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行书《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中的高丽笺表文研究

●

白如截肪切，镜面能传书

——董其昌行书《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中的高丽笺表文研究

︱王照宇︱

董其昌行书《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为董氏晚年书法中的精品，书卷内容整体上分为“题武夷山图赠林纳之次史少傅原韵”与董其昌临仿宋人米芾信札两部分，结尾有董氏名款与纪年。更为重要的是，书卷墨迹下方有数十行细微的铜版刻字，内容为明熹宗生育皇子后，朝廷派遣翰林院编修姜曰广一行出使朝鲜后，时任李朝仁祖大王李奉表答谢宗主国明朝的史实。这些文字不仅和国内的《明史》《鞧轩纪事》等文献相互印证，且亦见诸李朝的《仁祖大王实录》，更兼大量铜刻字的高丽贡笺十分稀见，使得该卷书法的史料价值和纸张研究价值愈发重要。

《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材质为高丽贡笺，全卷纵37厘米，横488.5厘米，引首为清人仿制的金粟山藏经纸，其上无题，前隔水处有明代佚名“文起阁印”朱文方形骑缝印(这方印章与“双百”朱文方印一起作为骑缝章，钤盖在书卷的接纸部位四次)、佚名“如鱼饮水”白文方印、近代藏家薛满生(公元1909—1985年)“薛满子”白文方印、“曾藏薛处”白文方印、李朝(朝鲜)“国王之印”朱文方印(残)等，本幅起首处则有清宫“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形印、“石渠定鉴”朱文方印、“宝笈重编”白文方印、“嘉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石渠宝笈”朱文方印、“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形印、“御书房鉴藏宝”朱文椭圆形印等，说明手卷曾经乾隆、嘉庆两朝御府收藏，后被逊帝溥仪带出宫去。20世纪40年代归藏家薛满生所有，最终入藏无锡市博物馆。薛满生有关研究可参阅《叶恭绰与无锡三位书画藏家的交往——以无锡博物馆藏品为例》一文。该书卷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御书房”和《历代流传书画编年表》。书卷正文为董其昌行书，前后共计79行，第一段为“题武夷山图赠林纳之次史少傅原韵”，内容如下：

两丸熠煜跳天门，风居气马无停辕。欲界仙都瓯海里，幔亭自昔曾孙里。神霄高外更无高，神瀵水穷重得水。凌倒景兮乘玄云，构取清微大赤文。叩洞天兮搜福地，婆娑鸟迹鱼虫字。九曲棹歌丹九转，千年尘土肠为遣。卢敖竹杖亘千寻，黄石阴符遗一卷。回思九陌走黄埃，浮名于我何有哉。渔父桃源岂再来，天公粉本深徘徊。不贪大药化黄金，只爱清音叶素琴。故人持赠好东绢，仙山属我开生面。布袜青鞋不用将，云鬟雾髻长相见。有美林夫子，偏怜顾虎痴。披图选其胜，卜筑且因之。西岭烟升焚宝鸭，东峄日上苍龙夹。依依蝴蝶梦中归，所欠鸾插翅飞。直是舜耕田巳熟，直缘商战儿初肥。解道仙凡途岂隔，朝凡暮圣忽复易。武夷洞口憩灵踪，紫阳祠畔荒行迹。省雨须从好雨星，积风但养摩天翮。宦路无穷素作缁，学人漫看朱成碧。我袖长怀一瓣香，更添下拜岩岩石。

款署“董其昌”。该诗见于董其昌的《容台集》，诗名为《题武夷山图用何光禄匪莪原韵赠林纳言省庵》，与手卷题名略有出入，但内容完全一致。

朝鲜国王臣李倧言，天启陆年(公元1626年)陆月拾叁日，钦差正使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副使工科给事中王梦尹敬捧皇子诞生覃恩宇内诏敕并斋，钦赐臣及臣妃䌽币文锦到国，除钦依开读祗领外，臣与一国臣民不胜感激，谨奉表称谢者。臣倧诚惶诚恐，稽首稽首。伏以弓韣储祥，方贺震索之祚;丝纶颁庆，滥纡伏号之恩。抚躬增惶，循分知感。伏念臣忝□敝服，幸际昌期，□圣人之多男，每殚微悃;颂吾君之有子，获覩宏休。何意□□□光昭，遽及鲽域之遐远;威颜咫尺，若奉三觐之荣;宝贶便蕃，实逾百朋之锡，自□驽劣曷任。

