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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AT深圳馆 | 讲座回顾 ] 王子月：“剧场/表演”作为社会艺术实践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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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AT深圳馆 | 讲座回顾 ] 王子月：“剧场/表演”作为社会艺术实践的媒介讲座王子月社会剧场艺术媒介深圳馆讲者当下社会问题崇真艺客

本次讲座的讲者王子月是一名关注当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现实的多媒体艺术家，她在剧场表演领域有着丰富的艺术实践与学术研究。讲座中，王子月以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里米尼记录（Rimini Protokoll）、米罗·劳（Milo Rau）、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安妮·伊姆霍夫（Anne Imhof）等多位艺术家的创作为案例，探讨“剧场/表演”这种媒介形式如何在社会艺术实践中生效，并结合近些年的自身创作实践，探索在国内进行此类媒介创作的意义和必要性。

自2018年起，王子月开始了一个围绕全球化影响下的当代社会问题及面向不同地域开展的长期艺术实践计划“问题剧场”。近期，王子月正为“问题剧场”的创作在深圳以“速度”为关键词展开调研。故而在讨论环节，对话人王静晗、武月钦和现场观众们从“剧场表演”话题延伸至“深圳速度”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剧场/表演”作为社会艺术实践的媒介

讲者：王子月

时间：2021年9月5日

地点：OCAT深圳馆图书馆

语音：中文

讲座现场（左右滑动查看图片）

1970年后，文本在戏剧中的重要性渐渐削弱，其他媒介和技术在戏剧表演中的占比日益凸显，发展到近几十年逐渐形成新的概念，即现在学界所称的“后戏剧剧场”。剧场的整个发展历史基本上可以描述成一种文本和舞台视觉相互瓦解的历史。同时代的行为表演艺术家，原本都是绘画专业出身，所以当他们在对传统的戏剧工艺进行深入探索的同时，也可以更轻松地转向媒体和视觉创作，这就使得艺术家们在借鉴二者的同时，杂糅、创造新的艺术，涵盖了所有艺术媒介。1980年代中期，剧场和表演艺术形成密不可分的联系，界限变得模糊，二者也逐渐形成相同的艺术特点，例如表演趋向于过程化，不再是连续性的单线叙事，也不再注重其文本性，剧本的地位大大削弱；创作中的多元主义和艺术媒介的多样化使用；部分创作者们开启了一种反对阐释、直接干预以及号召普通人参与的创作形态。

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正处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封闭政治和经济剧变对全世界的文化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刻，因此艺术创作者们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社会问题非常关注，开始逐渐走向由创作主体转向社会交遇、由个体技术转向集体创作的方式，去挑战欧洲中心主义以瞬间短暂感受为基准所建立的美学理论，强调美学感受可以是长期的、持续的、对话性的，开展以探寻、揭露公共议题的艺术计划和艺术项目。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剧场表演成为可以传递来自不同地域的多样化思想的理想媒介，当代艺术现场成为艺术家在社会艺术实践中的重要创作媒介。讲座案例分为四类，列举了几个代表性作品：

第一类都市（空间）装置

Ilya Khrzhanovsky:“DAU Egalité ”（DAU平等）

2018年俄罗斯导演、艺术家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设计了一个在城市空间内的“沉浸式体验”项目。DAU体验项目将重现一个苏维埃世界，观众进入空间内亲身探索并体验 1938 年至 1968 年 30 年间苏联的历史。

伊利亚选择了欧洲三个重要城市：柏林、巴黎和伦敦。对于不同的城市，配合以三国语言的主题：Freiheit（德语，意为“自由”）、Egalité（法语，意为“平等”）、 Brotherhood（英语，意为“博爱”）。

在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中最重要的部分是13部影片，影片是由伊利亚在2009-2011年的DAU电影项目中拍摄的。伊利亚原本的意图只是想拍摄一部关于前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的传统传记片，但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整个制作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集电影、表演、建筑、科学、社会、信仰、艺术研究等功能于一体的庞大综合项目。为拍摄影片而搭建的场景“研究所”呈现出一个平行世界——停留在 20 世纪中叶与现代世界隔绝的迷你国家。所有参与者模拟横跨苏联30年历史的生活片段，最终构成大约 700 小时的影像镜头，伊利亚将其制作成13部故事片，并把这些影片和部分装置布景带到欧洲城市的“沉浸式体验”项目中。

