任伯年《画扇册》之七   1868 年 纸本设色 纵 29 厘米，横 58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任伯年 《白鹦鹉》纨扇   1878 年 绢本设色 直径 28.5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花鸟单轴 

任伯年 《紫藤八哥》轴 1886 年 纸本设色 纵 144.5 厘米，横 78.5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任伯年 《松鸠图》轴 1887 年 纸本设色  纵189 厘米,横 48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任伯年 《碧梧栖老凤凰枝》轴  1889 年 纸本设色 纵 227 厘米，横 114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此画创作于光绪巳丑年（1889），是任伯年风格成熟之作，用笔精炼，寥寥数笔将凤凰的灵气呈现出来，构图奇巧，画面虽着墨不多，但笔力精劲，线条简练潇洒，设色清新。画名出自杜甫七言律诗《秋兴八首》（766），“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为诗人对国家盛衰及个人身世的感叹。另值得注意的是，此画所作地为“古香室西楼”。任伯年初到沪上时，曾在古香室笺扇店画扇成名，故对于古香室心怀感激，为报知遇之恩，任氏定期会小住于此为其作画。

主编：何一沙

责编：吴靖

现场图：王睿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