其后分别为董其昌行书所抄米芾信札三段与董氏自作诗两首，其一为“芾近收顾虎头金粟坐石存神像，李伯时见，欲倾囊易也。蒋永仲作松赠昙秀。吾题云：撑云既奇倔，怒节更坚瘦，怒为露也”。此内容为米芾的《顾虎头帖》，墨迹已佚，仅存拓本。其二为“芾顿首，介至，蒙教，审起居康胜，鲁公乞米，李公必气，类况曹子方不祈而送乎?俟面谢。芾顿首”。此内容为米芾的《蒙教帖》，墨迹已佚，亦仅存拓本。其三为“司勳老兄阁下：芾顿首再拜。左丞钧席，恭审进位，庆同在已，探候上贺次，晴快，恭惟机政之暇，钧体动止万福。谨具状陈情，不备。敕赐百官午门麦饼宴恭纪”。此内容为米芾的《左丞钧席帖》，与刻帖相较，略有文字出入。后为董其昌自作七言诗两首：“社筵重举五朝仪，衎衎千官式燕迟。列鼎几承明主赐。迴波不数近臣词。麦秋好及樱桃信，肉食能忘芹藻私。为问大酺颁汉诏，何如含哺颂尧时”，“天门詄荡御筵宽。宣示来牟得岁欢。惟借宫云成夏屋。坐依文石序周官。畴风暗入瑶琴奏。鼎实将同玉粒看。从说九重劳肝食，也欣臣子遍加餐”。其后钤盖有朱砂色方形篆书印章“朝鲜国王之印”，与书卷前隔水处残印相同。该书法内容均为董其昌诗作《敕赐午门百麦饼宴恭纪》中的诗句，亦收录于董氏《容台集》中。其后董氏书云：“圣棐左相国得高丽镜光纸，请书新诗，适有持宋拓米元章帖，见视者为临数行，前后皆余诗也。壬申八月廿九日奉诏祀历代帝王庙归邸识，其昌”，下钤董氏“宗伯学士”白文方印、“董氏玄宰”白文方印。结合纸张下方铜刻字中的“天启陆年”年款，毋庸置疑，可以推断出此处的“壬申”当为崇祯五年，即公元1632年，董其昌时年七十八岁，距离其去世仅有四年时间，由是可知此卷书法为董其昌晚年的作品之一。此书卷的纸张接缝处曾反复钤盖“双白”朱文方印和“一字圣棐”朱文方印，结合董氏题文，知“圣棐”为明朝的左相国，但究竟具体所指何人，依旧存疑待考。依据卷首“题武夷山图赠林纳言次史少傅原韵”，可以推测董氏此书原本是题《武夷山图》，并赠林纳言的。据载，清代王时敏曾绘制《武夷山图》，惜不存，可能董氏该文就是题王氏画作的，创作因由大抵如此。

自米芾书札始，所用纸张下面又有数行铜刻字，其文如下：“朝鲜国王臣李倧右，伏以汉观凝祥，丝纶远降，周庭展礼，芹曝粗修。谨备黄细紵布叁拾匹，白细紵布叁拾匹，黑细麻布陆拾匹，龙文廉布叁拾匹，黄花席壹拾张，满花席壹拾张，满花方席壹拾张，杂彩花席壹拾张，把参柒拾觔(斤)，右件物等，制造非工，名般且，聊申恭敬之享，曷明信之羞，臣无任兢惶激切之至。谨随表奉进以闻。天启陆年闰陆月拾伍日朝鲜国王臣李倧谨上表。”

