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醇且朴　金石慨而慷 ——从文化嬗变看秦公簋和石鼓文的先后问题

选自 | 《西泠艺丛》2021年第9期 总第81期 |

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学术委员会主任

【摘    要】

秦公簋和石鼓文是先秦文化的瑰宝，二者铭文皆为有韵之文，其铭文又隶属一脉相承的秦系文字，是《诗经》之外秦人风神的“雅”和“颂”。本文从文化学角度，厘清了诸家各异的观点，认为秦公簋早于石鼓，并以此金石二器为探究载体，从诗、书、器的意义等方面微显阐幽，提出了具有文化观照的多重史学意义，对当代文化建设颇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    秦公簋　石鼓文　文化嬗变　冯国瑞　年代

秦公簋铭文和石鼓文都是韵文，为《诗经》之外的诗，是秦人精神、风骨的“雅”和“颂”。前器为吉金，后物为寿石，二者铭文赓续衍进，异代辉映，是典型的秦系文字，与秦人精神一脉相承。笔者不揣简陋，从文化发生学角度稽考审视，两相比较，可牵涉出秦人社会发展等许多颇有价值的原生精神，借此彰往察来，于当今文化建设大有裨益。

01

从一则题跋说起

秦公簋（图１）于辛亥革命后自秦州（今甘肃天水）流向兰州，先后辗转至天津和北京，1959年由故宫博物院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天水近代学者冯国瑞先生在所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自序中记载：

民国八年（1919），天水西南乡出土铜器颇多，旋即散佚。今传世秦公簋，初流传至兰州商肆，置厨中盛残浆，有贾客以数百金购之，其名乃大著。后为合肥张氏所得，携往北平（《陇右金石录》）。十二年（1923），王静安先生既为之跋矣，于是举世始知矣。［1］

后来的学者，于秦公簋的研究虽各有侧重，除对该器铭文（图２）的韵读、释义以及器物的功用、纹饰等做拓展研究外，而基本的阐释观点，仍未超出王国维（1877—1927）的认知范围。现谨录王国维先生题跋如下：

右秦公簋,出甘肃天水秦州，今藏合肥张氏。器盖完具，铭辞分刻器盖，语相衔接，与编钟之铭分刻各钟者同，为簋中所仅见。其辞亦与刘原父所藏秦盄龢钟大半相同，盖一时所铸。字迹雅近《石鼓》，金文中与《石鼓》相似者惟《虢季子白盘》及此簋耳。虢盘出今凤翔府郿县礼村，乃西虢之物。《班书·地理志》所谓“西虢在雍”者也。此簋虽出甘肃，然其叙秦之先世曰“十有二公”，亦与秦盄龢钟同。虽年代之说，欧赵以下，人各不同，要必在德公徙雍以后。雍与西虢壤土相接，其西去陈仓亦不甚远，故其文字体势与宝盘、猎碣血脉相通，无足异也。

此簋器盖又各有秦汉间凿字一行，器云：“公元器一斗七升八奉”；簋盖云：“西一斗七升大半升”。盖“西”者，汉陇西县名，即《史记·秦本纪》之西垂，乃西犬丘。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庙皆在西垂。此簋之作，虽在徙雍以后，然实以奉西垂陵庙，直至秦汉，犹为西县官物，乃凿款于其上，犹齐《国差甔》，上有“大官十斗一钧三斤”刻款，亦秦汉间尚为用器之证也。故以簋文字之近石鼓，得以其作于徙雍以后解之；其出于秦州，得以其为西垂陵庙器解之（汉西县故址在今秦州东南百廿里。笔者注：西县故城在秦州西南，静安先生误）。癸亥八月。［2］

据冯国瑞先生所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自序》可知，王国维考释此器当在1923年8月。纵览之，此题跋于秦公簋考之甚详，故多着笔墨，且新知时现，涵盖信息量极为广大，几乎每句皆可成文述之，此处只撷与本文有关的几处：

