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篆刻家何通及“古文入印”考略——以《印史》所录传抄古文印为例

选自 | 《西泠艺丛》2021年第10期 总第82期 |

伪满皇宫博物院文物保护部

中国博物馆协会图文典拓专委会副秘书长

【摘    要】

本文通过钩稽文献，考察明代印人何通的篆刻艺事，对其自辑《印史》印谱中传抄古文印章进行梳理，探赜其治印的技法与风格，解析明代印坛所出现的大量“古文”入印现象，并就此现象在印学发展史和篆刻审美艺术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   何通   篆刻   印史   传抄古文

洎乎明代中叶，社会逐步稳定，商品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明代文人逐渐摒除了程朱理学的精神桎梏，开始追求文艺思潮的个性解放。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获得了空前的繁荣。诗书画印，一炉同辉，与之相映，印学发展也日臻成熟。随着流派印学鼻祖文彭的出现，再加之石质印材得到广泛应用，迎来了我国印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印章制作工艺由最初的文人作篆、刻工制印变为文人自篆自刻。因此，玺印也由原来的实用印章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艺术——篆刻艺术，这极大地提高了印章的文化和艺术属性。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篆刻艺术家，何通便是其中之一。本文拟胪陈何通的治印事略、浅析他的传抄古文印章作品，揭示明代中后期“古文”入印现象以及当时的印坛生态。

01

何通篆刻艺事简述

何通，字不违，一字不韦，江苏太仓人。原为明代首辅王锡爵家世仆，性喜治印，因以名世。于天启癸亥（1623）年篆刻完成《印史》印谱六卷（图1），此谱选取“李斯”至“董抟霄”历代名人刻为私印，并附刊小传。何通治印宗法秦汉，师法苏宣，被号称“有明第一作手”［1］的篆刻名家朱简列为“泗水派”之代表。在文献史料中关于何通的记载不多，沙孟海先生在《印学史》记述：“张灏《学山堂印谱》卷首开列主要的‘篆刻家姓氏’……注云：‘何通，此吾州王文肃公家世仆，技颇不恶，故亦录之。’”［2］可知何通为王文肃公家之世仆。王文肃公即王锡爵（1534—1610），字元驭，号荆石，太仓（今江苏省太仓市）人，明万历年间重要的政治人物，曾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后为内阁首辅，因其“抗倭援朝”而为世人所称誉。王氏家族极具声望，世代簪缨，享有“祖孙宰相”“两世鼎甲”的美誉。王锡爵与其子王衡皆“深于书，特不欲以书名耳”［3］，其孙王时敏更以山水画闻名于世，为清初画坛“四王”之一，是“娄东画派”创始人，与王家往来交游皆大儒名士，如董其昌、陈继儒、屠隆等。书香门第，往来鸿儒，何通濡染其间，以其所篆印谱《印史》观之，篆刻格调古质醇厚、逸韵典雅，且能以传抄古文入印，足见其学识颇高；再加之王锡爵崇信佛教，待家人谦逊平和，何通得以幽居积学。本就聪颖的何通平日耽心诗书翰墨，经年浸淫，这都为其日后成为印坛名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何通癖古好文，于王锡爵家经多年传统文化和书画艺术的熏习，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意趣，深谙“趋时则废道，违俗则危殆”之理，在篆刻艺术创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随着制印技艺的不断提升与艺术造诣日趋成熟，逐渐摆脱印坛已为积习的窠臼，不论是在治印技法、审美情趣，还是辑刊印谱的形式上，皆为明代印坛吹来一股清风。何通篆有《印史》一谱，拈历代名人制作私印计九百余方，并在下面略附小传，所选范围从秦李斯始至元董抟霄止。印面平正浑朴，文字典当雅致，令人披卷灿然。非饱学之士焉能裒辑如此巨帙，朱简将其誉为“即谓秦汉而后第一部小史可也”［4］，并为《印史》撰写《何不韦印史叙》，叙文云：