Ilya Khrzhanovsky:“DAU Egalité ”（DAU平等），图片由讲者提供

从很多层面上讲，DAU系列影片把真实和虚构的含混性发挥到了极致，这使得DAU项目极端迷人，同时无疑也引人非议。2018年柏林艺术节期间，伊利亚计划在柏林市中心国家大剧院周围的一个街区（历史悠久的中央大道 Unter den Linden ）“重建”柏林墙，然后开放让民众进入此地，但最终该计划在德国遭到强烈的反对未能实施。

2019年1月24日到2月17日，这个项目在巴黎以“平等”为主题，通过两个相邻的剧院——夏特雷剧院（Théâtres du Châtelet）、城市剧院（Théâtres de la Ville）以及蓬皮杜艺术中心三家场地顺利开展。

第二类社会干预、重演

Jeremy Deller:“ We're here because we're here”（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 ”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艺术参与项目，由英国透纳奖得主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与伦敦国家剧院院长鲁弗斯·诺里斯（Rufus Norris）合作完成的纪念索姆河战役100周年项目。项目制作是由伯明翰话剧团和国家剧院制作，另有23个剧院联合开展全国性的参与项目。

“We're here because we're here”，图片由讲者提供

在英国人心里，“一战”的影响远大于“二战”。这件作品的灵感就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去的战士和战后这些战士的亲人们的故事。这个项目邀请了大约1400名志愿者来扮演战士的角色，年龄在16岁至52岁之间。该作品在2016年7月1日上午7点至下午7点在英国各地同时进行表演，志愿者们穿着“一战”军服，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地点默默出现，比如人群聚集的火车站、购物中心、市场和海滩等。每位参与者代表一位在索姆河战役第一天就阵亡的士兵，他们随身携带着一张卡片，上面记载着1916年7月1日那天阵亡士兵的名字、年龄和他们所服役的军团的详细信息。当路人走近时，志愿者们便默默地把这些卡片递出去。尽管志愿者们在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沉默，但他们会断断续续地唱出 “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 ”这句歌词，这也是“一战”期间，英国战壕里士兵们唱的歌。

Jeremy Deller在谈到这次的项目时说：“我想制作一个‘当代纪念碑’来纪念索姆河战役一百周年，这个‘纪念碑’在英国各地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移动，参与者通过他们的行动将‘纪念碑’带到公众面前。”

Rimini Protokoll:“Remote X” （遥感城市）

重视公共空间是德国里米尼剧团的一个创作特点。《遥感城市》是一个系列作品，至今已在柏林、米兰、纽约、巴黎、伦敦、洛杉矶、莫斯科、香港、澳门、中国台北、上海等地巡回演出过。这是一部由前来参与的观众充当表演者、在室外公共空间演出的作品。里米尼为《遥感城市》制定了一个切合世界各地都市生活的主题──（未来）城市与人的关系。随后他们将这个普遍性的问题放在全球各个城市之中分别进行研究，根据每个城市的特点，从地理位置、市民生活、城市面貌等角度出发，寻找合适的行走路线，途经地点都是精心选择的，如墓地、公园、广场、商场、医院、地铁站、天台等。这些标志性的城市空间囊括了人的生老病死、工作休憩，几乎是当代城市人一生的缩影。

Rimini Protokoll:“Remote X”，图片由讲者提供

从《遥感城市》中让观众（表演者）能感受到在城市空间中自己和城市的联系。观众通过聚集成一个群体，形成了一个移动的“剧场”，而这个“剧场”的界限是透明的。观众在这种“陌生化”效果之中反观原本熟悉的城市空间，注意到那些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角落，城市不同的人文面貌及随机因素，令每场演出都独一无二。也正是因为这些可能性，每个城市背后不同的人文、宗教和政治面貌等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凸显。