（一）秦公簋与虢季子白盘（图３）、石鼓文（图４）三者书风近似。

（二）秦公簋与盄龢钟为一时所铸；铭辞分刻，为簋中所仅见。

（三）秦汉间此簋仍为用器，且器盖各有新凿字一行。

（四）此簋出于秦州，为秦公徙雍后“奉西垂陵庙”之器。

02

冯国瑞与秦公簋

王国维对秦公簋的辨识题跋，既有发轫的功劳，也有一言九鼎的意义，而他的学生冯国瑞则对秦公簋的研究，毫无疑问，具有“集大成”的作用。这里，很有必要对王国维的学生冯国瑞作一介绍。

冯国瑞（1901—1963），字仲翔，甘肃天水人。少时随清代进士任承允、翰林哈锐习古文辞，1921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师从吴梅、柳诒徵、胡小石、汪辟疆、商承祚等鸿儒硕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等大师门下，尤为梁启超赏识。1934年，任国民政府青海省政府秘书长，代主席。1946年，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冯国瑞于诗词、书法、音律、绘画、金石、方志、石窟等方面的研究多有建树，尤精于金石龟甲、考据词曲和石窟研究，其著述颇丰。著有《绛华楼诗集》《张介侯先生年谱》《麦积山石窟志》《炳灵寺石窟勘察记》《秦州记》《关西方言考》《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并辑有《守雅堂稿辑存》等。

19世纪40年代，时寓居重庆的冯国瑞，才有时间集中精力，对乡邦秦器进行全面研究与梳理。当然，主要焦聚于秦公簋。同时，他延请商承祚、郭沫若、刘文炳和清华国学院的同门吴其昌等学者进行讨论。

冯国瑞与诸学者经过互证勘误，使秦公簋的研究进入新的学术境界。期间，商承祚的重要发现是，秦公簋器铭字范由单字拼排而成，类于活字，实“为活字版之鼻祖”，且“器铭器盖连读固为创见”，与“秦公钟为同时物”（和王国维看法同）。郭沫若在与秦公钟（盄龢钟）的比照中，主要对秦公簋进行了韵读。刘文炳主要对“不显”等字和词进行了考释，并对铭文从古今音韵学方面进行了解读，同时对“十有二公后之秦公”进行了考释。冯国瑞和同门吴其昌在重庆有联榻质难，集书秦公簋联语之娱，吴本有从古方言、古成语方面考释簋、钟二器的心愿，但遗憾的是不久病逝了。纵览之，以上诸家考释虽各有侧重，然皆以王国维为基础发微延展。

最后，冯国瑞会通诸家关节，分作长文《秦公簋器铭考释》《秦公钟器铭考释》《秦车輨图说》，此三考互证互释，结合秦人史迹、乡邦文献、器铭考释、金石别器、古音韵学等方面，解决了诸多相关的问题，尤其是断代问题。同时，冯国瑞在断代问题上，对秦公簋及其他秦器的研究，又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03

秦公簋的断代问题

对秦公簋的历史断代，是研究诸多问题的关捩，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十有二公”之后的秦公是谁？

秦公簋器盖铭文开头的几句为：

秦公曰：不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奄）宅禹绩，十有二公，在帝之社。

刘文炳（1876—1954）先生在《十有二公后之秦公》一文中说：

秦为诸侯，入庙之公，据《始皇本纪》二世元年所云，自襄公始，是自襄公以下之第十三公，即为秦公簋及秦盄龢钟所谓秦公。曰之秦公，即为其十有二公之后紧接之一公。［3］

但是，此间又有两个问题并存。一是文公（前765—前716）太子虽称静公而未享国；二是宁公最小的儿子虽莅位六年而《秦本纪》不承认为公，称出子（未入庙）。

笔者为理清脉络，故搜罗诸籍，同时综合诸家观点，便于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就秦公簋中“十有二公”之上限，诸家均认为是秦襄公（？—前776），而下限，却说法各异，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刘文炳：再考。

