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的金石世界—— 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特展”展品撷英（上）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存十二卷）

著者：（宋）薛尚功 撰

版本：宋石刻江州公库本

收藏地：十面灵璧居

宋王复斋钟鼎款识不分卷

著者：（宋）王厚之 辑，（清）阮元 考释 

版本：清嘉庆七年（1802）阮元积古斋影刻宋拓本 

收藏地：小残卷斋

籀史二卷

著者：（宋）翟耆年 撰

版本：清乾隆四十年（1775）钱本诚钞本

收藏地：净琉璃室

宋·青铜提梁盉

收藏地：萧山博物馆

通高22cm，1972年出土于萧山衙前洛思山窖藏，现藏萧山博物馆。此盉整器呈兽形，盖上伏一长颈小兽，可做捉手。提梁和盖下半部饰变形夔龙纹，器腹部饰长冠凤鸟纹。青铜盉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流行时间长，器形复杂，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学者对青铜盉的用途看法不一，有酒器说、水器说、酒器兼水器说、转化说等。

南宋开庆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南宋德祐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

收藏地：海盐县博物馆

1978年冬，在出海排涝工程长山河澉浦段发现，出土点在澉浦城的东南角，距原东城墙60米、原南城墙180米处，距地表约2.4米。发现宋代铜质军印九方，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宋代军印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分别为：北宋元祐五年（1090）少府监铸“雄节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南宋开禧元年（1205）文思院铸“殿前司平江府许浦驻扎水军第一将印”、嘉定十六年（1223）“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一将印”、淳祐七年（1247）“金山防海水军第二将印”、开庆元年（1259）“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景定元年（1260）“沿海制置司定海水军第一将之印”、“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德祐元年（1275）“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第二将印”、“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九方铜军印型式相近，印面近正方形，阳刻九叠篆文；印背中部有矩形直钮，直钮两侧阴刻铸款，钮顶阴刻“上”字。其中，北宋陆军印1方，铸款为“北宋元祐五年（1090）六月少府监铸”；南宋水军印8方，均由文思院铸造，铸印时间由早到晚依次为南宋开禧元年（1205）、嘉定十六年（1223）、淳祐七年（1247）、开庆元年（1259）、景定元年（1260）2方、德祐元年（1275）2方。由北宋晚期到南宋末期，前后年代跨度长达185年，映射出了宋代军队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南宋水军的发展情况，以及海盐及周边地区在南宋时期的重要军事地位。

赵佶《草书千字文》宋拓郁孤台帖残本

南宋绍定元年（1228） 江西赣州 宋拓 册页  孪生艺术藏

宋徽宗赵佶除瘦金体外，亦擅长草书，曾多次以草体书写千字文，存世亦有数种，1、宣和四年本第一种，墨迹全卷，今藏辽宁博物馆，2、政和四年本，宋刻全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3、宣和四年本第二种，残本，收于宋拓《郁孤台法帖》中，现分藏上海图书馆与私人处。二者内容并无重复，上图藏本自“且康”起，“钧巧任钓”止，仅存三页66字。私人藏本十一开，分为两段，一段自“驹食场”至“济弱”，一段自“魄环照”至“焉哉乎也”，存全文近半。尾款“宣和壬寅御书”，最后为集刻者聂子述跋赞七行。通过跋语，可知此草书千文原为聂氏自藏。

郁孤台在赣州西北贺兰山顶，唐时筑台，以为名迹。南宋宝庆三年，聂子述守赣州，重建郁孤台，并于绍定元年刻《郁孤台法帖》。聂子述（生卒不详），字善之，号定斋，建昌南城人。官至宣奉大夫，追封卫国公，谥文定。其书迹除《郁孤台法帖》外，仅见怀素《苦笋帖》后短跋。此次展品为南宋拓本，极为珍贵。

赵构御书《绍兴恤刑手诏碑》

南宋绍兴三年（1133）正月九日  浙江杭州  清拓  一吟堂藏

宋高宗赵构御书《绍兴恤刑手诏》又名《绍兴三年恤刑诏》。绍兴二年（1132）正月，宋高宗赵构自越州（今绍兴市）回临安（今杭州市），始于临安大兴土木。次年（1133）正月己未日（三日），命诸路宪臣兼提举常平司公事；乙丑日（九日），下此《恤刑诏》，“可布告中外，应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仍劄付台属宪臣，常加检察。”高宗赵构在南宋号称“中兴之主”，然其开“绍兴和议”向金国屈辱求和终归为史家所不耻。此“恤刑”手诏石牌, 大字手诏形制较少见。当年首先刊立在临安都堂，后亦如绍兴二年的《御制戒石铭》，随后以“墨本”（拓本）颁行郡县守令，命刻之庭石，置诸座右。“廷尉”“士师”（亦作“士史”）“宪臣”等均为执掌禁令刑狱的官员，可见宋高宗在中兴之初重视国家法制体系的建设、体恤民情的用心。据文献记载，《绍兴恤刑手诏》有严州刊本等数种，都中祖刊本碑阴曾有大臣题记。当年的祖碑和各地覆刻，均未见原石存世的记录。“恤刑诏”内容曾见王应麟（1223—1296）《困学纪闻》卷十五《考史》、元人佚名《宋史全文》卷十八下《宋高宗六》以及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十二》等绍兴三年正月“乙丑（日）”条著录。诏书全文出自高宗御笔，末署亲笔御押，并于“九”字处加钤“御书之宝”；篆额“绍兴恤刑手诏”3行6字，当非高宗御书，应出自某一台省馆阁要员之手。本展品的发现，在《御制戒石铭》（中段诏书）、御书《佛顶光明塔碑》之外，作为宋高宗赵构于建炎、绍兴初期取法黄庭坚书法的有力佐证。拓本淡墨精施，殊为宝贵。

赵佶《赐辟雍诏碑》

约北宋崇宁四年（1105） 地点不详 清拓  淳石斋藏

辟雍，原指为周天子设立的大学，东汉以后作为祭孔之所。

徽宗即位后，重视文治，下诏在“即国之郊建置辟雍”。亲自撰写诏书，颁令天下，并刊石置于各地庙学。碑额“皇帝赐辟雍诏”出自丞相蔡京笔，碑文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为徽宗御笔诏书，下段为薛昂撰书后序。今山东陵县、巨野、河北邢台等地均有此碑。

展品为清代金石学家陆增祥八琼室旧藏，无后序，陆氏题为山东陵县本，然校勘后并非如陆所题，究出何地尚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