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2021｜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度好书回顾·《北宋三大文人集团》

《北宋三大文人集团》

王水照著

2021年7月出版

128.00元

978-7-5732-0002-0

王水照先生对北宋文学的“集团化”梳理

王水照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知名学者。长期深耕宋代文学研究，尤着力于从中国文化——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是宋代文学研究的引领者、掌舵人。

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北宋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北宋文人和北宋文学，有其鲜明的特点。本书通过分析钱幕僚佐集团、欧门进士集团、苏门学士集团，这三个时间上前后相继、人员上传薪接脉的文人集团的构成、群体特点、文学活动，为人们展现了北宋的社会文化和士人精神生长、演变的主要线索，以及北宋诗歌、散文、歌词创作的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

欧阳修、苏轼等人文学结盟思想的自觉和强烈，不是偶然的，反映了宋代知识分子崇尚“统序”的文化思潮。在当时许多文化领域内，几乎都发生过关于“统”的大论战：史学领域中的“正统”之争，政治哲学领域中的“道统”之争，散文领域中的“文统”之争，佛学领域中的“佛统”之争，乃至政治斗争领域中的朋党之争，趋群化和集团性的意识，深深地渗透进宋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成为他们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折射或外化。

宋代在中国统一时期的王朝中是政权、军权、财权最为集中的朝代，也是政治体制大转型的时代。一方面吸取唐末五代强镇悍将割据叛乱的教训，一方面又迫于辽和西夏的边陲威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可能的基础上，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削弱相权、强干弱枝、守内驭外、重文轻武、财赋独揽等措施，把所有主要权力统归中央朝廷，并进一步由皇帝一人掌管。宋王朝号称“海内混一”，但其实际疆域不及汉、唐，甚至不如晋、隋，石晋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始终未能归入版图。这一恒久的遗憾恰恰也促成其专制集权的强化、皇权的过度膨胀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对“统”的普遍追求，以树立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

先论史学中的“正统”。什么是“正统”？清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一三云：“正统之论，或谓本于（《春秋公羊传》）隐三年‘君子大居正’及‘大一统’也。”他把正统论溯源到《春秋》公羊学是正确的。这里的“正”，主要指儒家的政治伦理，即所谓王道、王德；“统”，主要指地域上的统一，这是从地理空间上着眼的。战国末期的邹衍又提出“五德终始”说，则从历史时间上着眼，用“五行相胜”来解释从黄帝到夏、商、周的朝代更替。他认为每一个朝代都体现了五行中的一德，依土（黄帝）、木（夏）、金（商）、火（周）、水的次序更迭嬗变。他把历史看成一种整体的发展，一种内在的必然，但又陷入循环论和命定论。邹衍的“德”，与《公羊传》的“正”是一致的，这样，“正统”也就包括横向和纵向的两个内容：“一统和传统。换句话说，天下只此一家，古今相传一脉。”（钱锺书先生语）史学上的正统论实质上是政治上的权威论，目的是使本王朝的存在神圣化。然而，这一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正是在北宋时期的一场论战中才开始成熟的。

北宋时最先提出正统论问题的是真宗朝官修的《册府元龟》。这部巨著开宗明义说：“昔洛出书九章，圣人则之，以为世大法。其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帝王之起，必承王气。……盖五精之运，以相生为德，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乘时迭王以昭统绪。故创业受命之主，必推本乎历数，参考乎征应，稽其行次，上承天统，《春秋》之‘大居正’，贵其体元而建极也。前志之论闰位，谓其非次不当也。”显然，它以“五德终始”说为理论根据，严别正闰，还进而论证秦和朱梁为非正统。这可以看作宋初官方的观点。于是，张方平的《南北正闰论》、尹洙的《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等，都沿承其说再加申发。张方平说：“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以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更始。”尹洙说：“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故夫王者位配于天地，数协于运历，主其社稷，庇其民人，示天下无如之尊也，无二其称也。”他们二人都以“五行相胜”来肯定西晋、北魏、北周、隋、唐为正统，而推断东晋及宋、齐、梁、陈为非正统。

欧阳修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这场论战。他最初写了《正统论》七首，包括《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秦论》、《魏论》、《东晋论》、《后魏论》、《梁论》，后又把这七篇删改成三篇：《序论》、《正统论》上、下。此外，《或问》、《魏梁解》、《正统辨》二篇以及《新五代史》传论等都有所阐发。他首先给“正统”一个明确的界说：“《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并反复强调这一问题的崇高意义：“夫所谓正统者，万世大公之器也”，“夫正与统之为名，甚尊而重也”，最后达到“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的目的。他又提出以“德”和“迹”作为判断是否“正统”的具体标准。“德”应包括“至公”、“大义”等原则，“迹”指封疆实况；但在具体评判上，他似更偏重于“迹”。因而他肯定秦、曹魏、朱梁为正统，而反对张方平把北魏列为正统的观点。他并非不知道秦始皇之“不德”和曹魏、朱梁之“皆负篡弑之恶”，但认为“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在他的正统论思想中，具有独创性的还有两点：一是创立“绝统”之说。他说：“正统有时而绝也，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二是他尖锐地驳斥“五行相胜”说，认为是“昧者之论”。他说：“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岂偏名于一德哉？至于汤、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盖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这两个观点，前者对编制历代统序提供了较为合理的灵活性，后者则坚决摈弃了迷信虚妄的命定论。