（二）王国维：与秦盄龢钟同，必在德公（前677—前676）徙雍以后。

（三）商承祚：与秦公钟为同时物。

（四）裘锡圭：与宋代发现的秦公钟为同一个秦君所作，引诸家断代而未决。

（五）李学勤：与秦公镈（图5）系同一秦君所作，或因参照秦公镈铭文（图6）书体。认定铸器之时在春秋前期，为秦成公所作（前663—前660），后改为秦穆公（前659—前621）器。

冯国瑞《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中，收有郭沫若《秦公簋韵读》一文，他将盄龢钟铭文与秦公簋铭文比录释韵，是把两器当同时器物来互证的。郭沫若认为，簋、钟为一时所铸，且断为景公无疑。其说最为服人：

秦公钟年代自宋以来久为悬案，其所言“十有二公”，自非子起算，则作器者为成公，自秦仲则为共公，自襄公则为景公。近人罗振玉又创一新说，谓自秦侯始，作器者为穆公。案罗乃因铭中有“烈烈桓桓”之语，遂联想至穆公，更倒数十二世而得秦侯耳，毫无根据也。今知与叔夷镈形象相同，断为景公无疑。景公与齐灵公同时，故有此现象。此亦应用形象学之一例。［4］

然冯国瑞以为：“十有二公”当自襄公始，簋为景公（前576—前537）与其先公所作祭器。冯国瑞《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亦收录其自撰《秦公簋器铭考释》一文，言之：

郭氏《石鼓文研究》眉批有云：按秦公钟花纹与齐灵公时叔夷钟全同，知其年代必相近，与齐灵公同年代者在秦为景公，则十有二公者实自襄公起算也。此足为余钟、簋为景公时物有力之佐证，不必强牵与石鼓文同时矣。

由此可见，冯国瑞也是依钟、簋的时代风格，铭文特点等多种因素来确定秦公的。这位秦公，当为景公较为可信。

总之，冯国瑞与以上诸家，就秦公簋的断代问题，年代虽则相差百年之内，但总体来说，把秦公簋定为春秋晚期之器，应该是诸家学者之共识。

04

秦公簋并非孤立的文化表征

天水作为秦人奋发崛起之地，这一带出土的其他秦器早在北宋就闻名于世。进一步来看，秦公簋出土于天水，绝非孤立的史学现象。诸如前面提到的盄龢钟，欧阳修《集古录》中就有记载（出土于今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朝那湫，宋属秦凤路，器佚而铭存）。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秦州甘谷民耕得之一秦器，曰熊足盘，《续考古图》有载。而颇为有名的“不其簋”（图７），辛亥革命后出土于天水，器主为秦庄公，即襄公的父亲。庄公居西垂，并葬于其地，时在西周晚期（约前820年左右），簋有铭文约140多字，此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曾就读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冯国瑞先生，心怀家国，情系桑梓，生平对天水秦器的鉴藏研究不遗余力，其著作《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中就收有《秦车輨图说》一文，他说：

三十三年秋（1944），天水南乡暴雨后，出土古车数辆，器饰零碎颇多，且有髹漆轼轮之属，初未毁散，即怂恿珍弟（冯国珍，冯国瑞二弟）亲往探购，仅获铜輨三事。

冯国瑞先生全力购得三件铜輨后，视若珍宝，旋即量身制图，并进行研究。冯先生认为此

三器非一车之器，其中“无花纹而有键，键首作虎头形，证以秦公簋器座之回环虎头纹及他器之虎形，秦当以虎形图腾者，当别为文详之”。总之，冯国瑞先生作为王国维、梁启超诸大师的学生，对乡邦秦器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探赜研究。1963年，冯国瑞先生含冤去世，可惜未及见天水如此众多的秦人遗物，尤其，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的发掘未能亲往考证，于此间诸多秦器的研究留下了无尽遗憾。

20世纪90年代初期，礼县大堡子山遗址遭到盗墓者疯狂盗掘，其中有一对秦公壶流失至美国纽约，有两行六字铭文：“秦公作铸樽壶。”李学勤先生曾见之，并考证为秦庄公之物，认为约在周厉王晚期到周宣王初年之物，稍晚于不其簋。李学勤先生对秦公陵园的介绍很有代表性，其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指出：

