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出土的几件白釉器,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白瓷器。河南巩义白河窑的发掘者更依据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大市遗址的发掘资料,将白瓷起源推至北魏时期。随着学界对上述资料认识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将中国白瓷起源的时代指向隋代。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595)张盛墓出土的一批瓷器,最初被推定为河北磁县贾壁窑青瓷,后来确认除三件青瓷碗外均为白瓷。虽然学界对其中若干白瓷产品的定性仍有不同意见,但张盛墓出土资料仍可视为白瓷起源于隋代的可靠论据。
以往隋代白瓷通常仅被视为北朝至唐代陶瓷手工业的过渡产品。李知宴在探讨隋唐白瓷生产状况时,将隋至唐太宗时期(581-649)的白瓷产品划为一期,认为其胎釉较粗、工艺不成熟,且数量和品种都不多,忽略了隋代白瓷在生产格局与产品特点上均与唐代有别。有学者认为隋代随葬白瓷的人群多为关陇、河北、河东、河南诸郡贵胄或当地的中上层官吏,忽视了不同区域消费群体的差别。虽也有学者注意到,白瓷随葬墓还存在关中地区多为贵族或七品以上的品官墓与关东地区有非品官的平民墓的差别,但这种地域划分相对简单模糊。在讨论各地墓葬出土白瓷、尤其是西安地区高等级墓葬出土精细类白瓷的产地时,一概将其归为邢窑,过高估计了邢窑产品在此期白瓷中的地位。
将隋代作为白瓷的初兴阶段,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白瓷的生产格局、技术特点和产品面貌,观察其流通与消费,对于认识初创期白瓷手工业诸环节的特殊性及其对唐以后瓷业格局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利用窑址材料及墓葬出土品,对上述问题进行再思考。
目前考古调查和发掘已确认为生产白瓷的隋代窑场主要有三处:河北南部邢窑、河南北部相州窑及河南中部巩义窑。
相州窑发现于1974年,最初被认定为一处隋代青瓷窑场。其白瓷生产的确认始于对安阳隋墓出土白瓷的研究及对窑址发掘资料的重新审视。在2006年安阳相州窑的发掘中,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根据出土资料推断相州窑始烧于北朝晚期,盛于隋,终于唐,并刊布了若干出土隋代白瓷器物照片〔图一〕。受资料刊布所限,学界对窑址关注较少,白瓷的生产面貌也不明朗。认识相州窑主要依靠以张盛墓为代表的一批安阳隋墓。
图一 相州窑隋代白瓷 2006年相州窑出土
1. 长颈瓶 2. 盘口瓶 3、4. 高足杯
相州窑的瓷器烧造可早至北齐时期,最初产品主要是质量较为粗劣的青瓷。豫北冀南地区的窑场均采用了降低胎、釉铁含量的方法,产品胎色明显减淡、釉色更加透明,最终出现微泛青的透明釉,青瓷产品也从北朝末至隋代逐渐分为粗、细两类。这一工艺与相州窑早期细白瓷的生产直接相关。隋代相州窑的细青瓷与同窑烧造的白瓷界限非常模糊,后者只是相对胎更加细腻洁白,釉色更淡。这种“白胎透明釉”的白瓷生产传统,直接影响到制瓷技术可能来源于相州窑的河南巩义窑。巩义窑白瓷产品在中唐以前基本不使用化妆土,就是这种白胎透明釉生产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关于相州窑隋代兴盛的原因,齐东方曾引史籍认为北周灭北齐及隋建立时,把邺城人口大量南迁至安阳一带,其中应包括了手工业者,也推动了安阳制瓷业的发展。
邢窑是较早进入研究者视野的隋代白瓷窑场。细致的窑址调查和内丘、临城及邢台顺德路窑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窑业堆积地层和丰富的遗物标本。产品结构以青瓷、白瓷为主,黑釉及黄釉(施化妆土的青瓷,亦称为青黄釉瓷)数量较少,内丘西关还发现了三彩器。白瓷产品中,作为窑址中心区的内丘窑址主要为粗白瓷、少量细白瓷,邢台顺德路窑址仅见粗白瓷〔图二〕。这表明:一、隋代邢窑白瓷以粗化妆白瓷为主,少量细白瓷;二、窑区内部不同窑场存在产品结构的差异。