欧阳修的正统论思想，受到同时一些人的反对。如章望之作《明统论》三篇，提出秦、晋、隋、五代皆为“霸统”，以“霸”易“闰”；郭纯作《会统稽元图》，并提出“馀位”说，认为“蒙先世之烈者谓之馀”，如五代即是。于是又引出司马光、苏轼等人的不同看法。他们两人都赞成欧阳修的“绝统”说，反对“霸统”或“馀位”说。苏轼对于一些存在争议的朝代，其是否正统，完全与欧阳修的意见一致；而司马光作为《资治通鉴》的主编，对于分裂时期的朝代，提出“不别正闰”的主张。他说：“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馀皆为僭伪哉！”因而他在《资治通鉴》中采取“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的办法，也就是说，他以某朝的年号来纪年，只是当作一个记时的标号，而不含有奉为正朔的意义。从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历史编纂原则是可取的。

此外，宋庠有《纪年通谱》，曾为仁宗采纳“诏送史馆”，陈师道作《正统论》主张秦、曹魏、东晋、后魏为正统，毕仲游的《正统议》则辩秦、萧梁为非正统，却承认曹魏是正统。各抒己见，诸说纷纭。

但是，尽管具体朝代的判别各有不同，而崇奉正统却是他们的共识。欧阳修如此，与他观点相左的张方平等也是如此。张方平说：“夫国之大事，莫大于继统。”陈师道也说：“统者，一也，一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贵也。”“夫正者，以有贰也。……天下有贰，君子择而与之，所以致一也。不一，则无君；无君，则人道尽矣。”这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即为本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权，寻找神圣莫渎的根据。以“五德终始”说为理论依据的《册府元龟》，其《帝王部·总序》最后说：“自伏羲氏以木王，终始之传，循环五周，至于皇朝，以炎灵受命，赤精受谶，乘火德而王，混一区夏，宅土中而临万国，得天统之正序矣。”目的是为了论证自己“皇朝”的神圣性。反对“五德终始”说的欧阳修，坚持以五代为统系，尽管他在《新五代史》中对五代诸帝訾诋不遗馀力（除唐庄宗、周世宗外），实际上也因从唐至宋一脉相承，不能不承认五代。承认五代为正统是承认本朝正统的必要前提。即使像司马光那样，一再解释他“不别正闰”，但其《资治通鉴》对三国以曹魏纪年，这是因为晋接魏统和宋接后周之统有着十分相近的历史类似；对南北朝则全用南朝纪年，一反隋唐以来以北族为正统的史学观念，也多少含有华夷之防的意义，这又与北宋跟辽、西夏少数民族政权并峙的情况息息相关。

我们不惮辞繁描述这场论争，并不是表示我们对在几个政权并存时期崇奉何者为正朔有什么兴趣；从现代历史编纂原则来看，都应如实地加以叙述和反映，或许可以分别主次，但毋须先验地从正闰、华夷之辨出发加以褒贬。我们有兴趣的是，从这场论争中可以看到，宋代知识分子（我们特意选择三大文学集团中的人物如欧、苏、尹、陈，以及和他们有交往的人物如张、司马、章、毕等）的政治伦理思想如何深深地烙印上《春秋》“大一统”的传统教言，以致成为一种稳固的习惯思维；又如何深刻地折射着高度发展而又颇受威胁的中央集权的现实政治建构，并产生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的作用。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史学对于日本史学的影响》（中译文见梁容若《中国文化东渐研究》）一文中说得好：在几个政权并存时期，事实上不存在判断“正闰”的标准，然而在中国却长期研讨不休，原因何在？“盖本于超越王朝之革命兴亡，欲维持中国国家之统一存续，主张己王朝之正当性，（及适应）国家民族之欲求。”可谓发微探本之论。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基本文化精神之一，因而正统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史学史中成了长久的论题，北宋以后仍然聚讼纷纭；但北宋时期却是其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重要阶段，显示出理论思维的初步成熟。其时文学结盟思想的自觉和强烈，正是同一政治格局大转型时代的精神产物。北宋各个文学集团的具体形成过程各异，或是一时偶然的会合，或由单线的个别交游扩大到网状的群体组合，然而一拍即合、相互凝聚，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趋群求众的尚“统”思想已成为时代的共识。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构成文学集团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