第三类剧场内的民众参与

Rimini Protokoll:100% City （百分百城市之柏林）

“百分百城市”系列是里米尼剧团风靡全球的代表作，它的主题是“发现一座城市的态度”。里米尼主创三人通过“百分百城市”系列自创了一种新形式，即普通人在舞台上表演自己的事情，所以只要是有人生活的城市，都可以一再重演。

以《百分百城市之柏林》为例，导演筛选了100位普通人作为代表上舞台表演。里米尼根据统计学标准，按照柏林的人口构成进行筛选，男女比例为6∶4，就找了60位男士，40位女士。他们的年龄、性别、出生地、国籍、家庭状况、婚姻状况都是严格按照柏林的实际情况进行“微缩”筛选。第一位找到的“演员”是参与德国人口调查的调查员，通过他、他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剧团用了3个月时间，利用调查员和他的社会关系织成的网络，找齐了100位“演员”。

Rimini Protokoll:100% City，图片由讲者提供

在舞台上，导演是作为引导员提出问题。问题分为两类：一类关乎个人，比如生死；一类关乎社会，比如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问题包括“你信不信仰上帝？欧洲经济危机时，你会不会帮助希腊？你有没有经历过战争？你想不想要一个孩子？你想不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去？”等等，这100名“演员”站在舞台中央，在“是”与“否”这两个答案之间不断分成两个阵营，观众看到的就是舞台上“个体命运”与“城市态度”交错呈现。看上去是在简单的“是”与“否”之间选择答案，但其实现场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有的人起初并不赞成一种观点，但当他看到大多数人都赞成这个观点时，他很容易对自己产生质疑，因为他不愿意被“孤立”，所以他会改变之前的选择加入人多的那一边。导演凯齐认为生活本身就是精彩的一出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困惑，只需把它们进行提炼，就比杜撰出来的剧本有意思得多。参与者在台上根本不用演戏，只需要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这本身已经是一种戏剧化的方式。

Milo Rau:Five Easy Pieces （轻松五章）

Milo Rau:Five Easy Pieces，图片由讲者提供

瑞士艺术家Milo Rau在2016年选用8-14岁的儿童演员来“重现”发生在比利时的震惊世人的真实新闻事件改编而成的剧场作品——《轻松五章》（Five Easy Pieces），根据纪录片对儿童进行舞台排练，最大程度地向观众还原事件原貌。这部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广泛的讨论，不是关于新闻事件的讨论，而是关于这些儿童演员们本身以及他们眼中的世界。其实作品中没有恐怖的成分，也没有让孩子们受到伤害，在演出后的采访中能看出这些孩子十分清楚他们饰演的角色与他们的“真我”的区别。这虽然是一部成人导演的儿童政治剧场，可是在整个排练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都是利用孩子自身的思考和行为进行推动，从孩子们自己的角度思考事件、思考人物，体会不同位置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并阐述自身对此事件的看法。

第四类视觉艺术家的社会关注

William Kentridge:The Head and The Load （头和负荷）

William Kentridge:The Head and The Load ，图片由讲者提供

《头和负荷》是由南非艺术家肯特里奇结合了歌剧、音乐、舞蹈、电影投影、机械化雕塑装置和剪影动画的综合项目而创造出的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景观，在现有的当代艺术语境下可以说是史诗级的作品了。作品名 The head & The load 来自加纳的一句谚语“The head and the load are the troubles of the neck”，讲述的是“一战”期间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军队中服役的数十万参与运输的非洲平民的故事。这些在给欧洲各殖民国肉身搬运武器、弹药、工具等物资的非洲平民，战后回忆起当他们将武器运到前线后，欧洲军队会将这些搬运工处死，甚至普遍接受了“20天后载体无用”这个规定。所以因“一战”死去的非洲平民有近百万，而这些在历史书籍中是被忽略掉的。这些无名的伤亡和殖民主义者的虐待是南非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这部作品的核心内容。