图二 邢窑隋代白瓷
1. 粗化妆白瓷辟雍砚 1991年内丘西关北窑址出土
2. 细白瓷鹦鹉形杯 1988年内丘西关北窑址出土
3. 粗化妆白瓷瓶 1997年邢台顺德路窑址出土
值得注意的是内丘城关窑址出土的几件精细透影细白瓷,白胎致密、细腻,胎体很薄,口沿胎体最薄处仅0.07-0.1厘米;白釉微泛黄,烧成者釉面光润,透影性强,但窑址中发现废品多泛木光。这类仅见于隋代的薄胎器物需要反复精修以达到半脱胎的要求,且釉层也远薄于其他产品。目前出土地层明确的单位仅见于内丘城关,可见这类产品产地集中、分布范围小。透影白瓷的创烧,代表着早期白瓷在胎釉配方改进方面的最高水平。这类白瓷胎釉原料在配比过程中加入钾长石(胎中长石类助熔剂的用量可能已接近一半),使胎釉成分中氧化钾的含量均超过5%,有的胎体中氧化钾的含量甚至超过7%。在此情况下,当烧成温度超过1150℃后,胎体中出现的玻璃相含量能达到或者超过50%,使得胎致密烧结的同时,也呈现半透明状态,出现“透影”现象。李家治指出,这种只在隋代短暂出现的白瓷并非是由于原料误配而出现的偶然现象,而应是古代窑工们多次实践、自觉控制的生产行为,且很可能相关技术被某几个窑工垄断,或者是原料短缺等原因使得这种先进的配釉技术昙花一现。有学者认为这类白瓷与统治阶层的某些特殊需求相关。又根据窑址发掘中所见匣钵上粘连的扭曲变形的残片,可知这类精细透影白瓷烧成难度大、烧造成本高,加之胎极薄、造型观赏性较强,很不实用,远非平民所能拥有和使用,不排除与隋炀帝的暴政有关。根据对隋代邢窑细白瓷和透影白瓷的检测,可知此时一类细白瓷的胎釉配方与透影白瓷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除加入钾长石外,胎体有所减薄。由是观之,“透影白瓷”是隋代邢窑窑工进行工艺试验的结果之一,同时又是有意为之的一类特殊产品。
目前确定巩义地区隋代烧造白瓷的窑场有黄冶窑和白河窑两处。黄冶窑隋代以烧制青瓷为主,白釉、黄釉瓷极少,其中白瓷以碗、杯等小型器为主,胎体较薄,胎质细腻,釉色为白色或白中泛青。白河窑于1998年进行考古调查,初步判定在隋以前生产青瓷,隋代开始生产白瓷。2005-2008年又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者认为该窑北魏已开始生产青瓷与白瓷,并宣称发现了北魏时期青、白瓷同烧的窑炉。但细加检视,可确定这批“北魏时期”的产品均应晚至隋代大业以后的7世纪初,代表了白河窑隋代窑业生产的基本面貌。隋代白河窑产品以青瓷为主,白瓷次之,黑瓷少见,其中白瓷主要有杯、碗等器物,胎体细白,釉色一般都是白中泛青〔图三〕。巩义地区隋代白瓷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以白胎、透明釉的细白瓷生产为主,不见化妆白瓷,这一生产传统可能直接来自相州窑。
图三 巩义窑隋代细白瓷杯
2005-2008巩义白河窑出土
这三个窑业区域构成了隋代白瓷的生产格局。从产品特征来看,相州窑、巩义窑以生产细白瓷为主;邢窑则以生产化妆白瓷为主,仅烧造极少量的细白瓷及精细“透影白瓷”。不同窑场之间的产品差别,为墓葬等其他遗迹出土白瓷产地的考察提供了参照。
墓葬作为瓷器消费的终端之一,出土瓷器的年代范围较小且相对集中、器物较为完整、数量相对精确;出土器物时代与墓葬埋藏时间基本同时或稍早,且一经埋葬便结束了流通与位移,其分布及数量信息是瓷器产品流通范围和规模的重要表征,也成为产品使用与消费研究的重要资料。基于此,下文将以墓葬出土白瓷产品为切入点讨论隋代白瓷流通与消费。
本文共搜集自隋文帝开皇元年(581)至隋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前后计38年出土白瓷墓葬37座,其中纪年墓葬22座,出土白瓷总数132片/件。为叙述方便,列表如下[表一]:
表一 隋代墓葬出土白瓷统计表
(一)出土资料的讨论
