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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 | “雪，不是白色的。它只是没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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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 | “雪，不是白色的。它只是没有颜色” 白色颜色讨论会题目海内海外作品读者障碍味道崇真艺客

无论光是什么，诗是光

文 |多多

这次讨论会的大题目是沟通。我更爱使用“通”。

无论在海内海外，写作之于我，作品之于读者，我一直立足于相通。相通则通，而沟通带有障碍在先而需克服的味道。我的诗歌立场是：诗不克服，它朝向超越。

诗通过语言呈现，但总是要有某种光透出诗行，才会具有普遍性，而那是不会经翻译漏掉的。晦涩、复杂未必不通，简单明了也未必通。光即瞬间直抵内心的力量。

高科技时代的话语间离了自然与人的关系。在大自然物种高速灭绝的每一天里，人间却有大量的专有语汇、话语在高速增值。据一位美国的文学教授说，如果有一本有关文学批评理论的书在出版一周后你还没有读过的话，你就不要当教授了。（他告诉我这些已是六年前的事）。

一位以色列女诗人说过：

诗是存在于一个不值得有的时代里的光。

我曾在电视中看到非洲大象痛苦的大便中存留的无法消化的塑料袋。这些大象的大便很像今天时代里的一些诗作。

在海外生活的七年历程中，我和写作的关系一如从前。不变的比变的为多。处于一个更为完善的律法系统、物质现实和文化潮流中，如果说到变化，只是更为发自内心地与自然进行交流。当我散步于山野，大自然的风景依旧到处提示着：我就是你。

在海外一如在国内，我和读者的关系是单纯的。

喜欢或不喜欢，也就是通或不通。

最麻烦的是沟通，即要求解释：我不懂你写的是什么？

理解，才能沟通？我怀疑。不仅因为诗歌是精神的整体性的结晶，与分析性的刚好矛盾；还恰恰因为诗歌存在的理由之一，刚好就是炸开实证性的逻辑语法。诗歌解放想象力，扩大现实感，呈现生命的秘密。一如自然。

我也是读者，但我从不要求诗人的解释，这样我才能参与。我是个好读者。

诗歌的写作是问。问是谦恭。追问则是傲慢。理性让大自然毫无神秘可言，因此它没有深度。这样的沟通是勉强的。

一九九〇年夏天我曾在斯德哥尔摩郊区帮助一瑞典朋友驱鸟，他有一樱桃园，为防止鸟偷吃樱桃设下大网。我们的工作是把一些钻进来的和被卡在网眼中的鸟放出去。这活儿可不简单，鸟进来不易，让它们出去则更难。放开一面网，它们偏不从那儿飞，还往网里钻，忙了一下午，人累坏了，鸟没拿净，樱桃被咬得七零八落。这是沟而不通之一例。

而在加拿大中部有一地区常有蝗灾，一农妇在内心默念：朋友们，请飞走吧。那些蝗虫真的就是不落她的地。在驱魔解咒的时代，我讲这事是想说人与自然共生的方法尚未找到。

有的诗人就是笨鸟，专门往网眼里钻。

有一回在加拿大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前有三分钟用于自我介绍或清理喉咙的开场白时限。有一位诗人一上来就其诗作之阐述达十五分钟，等进入朗诵（时限五分钟），他含糊其辞地念了三四句就卡到一句上：雪，是白色的，雪，是白色的。雪，是白色的！他用各种语气念了十分钟。

一九七一年，中国诗人岳重即写下：

雪，不是白色的。它只是没有颜色。

他不独写下了这句。还写下了长诗《三月与末日》。

《三月与末日》，首句即：三月是末日。

到八十年代初我们还在讨论这个句子，其时间意识与T.S.艾略特何其相通：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而在一九七一年岳重绝无可能知道世上有艾略特其人及其作。

这就叫通。

诗人岳重（根子）白洋淀(1971)

尽管诗歌有作为媒体已经死亡、作为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依旧存在之说，但在一种全景的凄凉中，中国当代诗歌在西方的处境也并非格外凄凉。拿德国来说，尽管中国诗人出版难，但还是有可能。至少有十五个大学的汉语系有学生读者。而一般德国青年诗人想出版则需自费（五千马克）。诗歌是喂给出版商的毒药，并非自今日始。据云，歌德的诗作（而非小说）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一百年来仅卖掉一千册。一般地来说，写诗之人才读诗，但这也并不比只读诗不写诗为坏。去年德国南部某杂志社公开征求诗稿，竟有一万五千份来稿，这没什么让人吃惊的，既然已经吃够了樱桃，就该往网外边飞了。

追求诗意的存在是理想主义。

七年前我在伦敦认识一名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诗人，他不但大量制作诗歌节目，还在自己的电话录音的开头录上一首他的诗作，谁想跟他联系就必须“忍受”二十秒钟的一个段子。

一九九二年荷兰莱顿大学的一次诗歌研讨会上，一位英国青年诗人有一套说法：诗人应该走出象牙塔，放弃贵族身份，回到大众之中，争取批评，影响读者，共同参与，夺回昔日诗歌的地位。为此，口语、俚语、公共厕所墙上的词语（包括脏话）全都应当回到已经净化过的诗歌语言中来，一切皆可入诗。

这算是一种沟通之道吧。

也有点像技术效益、生产率、推销术、市场竞争、顾客至上、权力意识的翻版。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

如若只为适应而存在，不写也罢了。

这世界有许多变化。至少听到现在，用汉语表达的写作行话有如下的演变：

创造——创作——写作——写字——写字儿——码字儿。

据诗人西川介绍：在中国三千年诗歌史上，仅有屈原、王国维、朱湘等三四人死于自杀。而从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五年八年中，中国大陆至少有十四名诗人死于自杀。另据报道：中国大陆现在每日自杀者达四百，另有十倍以上者自杀未遂。

诗人自杀的价值及内涵我不便于评说，但从诗人作为体现一个民族心理功能的器官来说，战栗已足够了。

近闻四川诗人钟鸣每月有二十天靠土豆与盐维持生命，因其拒不下海，也不诉苦，作诗人，作下去，作诗。

诗不止于反思，它承担人世的苦难，还提供现实所短缺的。诗提供理想。

诗成之后，我的第一个读者是窗前的三棵树。

写作即祈祷，写作即修炼，以便让虚无时时撩开幕幔，供光通过。光是什么？

无论光是什么，诗是光。

《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

中国作家研讨会文集

瑞典乌拉夫·帕尔梅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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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多多

多多，本名粟世征，朦胧诗派代表诗人之一。1951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后来调到《农民日报》工作。1972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多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现代诗歌的探索者之一，其代表作《玛格丽和我的旅行》、《手艺》、《致太阳》等，早已成为汉语诗歌的宝贵财富。而在旅居欧洲的十几年间，创作不懈，获得国内外诗歌界的普遍尊敬。多多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曾获得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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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蹊当代艺术中心主要致力于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研究，主张在整个文艺思潮下探讨当代艺术，挖掘和整理非官方当代艺术档案。试图从历史、社会、文学、艺术等多角度推进当代艺术，重建当代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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