而吠声者，群起树帜，印坛人人斯、籀，字字文、何，尔王尔霸，又谁知乌之雌雄？甚则佣担匠石、目不识丁者，皆假斯道为游食之场，第且恬然鼓刀，而登乎文薮之上矣。悼哉！颓波莫挽，云乎其思。若娄东何不韦氏，癖古好文士也，博准茂先，识追杨子，舍屠龙而攻他山之石，宜其特操之不曹若也。余过王尚玺郊园，谈篆人意，因出不韦《印史》相证，欣一披览，同云霞绚烂，眩目摇神。［5］

据此可知，此时的何通并不知名，朱简对其尚不熟悉，然而，“欣一披览”，顿觉“云霞绚烂，眩目摇神”，实为《印史》高超精湛的篆刻技艺所折服。朱简清醒地意识到明代印坛繁盛图景下的浊流弊端，借此序文针砭时弊的同时，积极地肯定了何通在探索篆刻艺术的过程中，宗法秦汉，汲古出新，“始于摹拟，终于变化”［6］，不为时风积习所羁绊，盛赞其精湛的篆刻技艺和卓然的艺术品位。明代通隐居士《题印史后》（图2）云：

尝怪先秦、两汉人有文章，晋人有清谈、书法，齐梁诸人有四六，唐人有诗、小说，宋人有诗余，元人有画、南北剧，皆只立一代，而吾明寂寂笑人，论者每为吞气。今而后，何以与文章、清谈、书法若干种作敌？曰：请《印史》主盟。［7］

是将《印史》推为明代艺术之代表，足见其对《印史》的推崇。

何通的《印史》不仅在明代嘉惠时人，且泽及后人。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两淮盐政曾有采进本《印史》，终因“大抵拘于俗工之配合，而全未考古耳”［8］。未被甄选，实乃憾事。何通本应跻身印坛名家之林，却可惜一直未被重视，沙孟海先生在《印学史》中曾说道：“今天，更应该尊重事实，给何通以应得的地位。”［9］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02

何通与古文印章

本文所说的“古文”是“传抄古文”的简称，是指经过人们辗转传写而得以保存的古文字资料，以战国文字为主体，主要保存在《说文》、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集篆古文韵海》《订正六书通》以及部分碑刻材料中。［10］这些古文资料在明代已经较为完备，为古文形体入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昉自嬴秦，书契同文，秦印取秦篆方势而得“摹印篆”作为印章篆书，汉印文字则采用秦“摹印篆”隶书化的“缪篆”，在印文书写样式与风格逐渐消除了地域差异性的同时，篆刻艺术在后来的创作实践中对篆文也提出了“印化”的需求。南北朝时期，鉴藏章、书画章开始出现在书画领域，成为实用印章走向篆刻艺术的发端。虽然它还没有完全摆脱实用的功能和工艺化的制作，及至元初，以赵孟頫、吾丘衍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参与印章的部分制作为分野，治印方有了自觉的艺术创作，并逐步发展成为与诗、文、书、画等同的一门艺术。文人的介入，为篆刻艺术提供了其他文艺理论的支持，尤其是以篆文为大宗的印章，更是离不开深谙其道的文人，离不开文人的识篆、书篆、填篆。明代延续着元代文人对古玺印章的喜好和集古的风气，当时人们的手中已可获见大量的古文印章，对古文形体的熟悉程度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明中后期嗜古博雅之风大盛，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万历年间士大夫“类多嗜奇”“搜古以供嗜好”。足见当时好古风气之甚，俨然嗜奇、嗜古已为社会时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书画艺术市场日益兴盛，篆刻艺术已为文人士大夫文房雅玩所必需。凡此林林总总，皆为印学在明代中后期的空前繁荣做好了充分的铺垫。

