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纳斯传 | 西方哲学与犹太思想的交汇，还原一个真实面孔的列维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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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推送#书摊计划#第37期：我思新书《列维纳斯传》。

•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是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犹太思想家。列维纳斯也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这一经历对他的思想影响至深。西方与犹太在这位探究“他者”的哲学家身上共存。

• 本传记作者所罗门·马尔卡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跟随列维纳斯学习。在列维纳斯于1995年去世后，马尔卡花费五年的时间来为这部传记做准备。本书完整记录了列维纳斯出生于东欧，求学于法、德，成名于法国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历程。

• 列维纳斯既是典型的20世纪法国哲学家，发展了存在、有、他者等一系列重要的哲学概念，同时，他也是一位百分之百的犹太思想家，犹太文化独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贯穿着列维纳斯的一生。本书忠实再现了列维纳斯身上的双重属性，既关注《塔木德》的光辉，又关注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思辨。

“他出生了，工作过，然后死了。”这是海德格尔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课上说的。如果我们将这句话用到他自己身上，这位弗莱堡的哲学家可能同样会喜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许多法国仰慕者都对这句话表示赞同。他们称赞他的作品，将它们捧上神坛，对于传记中的那些“意外”则漠不关心。与纳粹主义同谋？加入纳粹党？出任校长的插曲？当然这些只是人生经历中的意外，是一时失足，一种愚蠢。而且，海德格尔只在 1933 年到 1934 年间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后来他就辞职了。这是在法国广为人知的海德格尔的哲学财富的立足点。关于《存在与时间》作者的政治问题的辩论从未结束过，而且每年都在增加。在法国，对海德格尔的接受史是混乱的。他同时担负着最好和最坏的议论。就像多米尼克·贾尼科在超过一千多页的厚厚的两卷本中就这个问题所揭露的那样，海德格尔在法国的接受史同时混杂着激情与误解，从战后初期威严扫地，被撤销了在德国的教席，到法国知识分子的来访，与让·波弗瑞和勒内·夏尔的友谊，他到法国的几趟旅行（巴黎、瑟里西、普罗旺斯的艾克斯、索尔）……直到 80 年代末的法里亚斯事件，这件事在朗代尔诺的哲学界引起了骚动，这次骚动的影响甚至超出了该地区。年轻的智利学者维克多·法里亚斯曾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后来成了柏林自由大学的老师，他就此事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马丁·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并不是迫于环境，他的辞职也不是出于抗议。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联系由来已久。

尽管在将现象学介绍到法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伊曼纽尔·列维纳斯从来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在50 年代，瑟里西拉萨尔地区邀请这位德国哲学家来讲学，此时他正处于自己享誉全球的十年中。列维纳斯缺席了。他既没有参加，也没有受到邀请去参加海德格尔 1968—1969 年在索尔举办的研讨会。他从来没被算入信奉者中，甚至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们。

列维纳斯的弟子兼朋友雅克·罗兰记得，有一天，他听列维纳斯谈到了马丁·海德格尔：“如果战后我遇见了他，我不会和他握手。”让—吕克·马里翁对海德格尔有这样的观点：“您还指望什么呢？所谓虚无主义，就是这样。海德格尔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他站在了纳粹党那边。在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时代。”至于保罗·利科，他谈到海德格尔时则说，“永久处于论战关系中”。钦佩和排斥混杂在一起，既着迷又憎恶，极端的亲近又绝对的决裂，列维纳斯经常表现出这种自相矛盾，并强调正是因为那是海德格尔，所以他才更不会原谅。很快，他就要知道所有的一切了，其实他早就已经全部知道了。当维克多·法里亚斯的书出版时，人们去询问列维纳斯的意见。他回答道：“法里亚斯的书出版后，一些细节变得更清晰了，但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是前所未闻的。”而且，在接受《新观察家报》的采访时，他指出，他早就知道或猜想出海德格尔的亲纳粹立场，“也许甚至在 1933 年前”。

同样是在 80 年代，意大利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Georgio Agamben）来当周六早上《圣经》课的助教，这门课由雅克·罗兰主讲。在课程的最后，两个人免不了进行讨论，列维纳斯问访客：“阿甘本先生，您在 60 年代末参加了海德格尔在索尔的研讨班，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阿甘本回答：“我只能告诉你我所看到的。我看见了一个温柔的男人。”列维纳斯则说：“您知道，我在 1928—1929 年也与他相识，但我见到的是一个强硬的人。您这样告诉我，我应该相信，但实在不能说服自己，这个男人是温柔的。”阿甘本稍后对罗兰说道：“必须说在那个时候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看法就已经注定了！”