Anne Imhof:Sex（性别）

德国艺术家 Anne Imhof 的 sex 展览中，以三天的现场表演开始，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继续作为一个包括雕塑、绘画和声音的装置呈现。作品处理两性之间的流动性——女性和男性、顶部和底部、白天和黑夜——以及两个对立区域相遇的模糊线。

Anne Imhof:Sex，图片由讲者提供

展厅中央是一个码头的装置，这种结构通常用于凝视地平线。Imhof将码头作为一种将空间划分为对立区域的建筑：上方和下方、顶部和底部、明和暗、内部和外部、可见和不可见。在装置开幕式的表演中，这些二元对立的结构扩展为男性和女性、希望和绝望、痛苦和快乐，以及最终的生与死，Imhof 和她的合作者不断地在它们之间转换、合并这些似乎不相容的东西。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权力动态也是作品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观看位置在高低之间交替，改变着现场画面的视角。虽然现场作品的结构和配乐是由 Imhof 精心设计的，但在四小时的时间内持续发生的事情取决于表演者的个性和能动性，使得每个舞台都独一无二且不可重复。

关于“问题剧场”计划

“问题剧场”计划是我在2018年开始的一个长期围绕全球化影响下的当代社会问题及面向不同地域开展的艺术实践计划。将“剧场”作为社会艺术实践的方法论，通过田野调研和采集民众生活经验作为样本，探寻作为主体的人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如何自处。透过这些个案的深入探悉不同地域之面貌和社会形态，继而找到真正的问题，讲述当下的冲突。项目开始于2018年，目前此项目已在三个城市开展实践，并围绕不同主题进行了创作。

“问题剧场”计划在主题上是关注社会现实、讨论每个城市的典型问题和人的生存状态。在作品形式上，一般是由一个剧场表演和一组展厅内的录像装置作品组成。剧场表演是在当地招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背景的民众参与而创作的，现场表演给观众看；同时，还为在表演结束之后来展厅观看的观众做了一个多频录像装置的呈现版本。

“问题剧场”京都站《小说？诗？》，图片由讲者提供

京都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https://v.qq.com/x/page/z3162kdu4u0.html

“问题剧场”计划需要我到这个城市去做一段时间的调研跟思考，发现一个核心主题然后去开展的一个展演项目。2018年，在日本京都艺术中心开始了“问题剧场”第一站的项目，围绕“你希望自己的人生是诗还是小说？”这个问题剖析京都人的生存状态。

2019年在北京站是围绕关于集体无意识以及人和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去做的作品。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参与者会比较感兴趣，认为自己有话可说，所以他们会很踊跃的报名参与，通过剧场工作坊，自发的形成这样一个表演。整个三四十分钟的表演只有六句台词，就是你、我、他，还有你们、我们、他们这六个词语，也是在呼应当时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我们的社会矛盾之所以激化成当时的样子，是因为大家都在强调立场而忽略立场之后的诉求，就是在主语之后的诉求是什么却都被大家忽略掉了，所以最后就变成了立场的对冲。这些演员在说你们、我们、他们这些主语时，我都要求他们先在心里默念完这句话，所以当他们讲出这个主语时是要带着那句话的情感喊出来的。

“问题剧场”北京站《第六天》，图片由讲者提供

展览现场：https://v.qq.com/x/page/q3201b50emv.html

《从不，有时，经常，总是》是2020年在成都围绕社会学家项飚提出的一个词“附近的消失”做的。当时疫情刚开始，整个网络状态呈现出对这个词特别大的热度，很多人在争执“附近真的会消失吗？”这一现象引起我的好奇，为什么大家会对这个词如此有感触？在成都的A4美术馆做了一个公开招募，召集了成都六个区的人来参与，每个区选了一位参与者。现在成都新区开发导致旧城区变成中间很小一部分，所以新城区和旧城区之间对于附近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像在成都的这一场表演是希望观众可以更多地静下来聆听别人的故事、别人对这些词的看法，希望前来的观众在倾听的同时思考自己的答案是什么。

