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圆圆：摄影的本质是试图留下消逝的事物

“我希望能够站在一个历史的视角去讲故事，但这个故事其实永远都跟当下有关。”

杨圆圆说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讲故事的方式则不限摄影、影像、文本与表演等多种表达媒介。作为长期关注移民与历史题材的中国大陆创作者，她的作品结合了真实与虚构的元素，不断向观众讲述着那些在历史洪流中容易被遗忘和佚失的人和事。

杨圆圆长期以往的兴趣点与创作脉络绕不开在20世纪全球移民的大背景，在她的作品中不断展现出时代变迁与人的关系，而每个作品都发生在一个具体的不同的地点：比如之前的作品《在视线交错之处》把镜头对准巴西南部的一个城市阿雷格里港，讲述着更多是摄影师与人的关系与媒介自身经历的时代变迁；而《大连幻景》则聚焦于跨越了100年历史的大连，围绕着生于大连的日本作家清冈卓行展开创作；再到近年的纪实类影像作品《女人世界》，把地点落足于纽约唐人街的中国城，她不再根据历史资料去虚构一个人，去呈现一部小说，而是“在拍摄实实在在的人，在这其中穿插了各种我的研究和我对历史的反思，但它是以记录为核心的”。

artnow：

你的镜头主题大多都是人，特定身份下和特定环境下的人。你对“人”一直有很大的兴趣吗？为什么？

杨圆圆：

确实，我的所有作品中“人”都站在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比如之前的项目《大连幻景》有很多大连日据时期的日本移民，包括后来“闯关东”的人，再包括在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生活在这个城市里觉得“无根感”很强烈的人；再往前的项目《在视线交错之处》，有在不同时期生活在巴西南部阿里格里港的一些摄影师们。我的出发点通常都先是在于历史，然后再去了解曾经生活在这其中的人的命运。但我特别不喜欢宏大叙事的历史观，我更愿意去相信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故事交汇而成的。

另一方面，影像摄影作为一个记录历史的媒介，对影像媒介自身的转变也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兴趣点，它也会在我几乎所有作品中都有体现。

artnow：

你刚才说你关注所谓“无根感”强烈的人，你会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吗？这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杨圆圆：

有一些关联。或者说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因为我是北京人，在我从小开始的记忆里这个城市就一直在不停地、被迫地发生变化。我童年经历过的回忆，很多都变成了一个个无迹可寻的场所。另一方面，我18岁出国留学，其实一直处于迁徙的状态中。但这种人生状态我是喜欢的，处于这样状态下的人，能一直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同时可以一直跨越在多元的文化之间学习。但说到底，我不觉得自身的经历本身在我的作品中是放在首位的，因为我更多在讲的是别人的故事。

artnow：

你的图像带有很强的叙事性。你觉得图像这个方式，在叙事这个纬度，有没有什么文字所不能企及的地方？

杨圆圆：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无论是用摄影、文字，还是用所有这些不同的形式，其实都是在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去讲故事。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用图像记录下真实世界的人。另外，我觉得一张图像可以有很多开放的展示，即你可以有十个不同的版本去讲一个图像的故事，文字则是更精准的更具体的表达。我觉得我的作品更多像是这二者的合唱。

并且我认为每个作品它都有自己自身不一样的属性，无论是文本、摄影还是影像装置，我比较希望我的作品是搭一个有迂回空间的建筑，希望观众可以在里面选择自己的体验方式，在其中游走。

artnow：

你好像对20世纪初，也就是民国年代特别感兴趣？

杨圆圆：

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来说，就是民国那个时代，但作品本身不仅仅发生在中国。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转折期，二战前后发生的世界格局上发生的种种变化，也就是导致世界当下的政治版图和整个国际形势都变得不一样的、很决定性的巨大事件。这是其实离我们当下最大的这样的一场变革，它也会给很多人带来伤痛。这个时间点在我看来非常重要。