1992年至1993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墓地遭到盗挖，大量珍贵文物散失，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缴获了一部分，到1994年做了清理发掘。大堡子山M2、M3两座大墓并列，所出青铜器多有“秦公”铭文，表明是两周之际的秦公陵墓。对于究竟属于哪一公，较早论作多估计为庄公、襄公，后来材料增多、发现较晚的因素，多主张是文公。还有可能出自墓中的铭文有“秦子”，笔者推想是未继位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同时被盗掘、后经清理发掘的，还有与大堡子山隔水相望的圆顶山墓地，系春秋早期以至战国时期。这两个地点的出土器物及有关论文，概见《秦西垂陵区》《秦西垂文化论集》两书。［5］

近年来天水一带新发现与早期秦文化有关的古遗址和墓葬近70处。如属于秦早期的有甘谷县毛家坪遗址，清水县李家崖遗址（典型的殷商葬式），后期的有麦积区放马滩墓葬群（曾出土木版地图和秦简），张川县马家塬墓葬群（西戎贵族车马及器物最为著名）等，而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和马家塬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相继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称号。伴随天水大量秦器的发掘出土，自西垂宫延伸到关陇一带的秦文化遗迹比比皆是，亦可证秦公簋确为非孤立之文化现象。

笔者今搜寻诸家所载，而不限于铜器，制成一表，为《天水一带嬴秦遗址出土器物概览》（见附表），冀有益于对秦公簋及其他嬴秦器物的比照研究。

05

秦公簋和石鼓文的先后问题

“秦公簋”可将器与铭合一来看，“石鼓”无文则器的意义大减，故笔者在行文中，“秦公簋”指器铭合一，“石鼓文”则指器文合一。

就石刻文字本体而言，作为祭祀献俘，记功刻铭的石鼓文的确是划时代的。然石鼓刊刻历史久远，无确切纪年，加之文字漫漶，故颇难断其句读。自唐初石鼓被发现以来，学界对石鼓文的关注、研究和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尤其对其刊刻年代多有误解，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把历代的诗文、研究以及拓本、书法的影响，乃至于石鼓的传奇经历汇总起来，真可谓是荦荦大端的文化现象。

关于石鼓文的存字，郭沫若根据宋拓本的统计，有全字465个，又有重文、合文65个。但是，对于其断代，始终没有可信的答案。马衡主张石鼓为秦穆公所刻，郭沫若考订乃秦襄公时所刻，唐兰认为是秦灵公三年（前422）所刻，后又改为秦献公十一年（前374）所刻。虽然唐兰的说法得到了公认，但又难以成定论。因此，对石鼓文的研究，仍然扑朔迷离。

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省凤翔县）发现了十个石碣，每碣上都刻着一篇六七十字的四言诗。这些石碣每个有约一米多高，形似高脚馒头。因为它们有些象鼓，一般就称之为石鼓。……从字体上看，石鼓文似乎不会早于春秋晚期，也不会晚于战国早期，大体上可以看作春秋战国间的秦国文字。现在石鼓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但是文字有很多已经残泐。［6］

裘锡圭先生集诸家见解，“从字体上看，石鼓文似乎不会早于春秋晚期，也不会晚于战国早期”，这个提法虽然比较公允，但仍然宽泛。

而李学勤先生的观点，对认识秦公簋和石鼓文的先后问题，颇有道理。

历代学者对石鼓的年代，从诗的内容和书法作了很多探讨，最后确定为秦物，郭沫若先生《石鼓文研究》为这一方面的总结之作。不过石鼓究竟为秦哪一国君所作，迄今无一致意见。笔者认为，唐兰先生指出石鼓文某些词语和字的写法，晚于秦公钟、秦公簋，是完全正确的。［7］

尽管李学勤又将秦公簋从秦成公器修正为秦穆公器［8］，不过依然认为秦公簋早于石鼓文。

依笔者审视，唐兰（1901—1979）在《石鼓年代考》一文中分析得很到位。他从铭刻发展、文学史、新语汇、字形、书法、地望、石鼓发现地及文之次序和内容等多方面，对石鼓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而且每每与秦公簋为参照，断定石鼓文应该在战国中叶，晚于秦公簋，早于诅楚文。这篇文章初刊于1958年第4期的《故宫博物院院刊》，60来年过去了，至今价值不灭，学术水平无人超越。