“问题剧场”成都站《从不，又是，经常，总是》，图片由讲者提供

展览现场：https://v.qq.com/x/page/x32000c8kvq.html

对于成年人来讲很难通过一两个小时这样的表演或者对话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但是这类作品的一个基本初衷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样的场域内通过别人的样本，思考自己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是为了引起一次重新思考的可能性。而且我也相信我们可以通过“问题剧场”打通年龄代际，和不同阶层在面对历史与当下问题时营造一个可以自由对话、交流和释放自我情感的空间，激发大家的“想象”可能, 刺激观者活在“提问里”，积极地面对现实矛盾，从结果衡量标准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建构新的“集体记忆”，同时这也是在尝试一种新的民主的艺术生产方式。

对话环节

现场对话（左右滑动查看图片）

▲王静晗：大家好，我是OCAT展览部的王静晗，我作为机构工作者和一个戏剧爱好者来进行简单的回应。最近读了一本书《美国先锋戏剧：一种历史》，里面讲了美国从战后的40年代到90年代先锋戏剧的兴起和衰落。伴随着互联网媒体的兴起，先锋戏剧最终被主流文化所吸纳，因为它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实际上，必须先有所谓的主流和通俗文化，才有“先锋”。如果谈到平常观看的戏剧里的“新”，首先是对于文本的依赖能否被打破？当我们不依赖文本来理解作品时，反而会看到戏剧结构上的设计，这种结构又往往是为艺术家或导演希望表达的某种诉求服务的，它来自对社会的观察结果。米罗·劳就对当代戏剧如何介入社会有很多宣言式的表述，子月的公众号CapsuleMall就译介了不少有意思的内容。

剧场和其他艺术的区别表现在它是唯一始终要求人的在场的艺术形式。与演员之间的观演关系，要求观众不断加深对人性的洞察。从剧场走出来，我常觉得经历了一种注意力的再分配，一些原本被我忽略的现实，在我周围有某种潜在影响的现实，以戏剧的形式触及了我，我必须重新注意它，所以我期待严肃的剧场能给我这种提示，而观剧的过程就是在不断自我培养的过程。我希望在这个语境下，观众能更支持本土的剧场工作者，尝试理解他们，因为讲故事真的不是剧场的全部内容。

△武月钦：静晗从戏剧爱好者的角度来回应今天讲座的主题，而我更多是从社会艺术实践这方面谈起。我第一次在深圳碰到子月的时候，得知她的“问题剧场”正在深圳进行调研，以“速度”作为关键词，我就马上联想到了OCAT深圳馆上半年做的一个叫“深圳记忆——超越与消逝” 公共项目。这个活动的源起是由于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经历，和“速度”这个词会有重叠的部分。聊到深圳这个城市的发展，和速度的关系当然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见证了太多城市的旧改、城中村的逐渐消失，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地更新着。在近几年兴起的大湾区概念和前海大建设，无不让人有一种恍惚之感，回过头来才发现，那些被历史沉淀下来、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随着这个城市的更新在逐渐的消逝。所以“超越与消逝”既指向了深圳速度，也关注到城市中的皱褶，去探索城市的文化地理。

我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那些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里面的个人。随着现代化进程，每一个个体都被卷入了这场停不下来的“战争”中。在深圳这个以高科技和互联网为主的城市尤为明显，大家每天都在辛苦地工作、生活，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去追求这种速度感。努力避免被淘汰，必定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包括身体上的透支，精神上的焦虑、烦躁、抑郁等都很常见。所以，我们特别希望用艺术的方式来引导，让艺术经验在普通公众心中生根发芽，戏剧工作坊和集体演出的形式就是很好的尝试。

▲观众：我在手机制造厂商公司工作，可以代表一部分“996”或者“007”行业的小伙伴。我觉得速度对于深圳或者快节奏行业来说，可能有时候更像是一种人为的期望。比如我们想象中的深圳就应该那么快，或者我的老板的期望就是希望我们能有那么快，但是大家可能做不到，也或许因为这个行业本身已经在等待下一个机遇、下一个突破。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很多像我们这种打工人，更多的时候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这种速度上的期待，比如我们会在工作中“摸鱼”，用打工人的小技巧就可以把这种速度上的期待给削减掉，到最后很多人可能就变成类似于“职场老白兔”的角色了。

