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错了？——《中国上古乐史探论》揭秘“龠”的前世今生

《甲骨文字研究》是著名古文字学家、“甲骨四堂”之一的“鼎堂”郭沫若先生早年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部专著，可谓其古文字学的处女作。约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他参加北伐，历武汉政变，流亡日本，受刑士与宪兵监视，乃改治古文字以自晦。其自述：1928 年 8 月底始，他先到东京上野图书馆初步查阅了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并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读完了“东洋文库”中所藏的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一书。在查阅到的一些毫无考释的珍贵甲骨拓片面前，他迫切地想要“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海涛集 · 我是中国人》，载《沫若文集》第八卷》）。

《释龢言》是《甲骨文字研究》中唯一一篇涉及音乐乐器之名的考释之文。在该篇考释中，郭沫若先生以“和”“龢”为古今字而起论，先援引《尔雅 · 释乐》中的“小笙谓之和”为据，认定“和”字的本义就是“笙”。“和”与“龢”同，那么“龢”字的本义也就是“笙”；“龢”既为“笙”，其字所从之“龠”就是“编管”乐器的象形。进而判断历史上的“龠”本为编管乐器。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见的排箫。郭沫若先生的论证过程以图详示之如下：

“小笙谓之和”（《尔雅》）

“和”的本义就是“笙”

“和”=“龢”

“龢”的本义也就是“笙”

“龢”字从“龠”，“龠”字就是“编管”的象形

“龢”=“笙”/“龠”=“箫”（排箫）

“大箫谓之言”（《尔雅》）

“言”的本义就是“箫”

“言”字正是“以口吹箫”（单管）的象形

“箫” — 单管如“笛”

“龠” — 编管如“箫”

郭沫若先生诗人情怀，其考释之语文采斐然，读之饶有韵律之美，即若容庚先生所言：“其想象力丰富，文笔优美。”但无论如何，这种推断只是从文字到文字的说解，并未涉及任何乐器实物的论证，毕竟郭沫若先生并不知道，除了他所见到的文字史料外，还有那么一些九千年前的“龠”的实物，正静悄悄的躺在地下，等待着它们的有缘人。

刘正国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缘人。他自幼喜弄笛， “文革”后高考制度恢复，考入安徽师大艺术系音乐专业学习。既广交笛友又遍访名师，遂能自成一格，在校期间便创作、改编并演奏了包括《巢湖泛舟》在内的十数首笛曲作品，从而对自身前程踌躇满志。却不承想，毕业后的职业演奏之路，屡遭挫折而不能遂志。然而这冥冥之中，或许早有定数。他在入读大学本科之初，作为老三届最低一届（68 届）的初中生，自觉先天不足，主动去中文系旁听“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两门课程，笔记尤为用勤。这些经历为他揭秘“龠”的前世今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发现郭沫若先生所言与2000多年的文献载说“龠如笛”（单管）、“箫参差”（编管）的矛盾着手，开启了漫漫求索路：

综上诸说，刘正国先生发现龠之形制不一，为用亦异，更接近于笛，是单管乐器。后他有幸将这一观点请教于黄翔鹏先生。时黄翔鹏先生尚在病中，听完后，先生约略沉思了一会儿，便点了点头说道：“郭沫若先生是没见过‘龠’这个乐器，他是根据字形来‘猜’的。”黄先生说话很吃力，几个字就要停顿一下，说完一句话就有一点喘息。他对着坐在一旁的王子初先生说道：“看来，龠的问题是要好好的再讨论一下了。”

然而，此时这所有的一切讨论依然还是立于文字史料之上，直至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骨龠出土，刘正国先生吹响骨龠，得以尘埃落定。

其间种种细节因缘皆可详见刘正国著《中国上古乐史探论》一书。

至此，中华音乐文明已远超“上下五千年的概念”，由郭沫若先生一释“龠”字出发，赫然引出八九千年的华夏乐史洋洋大观，不得不说学术亦有学术的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