artnow：

你对历史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过往”为什么会吸引你？

杨圆圆：

当下生活的时代，很多事物的发生与消逝都被加速了。我认为摄影的本质或说是纪录片摄影的本质，其实都是试图在留下消逝的事物的踪迹。这也是我创作的一个原动力。

其实从摄影的诞生之初就是这样，我们试图通过用媒介去把这个时代的样子记录下来，这是一个不变的本质。但在历史洪流中，影像媒介自身发生了转变，人与这种媒介的关系也有了变化，比如说现在我们看照片的方式，再也不会是手里拿着一张相片这样的方式。相片作为珍贵的“物件”，被我们放在胸口揣在兜里——我们喜欢的人上战场了，只留下一张照片，后来即使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是他的照片会被我们捏在手里，当做一个非常真实的物件保存——这样的体验再也没有了。我们现在都是拿着手机，一天可以拍100张照片，我们再也不会珍惜摄影了。这对人的生活方式绝对有影响，我对这件事本身也很感兴趣。所以我希望能够站在一个历史的视角去讲故事，但这个故事其实永远都跟当下有关。

artnow：

摄影成为了更普遍而亲民的媒介，所以现在总说“人人都是摄影师”了。你怎么看？

杨圆圆：

我觉得挺好的，现在摄影变成了一个非常民主的媒介，摄影师的权威光环没有了。现在重要的是发生某个事件时，当时在那里所有的记录者记录下来的影像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每个时代是有每个时代自己的语言的，当摄影已经转变到了眼下的程度，我认为摄影师也不应该再以那种五十年前的拍摄方式来面对摄影，不是说我拍摄了一张好看的照片就能当一个好的摄影师，不是这样的。

artnow：

你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创作题材？

杨圆圆：

我不觉得我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可以说我是有一个“创作脉络”，就是以我比较感兴趣的历史时空为起始点而开始一个研究，这个研究的过程对我来说更多像是在铺路，帮助我去走进那个时空的地图。

真正创作的开始，是当我已经走进地图后遇到的人和事。这个选择是非常感性的，或者说为之深深的感动，比如说《大连幻景》，当时我先是了解大连当时的近代史，再了解到了一个曾经生活在大连的日本作家，随后再被这个人的生平深深感动到，我就想以他为参考，去创作跟他相似的人的命运的故事。

artnow：

从最开始的影像，到近年如《女人世界》这样纪录片形式的电影表达，这中间的转向是怎么来的？有什么契机吗？

杨圆圆：

这不是有计划的转向，它是在对的时间点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一直喜欢电影，在以前的作品经常觉得是个“alternative film”的拍摄方式，在展览中也会呈现“空间小说”，做摄影书的时候又会觉得像是在剪一部“纸上电影”。

真正决定做影像是在2018年我来到美国，遇到了Coby和舞团的人。当时亚洲文化协会邀请我去做一个半年的文化交流，我的研究方向和旧金山唐人街的演艺界女性有关，最开始我是想做成当代艺术影像的形式，虽然“人”在其中总是扮演的在一个核心的位置，但都没有真实的人在场。但这次当我遇到这群有意思的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拍一个纪录片把他们记录下来。她们是活生生的，是得“从纸上跳出来”的。虽然她们都处于人生的暮年，但她们比我更有精力和色彩，我觉得除了纪录片之外，没有更好的方式去讲她们的故事了。

artnow：

你的作品创作时间会比较长，有时不同的作品结合才构成一个系列。包括从你一开始的摄影和文本，然后到现在这类偏纪录式的影像，你认为这其中有一个贯穿的主线吗？

杨圆圆：

我的很多作品都是都是有一个20世纪移民史这样的一个背景，也经常看到作品中这种时代变迁与人的关系，只不过每个作品都发生在一个具体的不同的地点。我记得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一生写了这么多不同的作品，其实我在写一本书”。其实我也很希望自己的作品是这样的，可能多少年以后有观众去看，他会找到这个项目和下一个项目之间自然的关联。

artnow：

你的作品和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有着一定的时间距离。你希望观众怎么解读和看待你的作品？

杨圆圆：

我没有任何固定的期望，我只希望观众能够沉浸到作品的故事中，忘了别人，忘掉外界。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摄影的环境下长大的，我们都有很多家族照片，摄影记录下来我们自己不同时代的样子。我希望能够引导观众思考很多自己和这种照片之间的关系。然后等你从故事里走出来的时候，可以折射出一些自身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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