纪年墓葬中,独孤藏夫妇墓出土有独孤藏墓志,记其埋葬于北周宣政元年(578);夫人贺兰氏葬于东耳室,无墓志,祔葬时间不详,棺椁内3件瓷器(编号13-15)均晚于独孤藏下葬时代,其中1件白釉唾壶〔图四:1〕可与吕武墓〔图四:2〕、李椿墓〔图四:3〕出土白瓷唾壶相对照。麴举墓属隋末王世充割据政权时期,此时李唐尚未控制洛阳,且墓中所出白瓷唾壶〔图四:4〕与上述几座墓葬出土者造型相类,为隋代白瓷唾壶的典型造型。隋丰宁公主与韦圆照驸马墓墓志显示驸马韦圆照下葬时间已晚至唐贞观八年(634),但包括白瓷长颈瓶在内的多数随葬遗物应当是随丰宁公主入葬的。
图四 隋墓出土白瓷唾壶
1. 独孤藏夫妇墓出土 2. 吕武墓出土
3. 李椿夫妇墓出土 4. 麴举墓出土
非纪年墓葬中,置度村八号隋墓出土瓷器10件,均被发掘者判定为青瓷,其中4件“豆青釉”直口深曲腹杯的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微微泛青,应为白瓷产品〔图五:1〕。胎釉可与李裕墓〔图五:2〕,张綝夫妇墓出土白瓷杯〔图五:3〕相比对,亦与固原九龙山隋墓2004YKJM4出土白瓷杯〔图五:4〕、北魏洛阳大市遗址出土Ⅱ式青瓷杯〔图五:5〕相似。白沙唐墓M172报告简略,无法根据器物组合对墓葬年代进行精确推断,墓中出土白瓷辟雍砚〔图六:1〕与李裕墓、苏统师墓〔图六:2〕出土者造型基本相同,亦将此件器物作为隋墓出土白瓷分析。此外,常为学者所引的巩义夹津口隋墓出土“白瓷”罐、三足炉、俑等各类明器30件,经笔者调研均应为低温铅白釉陶器,且时代已晚至初唐。
图五 隋墓出土白瓷杯
1. 置度村八号隋墓出土 2. 李裕墓出土
3. 张綝夫妇墓出土 4. 固原九龙山隋墓2004YKJM4出土
5. 洛阳汉魏城大市遗址出土
图六 隋墓出土白瓷辟雍砚
1. 白沙唐墓M172出土 2. 苏统师墓出土
(二)隋代白瓷的流通
随葬白瓷的隋代纪年墓最早为开皇九年(589),多数纪年墓葬的时间集中于仁寿、大业年间的7世纪初。此时属于白瓷的创烧及初兴时期,作为新出现的瓷器品种,白瓷产品分布范围较小且集中,主要分布于黄河及其支流沿岸,其中最密集的区域为都城大兴附近及安阳周边地区〔图七〕。这一时期白瓷随葬墓主要分布在以下三类区域:
图七 隋代出土白瓷分布图
1. 窑场周边地区
邢窑邻近的邢台、内丘及其北部的平山、曲阳;相州窑所在的安阳及邻近的林州;巩义窑邻近的郑州、禹州及东都洛阳。亳州也属于白瓷产地的辐射范围。
隋代白瓷以产地为中心近距离交换和运输的情况,以安阳为中心的密集分布尤具代表性。有如“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张盛这样的品官墓,亦有如小屯隋唐墓葬M344等级别较低的铲形土洞墓(原报告称为钉形)。安阳地区白瓷的高密度分布,一方面反映了隋代相州窑白瓷生产的兴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安阳在邺城焚毁后人口迁入、百工勃兴的历史背景。
2. 都城邻近地区
包括隋都大兴及邻近的咸阳、东都洛阳。
隋至唐代前期,除盐、铁等为官府垄断而大范围流通外,普通的日用品交换只集中于产地或周边地区,仅一部分奢侈品才会经长途运输形成全国性的市场。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建新都“大兴城”,都城的贵族、官僚有能力得到在这一时期新出现的、量少价高的白瓷产品,造成了西安隋代白瓷的高密度分布。隋炀帝大业二年(606)新建成东都洛阳,又以洛阳为中心筑仓通渠。洛阳因其政治地位及联结东、西交通的地理要冲,其中心辐射作用和商品中转能力对隋代白瓷流通具有重要意义。
3. 经略要地附近
主要集中于固原、太原两地。固原,即隋时平凉郡,为隋在西北防御突厥的战略要地。太原在南北朝时期即为战略要地,高官贵族云集,隋代亦属北方重镇。当地勋贵丰厚的财力支撑和与都城的密切联系,使得这些区域成为在隋代尚属奢侈品的白瓷的重要消费地。
(三)出土白瓷类别与产地