明万历年间，当时的印坛出现了以文彭、何震、苏宣为代表的篆刻大家，中国印学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朱简于所撰《印经》中曾提及当时盛况：“自三桥而下，无不人人斯籀，字字秦汉，猗欤盛哉！”［11］苏宣《苏氏印略·自序》中言：“丈夫不能执一艺成名，釜甑尘生乎？”当时的治印风气可见一斑。师法苏宣的何通深受影响，治印的审美情趣、艺术风格和篆刻技法等诸方面都会有所取向。苏宣的《苏氏印略》（图3）与何通自己所篆的《印史》中皆收录有大量的“古文”印章，足见当时印学以古文入印已为风尚。清人戴启伟《啸月楼印赏·古印》曾云：

有明诸谱久为艺林珍秘，若何雪渔之老劲，苏尔宣之奇纵，王梧林之端凝，朱修能之风致，何不违之古雅，皆宜置之案头，不时把玩。［12］

戴启伟品评明人治印，称何震为老劲、苏宣为奇纵、王炳衡为端凝、朱简为风致，独独以“古雅”嘉许何通。清人冯承辉于《印学管见》亦言：“至若何不违之变化从心，笔意古雅。”［13］在清代文献中，记载何通的文字并不多，二人皆冠之以“古雅”一词绝非偶然，一定与其典雅朴茂的印风相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史》中刻有的大量“古文”印章。

明代中后期，随着篆刻艺术逐步走向辉煌，文人治印现象越发普遍，大大提高了印章的文化属性，“古文”入印逐渐增多。此时收录古文印章较多的印谱主要有程远《古今印则》、苏宣《苏氏印略》、何通《印史》、余藻《石鼓斋印鼎》（图4）、张灏《学山堂印谱》、吴日章《翰苑印林》、苏晓《酣古集印谱》等，苏宣、程远、何通三家同属“泗水派”，无论在篆刻的审美情趣还是假以“古文”入印等诸方面也会相互影响，可见当时“古文”入印现象已较为普遍。在印学发展之初，“古文”入印亦是印人彰显自身文化修养最直接的方式。“在众多文字中，古文圆润奇古，书写和识别古文不仅可以彰显作者的独特审美个性，亦可显示作者的文化水平，因而书写古文在当时较为流行。”［14］印学借鉴了中国其他的古典艺术理论，至明代中后期已趋成熟，对印学的评价亦如其他艺术体系，把印人学养作为审视其艺术成就的重要坐标，以此可知大量以“古文”入印的缘故了。

传抄古文入印，始于唐，显于宋，兴于明，衰于清。随着清代考据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对印文用字的态度愈加严谨，印人为了避免治印时因篆写“古文”错误，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古文”入印之风逐渐淡出了篆刻领域。不可否认，“古文”印章为明代印坛呈现了多样化、个性化的篆刻艺术风格，引“古文”入印赋予篆刻艺术以古朴典雅的历史气息，为金石学的深入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明代篆刻家何通及同时代的印人以其卓越的才艺对篆刻艺术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打破了唐宋印坛的沉寂，从元代的程式化印章跳脱出来，一改明初期治印积习，极大地促进了印学的蓬勃发展，开创了我国篆刻史上的鼎盛时期。

03

《印史》传抄古文印章特色

通览何通《印史》择入的九百余方史传人物私印，取意高古，自出新意，“始于摹拟，终于变化”［15］，格致以平和雅韵为主，偶有浑朴古拙之貌，篆法上溯秦汉，结体趋于端庄，刀法师于苏宣，碎刀短切，或疾或涩，兼以稳实的冲刀，亦不似苏宣冲刀之猛利，毕竟世仆出身的何通慎重谨严，没有苏宣那种“痛饮读离骚”（《苏氏印略》自篆印文）、仗义“遁迹淮海间”［16］的胆识。何通《印史》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传抄古文篆法运用自如，印面调适有度，字字屈伸得当，笔画线条自然流美，整本印谱虽为何通一人所刻，然而刀笔浑融，颇具笔墨情趣，再加之何通醇厚古雅的审美意蕴和游刃有余的篆刻技艺，每方印皆能顾盼生姿而形神各别，读来无一丝疲倦。正如评家所论，“散之他谱中，当夺古人气色十倍”［17］。《印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美学价值，其中的“古文”印章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苏宣、朱简、陈万言、陈元素等印坛名家的序文、题跋（图5），进一步提升了《印史》在印坛中的地位，对后世印人的篆刻艺术有较大影响。以下择取《印史》中较为典型的传抄古文印章，就其艺术风貌加以浅析。