▲观众：我对“速度”的感受是这样的，并不是评论说这种行为是好或不好，因为不同的行业可能有不同的情况，最终大家的执行都会有自己的节奏。“速度”这个词，会给人一种表面光鲜亮丽的感受，但到了具体个人，比如像我们这种在讲求速度行业里工作的一些人，我们的感受又不太一样了，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繁华之下的对抗或者平衡的东西。

△观众：大家都在讲“深圳速度”这个词的时候讲的是快，我想讲的“深圳速度”是慢的那一面。我本身是做流动儿童图书馆工作的，去年的12月4日深圳成立了第一个流动儿童图书馆，北京已经有28个，广州也有20个，广州和北京每年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深圳目前还只有一个，我觉得相对“快”而言，这个速度就很慢了，我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慢”。

△观众：我想接着这个关于“慢”的话题，一种实实在在的“慢”。在深圳这种加速的城市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想慢下来的人，或者他们有哪些慢下来的方式。我对“角色期待和人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我们每个个体本身都是一个人，但是像快递员及其他被赋予角色期待的职业，就很容易被忽略了他们个体本身，而一味去追求对他们的期待，最后变得戾气十足。在深圳应该有不少想慢下来的人，希望从这个角度也能关注一下。我是2000年来到深圳，2015年辞职离开，只留了一个户口在这里，搬到附近房价相对比较便宜的地方，享受更好的居住环境。辞职之后，我在一些休闲的活动中经常碰到从深圳过来的人，大家都是想从忙碌的工作中找到慢下来的感觉。

▲王静晗：淘宝快递和外卖配送这些用人力追赶算法的方式，其实是把“速度”的要求层层转嫁，加速过程中的人们对于算法分配的服务人员的任何疏漏都表现得失去耐心。在如此紧绷的人际关系下，这个服务者不被定义为人类，而变为系统的一个附属品。肯·洛奇的电影《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就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讲了英国工人阶级怎么在系统算法中完全无望改变他们生活的同时彻底失去尊严。

△观众：“速度”对于深圳来说是比较老的关键字，这个词我们谈了大概有近十年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迅速发展，其实早已谈过速度，甚至谈到了“加速主义”，“加速主义”可能在今天都已经失效了。所以我比较好奇在2021年还在谈“速度”的时候，最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王子月：我剖出这个词汇是希望更多的民众可以通过这个词汇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比如像你的意见就认为它已经是一个老词汇了。那我们现在跳到另外一个词，如果它变成一个“加速”，它会不会有失速状态，所以我们去想象更多的可能性。我的框架就是这个样子，我给出一个关键词，希望不同的人围绕这个关键词，向不同的方向去展开想象力，其中有的人可能认为自己很适合现在的速度，你让我过那种山里面慢节奏的生活我还不适应；也有人觉得现在是失速状态，身体已经无所适从，那么多抑郁症、不能出门工作的社恐现象出现。这些可能性都在这个框架里面，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讨论这个事情，而不只是顺应它跟着社会发展下去。

△观众：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讲，我觉得在深圳生活的压力特别大。作为一个妈妈，我平时要上班，周末还要陪孩子，留给自己的时间是非常少的。关于“速度”我想提一点的是，我们其实还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没有办法抵抗深圳的压力而选择离开深圳的速度，不光是个体的离开，还有一些产业的离开。有一位听众是来自某个手机大厂，但我们知道某个大厂在整个华南的基地已从深圳搬到东莞，因为承担不起巨大的成本。如果说高新技术是深圳的支柱型产业的话，若他们纷纷离开，对深圳将意味着什么？这是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

在时长一个多小时的讨论环节中，有近十位观众发言，每一位分享的观点都将成为“问题剧场”深圳站在调研过程中的重要材料。由于篇幅限制，无法在回顾文章中一一展示。但我们真诚的希望在对话环节中，分享了自己观点的观众，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并且填写相关信息。期待“问题剧场”在深圳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