对于列维纳斯而言，正如海德格尔那样有过“前期”和“后期”，但说到那比地狱更糟糕的失败，却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的失败，而是普遍地朝向“所有人”和每个人。不同于汉娜·阿伦特式的恋爱关系，在整个过程中，列维纳斯都怀着一种爱慕的迷醉，从学生时期在达沃斯的热情，到经过被囚而在成熟期产生的痛苦。这个犹太人跨过海德格尔，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并向他提出有比对存在的遗忘更重要的问题。这种关系并没有被会面、交流，甚至是争议所滋养，一直没什么变化。这位伦理学家的目光，包括他关于“义务”这个概念的看法，都只能在书中诘问那位哲学天才。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会惊讶地看到列维纳斯很少情绪激动，仅有一次例外。现任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威廉·J. 理查森以自己的方式，在 1993 年 5 月 20 日至 23 日在罗耀拉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次会议是由阿德里安·佩佩扎克策划的，讲述了这件事。他从与列维纳斯的会面开始讲起。那是在 1963 年。理查森刚刚在马蒂努斯·奈霍夫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标题是《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到思想》，此书是他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答辩论文的修订版。结果是他受同一所大学邀请，出席申请副硕士（maître-agrégé）头衔的答辩，这个学位相当于法国或德国的博士。因此，他必须在国际答辩评委面前公开答辩。答辩者可以提出答辩评委人选的建议，建议被采纳后，将以大学机构的名义发送邀请函。对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提名立刻获得了同意。

和列维纳斯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他家里。这位法国哲学家礼貌地让理查森把书留给他，让他读一下，然后告诉他自己的回复。

第二次会见同样礼貌。列维纳斯同意担任答辩评委。但他坚持地告诫道，自己不是海德格尔的朋友，他要保留言论自由。理查森回答：“这就是我们邀请您的原因。”

会议举行得很庄重。轮到列维纳斯时，他再次展示出——用理查森自己的话——异常的友好。每个人都期望一场粗鲁的攻击，但是，他唯一做出的批评针对的是“非常学术性”的特征，文本太“说教性”了。但是，哲学家以问题的形式补充道，他想知道为何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学习海德格尔”！

答辩结束后，在大学校长的住处举行了招待会。理查森，按照他的说法，从一个人走向另一个，和他们握手。忽然，他感觉有人出现在他的背后，并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看到了列维纳斯。他向列维纳斯伸出手，再次感谢他的出席和讲话。但列维纳斯无视了他伸出的手，而是直直盯着他的眼睛，对他低声说道：“我正和我的老朋友们谈论您这本让他们发笑的书。我想您一定很想知道我们为什么笑。您还记得在您书中有一处写道：1943 年，那是他思想上丰产的一年？”“是的，我记得！”理查森回答。“好吧，在 1943年，我的父母在一个集中营里，而我在另一个。那真是一个丰产的年份！”说完这句话，列维纳斯就转身走了。

理查森傻眼了。他看到了一个生气的人，与一个小时前还在答辩席礼貌地听他演讲的学者截然不同。“如果他想发动攻击，为什么不在答辩的时候这么做？如果这样，将会在学界内发生一场真正的对抗！相反，他却等到了会议结束！”那天，理查森感觉有点“不自在”，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将这种‘失态的瞬间’放在列维纳斯思想的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今天他还被问起这桩旧日的逸事，再提到它也几乎还是用同样的话。“过去了的时间并没有改变我对列维纳斯的判断。他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在我看来，这件逸事仅仅表明了他思想中的一种欠缺，没有考虑到人类现象特有的一个因素，即无意识。关于这本书的那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揭示他的这种欠缺。”

奇怪的领悟！他说的是什么无意识？是列维纳斯的？还是他自己的？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到，对列维纳斯来说，读一本七百多页的关于海德格尔思想演变的著作——这本书除了以玩笑的形式写下的“丰产性活动”（activité prolifique）一词，丝毫没有提及海德格尔的政治立场——是一种怎样的折磨。理查森却更喜欢做一些精神分析的普遍思考，而不是站在列维纳斯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因此他无疑是在“无意识”地——就像他喜欢说的那样——加倍了那时他被谴责的麻木不仁。

这是列维纳斯罕见的“暴力发泄”之一。这个因过于审慎而受到批评的人，有时也知道该如何表现得粗暴。无论如何，这一插曲揭示了过往的痛苦总是鲜活的，从来没有真正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