（一）《印史》篆刻的主要艺术特色：

1．印宗秦汉，印中求印

元代以降，印宗秦汉已为印家共识：“论印法必宗秦汉……学印者不宗秦汉，非俗则诬。”［18］金石气是印章传递给人们最直接的视觉感受，是判断篆刻艺术品好坏最重要的标准。钟鼎彝铭、碑版墓志因年代久远而呈现出古朴苍茫、雄健浑厚的天然意韵，何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讯息，采用并借鉴了多种古玺形式。“元结”印（图6），印文风格颇具三晋古玺风貌，印面内直线与弧线穿插其间，又以细线圆朱文配合外方内圆的宽边栏，刚柔相济，和谐共处一室，无丝毫违和感。“李子云”印（图7），以细边栏与细朱文均匀相和，线条流美劲挺，印面精致整齐，又恐过于秀媚，书篆“古文”以求古雅。“卫青”印（图8），印文篆法似古玺殳书，印文光洁秀润，柔美生姿，如“沈从先云：‘奇不欲怪，委曲不欲忸怩，古拙不欲做作’”［19］。“罗隐之”印（图9），为追求雄浑古拙之金石气息，以短刀碎切法，端雅平正，印面满白，秦汉金石之苍茫古拙气灼然可见。为追求自然古朴的天真情趣，《印史》不仅以残损和蚀削印文来增加古意，有意识地“做印”，不露声色地将边栏击残，令印面饱有岁月久远的沧桑感，这也是何通《印史》极具魅力的艺术特色之一。赵宦光《寒山帚谈》云：“不知字学，未可与作篆；不知篆书，未可与作印。”［20］无论是实用印章还是篆刻艺术，印文从来都是最重要的素材。实用古玺将印文的正确性和规范放性放在首位，而篆刻艺术不仅需要印人能够熟知篆法，并且在创作中展现艺术才思，将印文这个原始素材和谐、匀整地安置在方寸之间，这对印人的学识及艺术修养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何通以传抄古文入印，令《印史》印谱格调自高一筹，因此为当时印坛所见重。何通印宗秦汉，汲古不泥，又以师法苏宣而求其变，得“印中求印”之妙法。“霍谞”印（图10）驱刀如笔，稳健自如，张弛有度，刚中寓柔，率性又绝无猛力感。何通治印上溯本源，以印宗秦汉为基石，在学习篆刻名家的实践中不断地“印化”“古化”“雅化”个人印风，同时还能够保持独立的审美情趣，从而使《印史》以优雅身姿卓然于印坛。

2．各具篇章，变化从心

何通以其高超的治印技法、丰沛的真挚情感及高雅的审美意趣，为印坛呈现了精彩的篆刻艺术作品。印谱内印章数量丰富，制作周期较长，超长的时间跨度也给整本印谱带来许多不同的面貌。有的印趋于劲挺秀润，如“卫青”“李子云”“朱云”印（图11）。有的印则追求古雅雄强，如“霍谞”“罗隐之”印。还有的印章在典雅妍美之余，蚀削印文及边栏以增加古拙气象，如“班昭”印（图12）、“襄楷”印（图13）。通览《印史》印章，虽情趣各异而印风趋同，必以醇厚古雅为大宗。古朴不失娴雅，玉润珠圆亦不染浇漓之气，始终保持着个人独特的审美趣味，展现出何通极高的艺术才情。在印章整体设计方面，何通既能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古玺印式，亦不落前人窠臼，别出心裁，如前文提到的“元结”印，圆朱文配合宽边栏，印章特点十分突出。“朱云”“李子云”印，配合与印文均匀的细边栏，清和温润，静美娴淑。“罗隐之”印，阴文无边栏，印面满白，雄浑苍古之气直逼汉印。还有“卫青”“班昭”阴文印，配以细边栏，捧读印面给人以端庄安详之感，如对坐古人。“景丹印”印（图14），细朱文配以细边栏与细格栏，里面“丁”字形格栏独具匠心，让“景”字独占一格，“丹”与“印”字分别用两格，如此处理后，字体较长的“景”字，在长方格内显得自在从容，“丹”与“印”以边栏的形式增加了笔画，使得印面布局工稳匀整。在印面的文字布局方面，何通同样做了精心的设计，通过挪让、穿插、增损、避让等手法，以巧妙而精彩的形式呈现出来，直接地反映出印人的审美情趣，如“卫青”印根据两字笔画的多少，“卫”占了三分之二的印面，“青”只用了三分之一，如此安排使整个印面看起来布局合理，毫无突兀之感。“襄楷”印，通过印人何通巧妙构思，笔画繁复结构芜杂的二字放入同框内，统一且和谐。何通以其深厚的金石学修养，通过传抄古文入印的方式，展现了异于他人的独特印风，也令《印史》迥然于其他印谱。