出土白瓷产品的器类,包括杯、碗盏类、明器类、瓶、罐等13种〔图八〕。白瓷明器集中发现于安阳隋墓,以张盛墓〔图九〕、小屯隋唐墓葬YM243〔图十〕及桥村隋墓为代表,白瓷仓、案、凭几、围棋盘、剪、俑等产品不见于其他地区。张盛墓出土白瓷俑还可见施加黑彩用以表现眉眼、毛发、衣饰等,是白釉黑褐彩装饰的早期例证。张盛墓出土象首龙柄壶,李裕墓〔图十一:1〕、李静训墓〔图十一:2〕出土龙柄鸡首壶、龙柄双身壶〔图十一:3〕,属7世纪初左右出现的明器,融合了两晋时期鸡首壶传统与罗马及波斯器的外来风格。其中龙柄双身壶有底部阴刻“此传瓶”款识的实例〔图十一:4〕,可推知“传瓶”或为此类仅见于隋代的器物的自名。上述两大类白瓷明器产品占到隋代墓葬出土白瓷产品总数的16.4%,白瓷明器占比较大是隋代出土白瓷与唐以后出土白瓷结构的一个重要区别。
图八 出土隋代白瓷器类统计图
图九 张盛墓出土白瓷明器及日用器
图十 小屯隋墓YM243出土白瓷明器及日用器
图十一 隋墓出土白瓷龙柄鸡首壶与龙柄双身壶
1. 李裕墓出土 2. 李静训墓出土
3. 李静训墓出土 4. 天津博物馆藏
1969年,巩义夹津口一处隋墓出土透影白瓷杯1件,胎薄处仅1毫米,透影度高,釉白微黄。邢窑发掘后便被认为是邢窑产品。后在巩义窑址也采集到透影白瓷的标本,器形即为墓中所见直口深曲腹饼足杯,与邢窑发掘出土的造型相似,胎体极薄,白釉光润。可知巩义窑隋代也生产这类高级产品,夹津口隋墓所出当为巩义窑产品。西安苏统师墓也出土1件透影白瓷杯,胎体最薄处仅1毫米左右,达到了脱胎的程度。这类产品在隋代产量稀少,窑址以外的出土数量极为有限,从墓葬出土的情况来看,虽不能确定与皇室或贡御有直接关系,但为贵族或中高级官员所用的高级产品应无疑义。
在判定隋墓出土白瓷产品的产地上,此前关中地区一些高等级隋墓出土白瓷大率被判定为邢窑产品。但从产品面貌看,研究者可能过高估计了此时邢窑的地位,因为隋代邢窑是以粗化妆白瓷为主流,邢窑周边的平山、曲阳发现的白瓷也均为化妆白瓷。与此相对应的是,此时水运交通条件便利的相州窑、巩义窑均以生产白胎透明釉的细白瓷产品为主,相州窑周边的安阳地区隋墓发现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类细白瓷产品,且不少都能与西安发现的白瓷产品比对;巩义窑则毗邻作为中转和消费中心之一的东都。与政治中心邻近的地缘优势,使相州与巩义两地窑场在隋代白瓷流通和消费市场中占据了更显著的优势。
通过对相州窑、巩义窑和邢窑三处隋代白瓷窑场的讨论,可知相州窑隋代的白瓷生产与北朝后期开始的青瓷生产密切相关,通过采用改善胎釉质量的方法建立了白胎透明釉的细白瓷生产传统,并随着窑工的迁移催生了巩义窑细白瓷的生产;邢窑则以粗化妆白瓷为主流产品,兼烧少量的细白瓷,窑场内部存在明显的产品结构划分。隋代“三足鼎立”的白瓷生产格局,为入唐后北方白瓷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隋代以后,相州窑迅速衰落,邢窑和巩义窑的地位愈加凸显,成为中唐以前白瓷生产的两大中心。隋代邢窑和巩义窑精细透影白瓷的创烧是这一时期制瓷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以往的研究中,常将邢窑此类产品作为隋代昙花一现的技术奇葩,事实上这种胎釉成分上的尝试,对初唐之后邢窑细白瓷的生产技术革新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白瓷随葬品来看,隋代新出现的白瓷在产品数量、分布范围和消费人群上都较为有限,主要流通于窑场周边区域、都城及邻近地区和经略要地。各类明器、尤其是龙柄鸡首壶在产品结构中占较高比例是隋代白瓷消费的重要特点。白瓷随葬墓的等级也存在两种情况,窑场周边的墓葬等级相对宽泛,但都城和经略要地则基本为贵族或品官墓,亦可推知白瓷在隋代的奢侈品属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文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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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鑫:《隋代白瓷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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