06

秦系文字的发展脉络

文化的发展自有其因果，而文字作为介质和载体，从环环相扣的链接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因果嬗变。以吉金寿石为依托的秦系文字，在其发展演进中，我们从纪年、文字、器物、风格诸因素中，可以得到其断代关系的钥匙。

周宣王时期（前828—前782）是一个短暂的中兴期，在文字发展史上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所说的籀文，也就是定型了的、标准的大篆，是由宣王的太史籀隶定的。

《说文》云籀文创始于西周晚期宣王时的太史籀，此说有人表示怀疑。太史籀实有其人，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鼎，铭文有“史留”，当即史籀。东周的秦文字可溯源到宣王时青铜器虢季子白盘，恐非偶然，恐怕盘铭就是史籀倡行的字吧？［9］

文字是官方的意志，这个任务由太史籀来组织完成，至于后来进入东周列国自有其风格或者说变格发展，原因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没有突破篆书的演进范畴。秦统一后，由李斯执行完成的“书同文”工作，与太史籀的性质如出一辙。如今，我们仍能不太费力，比较明晰地释读小篆以前的文字，是因为秦人处于宗周地区，其人被周之德教久矣，因此，最纯正地保留了周王朝的文字基因。“在春秋时代的各个主要国家中，建立在宗周故地的秦国，是最忠实地继承了西周王朝所使用的文字的传统的国家。”［10］

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与天水出土的不其簋都是同一时期的铜器，而“虢季子白盘最值得注意，其文字方整，在风格上开后来秦人文字的端绪。”［11］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秦系文字的发展脉络是：虢季子白盘—太公庙秦器—天水所出秦公簋—石鼓文—诅楚文（图８）。［12］

还值得注意一个问题，甲骨文、铜器铭文已出现了职业化的刻手和写手。甲骨文且不说，就拿铜铭来说吧，李学勤先生在《先秦文字与书法艺术》的一次演讲中提道：“我们看到不同地点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字体，每每很相似，即使今天我们也做不到这一点。由此可以猜想，当时一些比较重要的青铜器有特别的‘书手’来书写。”书手既有风格和技法的传承，也是解读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铭文风格相似的密码。

的确，就秦公簋铭文而言，与虢季子白盘铭文，从字形到风格上，最为相近。西周末年的社会裂变，反映在文化上，出现一种新生的审美，体现在文字上，则是以虢季子白盘铭文为代表的清刚雅健和方整疏朗。

07

秦公簋和石鼓文具有文化学上的多重意义

多年来，人们对地处西垂的秦人多抱有偏见。如钱穆先生《秦汉史》中说到秦，是“僻处西垂，其文化程度较东方为远逊”，甚而还说：“秦人本无文化可言”［13］。但是，产生了《诗经·秦风》之《车邻》《驷驖》《小戎》《无衣》《蒹葭》诸篇什的这块地方，又证之于后世大量出土之文物，可知秦文化之分量颇为不轻。尤其，由表及里的文化精神层面，在不断深入开掘中，才能彰显其价值和意义。而笔者以秦公簋和石鼓文为例举证求识，即在于此目的之思考探索。

（一）诗的意义

如前文所述，秦公簋的铭文乃有韵之文，其时代，正是《诗经》诸华章大放异彩的时代。同样是青铜名器，有铭文357字的散氏盘和497字的毛公鼎，也许因为用器的不同，只能是散文体，而仅140多字的秦公簋，作为祭礼之器，亦可为纪事散文，但为什么偏偏以韵文格式体现？笔者想来，这定与秦人的某种精神气质有关。作为在西垂筚路蓝缕，终得有成，压抑太久的秦人，告帝祭祖，非诗不足以表其誓。这从《诗经》情感丰沛的十首《秦风》中完全得以印证。