3．以刀传笔，印从书出

治印作篆要有才学，印面布局须有才情，最终完成篆刻艺术创作，心手相应，以刀传笔才是篆刻艺术重中之重，也是最具灵魂的一个环节。徐坚在《印戋说》中对刀法在篆刻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做了充分的肯定：

刀法所以传章法也，而刀法更难于章法。章法，形也；刀法，神也。形可摹，神不可摹。［21］

《印史》印谱刀法浑融，或冲，或切，或单刀，或双刀，或中锋驱刀，或侧锋运刀，疾迟有度，巧拙有节，治印精严且圆转流畅，运刀遒劲以求汉印雄浑朴茂之风神。何通多变的刀法也为印文线条带来了较为丰富的质感。“卫青”“朱云”印温润尔雅，严整精致的刀法经润饰后，浑融无迹，足见其刀法之娴熟。为追求苍浑朴拙气韵，何通在篆刻“罗隐之”印时，短刀碎切，古雅蕴涵其间，汉印遗风犹存。“霍谞”“班昭”两印，又掺以苏宣“猛利”刀法，单刀疾冲，在收刀处往往采用侧锋运刀，驱刀如笔，极力追求印文的书写性，这也是《印史》非常显著的特征之一。

何通篆刻印风古雅，这同其所受的文化濡染和艺术追求不无关系，在治印过程中运刀自如，刀法变化较大，其艺术风格虽未及清代篆刻大家鲜明的个性，但在艺术创作上的不断尝试和探索已带给其后的印人诸多启发，成为中国篆刻史上的一个艺术风标。

［1］董洵：《多野斋印说》，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304页。

［2］沙孟海：《印学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版，第129页。

［3］薛芮：《王锡爵、王衡、王时敏祖孙三代书法略论》，《中国书法》2018年11期，第90页。

［4］朱简：《何不韦印史叙》，黄惇编著：《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2019年版，第687页。

［5］同［4］，第686页。

［6］苏宣：《〈印略〉自序》，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471页。

［7］通隐居士：《题印史后》，黄惇编著：《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2019年版，第42页。

［8］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两淮盐政采进本《印史三》，第101页。

［9］同［2］。

［10］李春桃：《古文异体关系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16 年版，第1页。

［11］朱简：《印经》，黄惇编著：《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2019年版，第283页。

［12］戴启伟：《啸月楼印赏·古印》，黄惇编著：《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2019年版，第1000页。

［13］冯承辉：《印学管见》，黄惇编著：《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2019年版，第1001页。

［14］李飞：《古文印章辑录》，吉林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

［15］同［4］，第686页。

［16］同［6］，第470页。

［17］陈元素：《〈印史〉序》，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488页。

［18］周铭：《〈赖古堂印谱〉小引》，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519页。

［19］朱简：《印经》，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137页。

［20］赵宦光：《寒山帚谈》附录二《拾遗》，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第一册。

［21］徐坚：《印戋说》，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