这两段细如发丝的铜刻字，虽然内容并不完整，但大体上可以看出它们所记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即明熹宗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即李朝仁祖三年，“冬十月庚子，容妃任氏诞生皇子(朱慈炅)”，为了颁庆天下，明熹宗任命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公元1584—1649年)为正使，工科给事中王梦尹为副使，出使朝鲜进行颁诏，这件事情被姜曰广回国后以笔记的形式记录在了他的《鞧轩纪事》一书，成为后世学者研究明末中朝关系的重要史料。有学者曾给予该书非常高的评价：“是研究明末明与朝鲜间交往及皮岛守将毛文龙与朝鲜关系的最原始的史料。”姜曰广的有关史料《明史》有载：字居之，号燕及，晚年号浠湖老人，江西南昌新建人。他是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进士，授庶几士，进编修。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姜曰广不仅奉命出使朝鲜，而且检视了皮岛守将毛文龙。姜曰广一生著述甚丰，后与史可法、高弘图并称“南中三贤相”。出使朝鲜后不久他就被魏忠贤削籍，后曾一度活跃于南明小朝廷，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清军攻陷南昌，姜曰广自杀殉国，一生颇具传奇与悲怆色彩。文中提及的李倧(公元1595—1649年)，即朝鲜李朝的第十六任君主，庙号仁祖，字和伯，号松窗，朝鲜宣祖李昖的孙子，他曾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发动政变，推翻伯父光海君李珲而夺得王位，史称“仁祖反正”。李倧在位期间，朝鲜完成了宗主国由明向清的转变，为李朝历史上颇受争议的君主。《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中的第一段铜刻字，据内容推断应是朝鲜仁祖李倧在收到姜曰广的诏书与贺礼以后写给大明朝廷的“谢表”，文中清楚地记下了姜曰广与王梦尹的名字。第二段铜刻字则是李回敬给明廷的礼物，主要是朝鲜出产的各种花席、布匹与人参等。其中第一封谢表提及在天启六年六月十三日，姜曰广出使朝鲜，第二封表文则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两天后，也就是六月十五日李就给予了回复。史书中记载了姜曰广的此次出使颇受好评，“不携中国一物往，归时不取朝鲜一钱，朝鲜人特立怀洁之碑”。据《鞧轩纪事》一书知，姜曰广此次出使朝鲜，由于后金占据辽东之故，中朝之间的陆路驿道阻断，姜曰广一行走的主要是海路，他们最终历经艰难险阻到达朝鲜。这在姜曰广本人的《鞧轩纪事》一书的开篇中即有着非常明确的叙述：“天启乙丑皇太子生，遣廷臣颁庆天下，故事，海外诸国独朝鲜与中国等，礼臣具题得旨，时辽亡，陆道梗，久不遣廷臣。命下礼臣，院长集院中诸公久议，议决，礼臣复题以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充正使，工科给事中王梦尹副之，诏曰可。”此外，有关记载亦见于朝鲜的《仁祖大王实录》。

就存世的董书而言，使用高丽纸书写并不稀见，但是在高丽纸上刊印出如此细微的铜刻字，实则并不多见。最为重要的是，这卷高丽纸上刊印了朝鲜国王李倧答谢明朝皇帝朱由校的表文，而且字数较多，内容较详，并能与正史相互印证，这一点毋庸置疑使得该卷书法的史料研究价值陡增。其一是《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保存了极为重要的晚明时期中朝外交的史料，对于研究明熹宗时期的东北政治形势、中朝外交及宗藩礼仪等都堪为原初材料;其二是这卷书法所使用的纸张，是为毋庸置疑的高丽贡笺“标准件”。书卷虽历经400余年，但依旧洁白如新，柔韧性和光洁度都极好，纸张上刊印的李朝表文更是无可置疑的文献佐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曾明确记载：“今中外所用纸，推高丽贡笺第一，厚逾五铢钱，白如截肪切玉，每番揭之为两，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镜面笺，毫颖所至，锋不留行，真可贵尚。独稍不宜于画，而董玄宰酷爱之，盖用黄子久泼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其表文、咨文俱卤悍之甚，不足供墨池下陈矣”。可见高丽笺又作“镜面笺”，厚如铜钱，白如脂玉，可揭两层使用，宜书不宜画，不易渲染，书写表文、咨文一类的文书时墨色较浓。比对《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的纸张实物，可以说非常吻合，至于刊印的李朝仁祖表文铜刻字，极可能是朝鲜政府为纪念明熹宗生育皇子所制作的一种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贡纸。这些贡纸理论上应该是批量生产的，那么这种带有铜刻字的高丽贡笺书法作品，存世的也就不会只有这一件。此书卷于1982年入藏无锡博物馆时，原和董其昌的另一幅名画《岩居图卷》合装在一个特制的皮箱内，薛氏不长于研究，故没有留下有关文字材料。由于这些铜刻字书法的笔画极为细微，若不亲自持卷细览，基本上看不到相关文字，使得这些铜刻字的内容40余年来几乎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和研究，其背后的史料价值自然就不被世人所知晓。

(明) 董其昌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 (局部)

高丽贡笺 纸本墨笔

纵37厘米横488.5厘米 无锡博物馆藏

作者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编辑：刘谷子)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㉙期︱

图文版权所有，如需转载，务必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