《石鼓》诗文体式类于《诗经》。郭沫若说：“《石鼓》上的诗，和《大雅》《小雅》是一个体系。”［14］由秦簋拓为石鼓，由一首溢为洋洋大观的十首组诗，由谨恭志愤到猎猎大纛，由“祖受天命”的被动，到“来嗣王始”的称雄，真是“诗言志”，慨而慷。诗的气质，亦即秦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亦脉传于其祖先上古之贵族精神，更继承了与他们文化根脉密切的殷人的诗酒精神。

（二）书的意义

秦公簋和石鼓文，虽一铸一刻，但在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上，颇有其典型意义存焉。

郭沫若把中国青铜器分为四大期，其第四期为“新式期”。此期精进一式，他说：“精进者，文多用韵，字多有意求工，开后世碑铭文体与文字美术之先河。”［15］秦公簋即为新式期之精进之器物。其“器之纹缋多为同一印板之反复”，他进一步注明“印板之使用，就秦公簋及楚王酓鼎观之，最为明了”。［16］图案已属创格，而尤为突出者，采用了范模铸字法，为仅见之例。目前，在商周金文中，尚未有活字范者，如此簋铭文以印模压制而成，实则开创了中国活字印版之先河。

王国维在《史籀篇疏证序》中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籀文与小篆乃渐进式发展，并无明显分期，秦公簋铭文，石鼓文本一脉相承，在字形字体上虽颇有小异，然无大别，却可以说，是直接影响了小篆字形的典型书体。秦统一后，能够在全国很快实现“书同文”，是这种典型文字一直强化、影响的结果。它们在书法上，尤其是石鼓文对后世书法的影响，又是需要大书特书的事，在此暂不赘述。

（三）器的意义

秦公簋是礼器、祭器、容器，其铭文器盖与器具分铸可连读，和谐妥帖，美观大方。布排依形就势，这种分铸法，亦为首创仅见。就石鼓来说，一石一诗，十诗十鼓，古今独具，离奇得至今无解。秦人对金石赋予如此神秘、新奇而又特殊的意义，可见他们的确奇构联翩，思维发达，不拘一格。他们是善于打破常规，具有创新开拓精神的族群；他们对使用的器物，充满了奇妙的想象和神秘的象征。故如石鼓来说，当必为有意义之器物，而不限于诗刻。从诗的内容上看，虽为畋猎纪功，而实质上，很可能就是一次军事行动的演练，因为秦人有成功的范例。

秦人在“汧渭之间”北征南讨，挺身拒敌，实为富有开拓精神的勇武之族。武事刊与钲鼓，与史实相证，为不刊之论。公元前763年，秦文公以兵700人东猎，第二年举行了著名的“汧渭之会”，事实上，是他们从甘肃天水向关中进发、东征卜居，在汧渭间建立都邑的东迁活动。公元前506年，吴人伐楚，秦救楚伐吴得胜，刻石表功，托物传远，实为秦人之创举。

综上所述，秦之金石，秦公簋与石鼓文最有文化代表性。于此二物求渊源者，皆因牵涉秦陇一带秦人遗迹事功者多。而其事功，原动力为精神，在外则表征于文化。另外，此二器对秦代书法体式皆有影响，秦公簋影响了权、量、诏版诸器的发展；石鼓文浑茫端重，影响了诅楚文以及峄山、泰山、琅琊、芝罘、东观、碣石门、会稽等刻石，后世碑的形制、铭刻方式由此发轫。

当今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亦需如秦人精神者励志图强。故其或为器物、或为诗赋、或为书法，实秦风之再现。以现实精神观照之，挖掘内涵，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创造开拓，所谓“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将为文化自信赋予新的内容和精神。

2021年7月完稿于佛石斋

［1］［2］［3］冯国瑞编：《天水出土秦器汇考》，陇南丛书编印社1944年印行。

［4］［15］［16］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第243页、第245页。

［5］［7］［8］［9］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0—391页、第174页、第369页、第336—337页。

［6］［10］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9页，第52页。

［11］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4页。

［12］李朝远：《新出秦公器铭文与籀文》，见《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

［13］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页、第8页。

［14］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