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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物看宋金元明时期陕西铜镜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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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代铜镜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关于铜镜产地的探讨。开展铜镜产地的研究目前仍然主要依靠考古发现的手工业遗址中遗留的制镜模具、文献记载以及铜镜的铭文这三方面资料。

由于隋唐时期开始，铜镜的制作工艺由陶制模具制作发展为失蜡法制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能够确认的隋唐以后铜镜制作的遗址。因此，在研究隋唐以后铜镜的产地时，更需要依靠文献资料和铜镜自身的铭文开展。这方面，对于宋代以来一些著名的铜镜产地，比如湖州、饶州等地的研究均已成果颇丰。

但对于一些文献缺乏记载的地区，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关注，比如陕西，长期以来被认为自唐以后衰落，手工业也非常凋敝，更没有任何关于陕西唐以后铜镜铸造的记载与研究。然而笔者通过整理资料发现，陕西地区宋、金、元、明时期均有铸造的铜镜存世，特在此详述如下。

一、宋代陕西地区铸镜

以往研究中认为“宋代铜镜的产地，多集中在南方”[1]，对北方铜镜的铸造研究比较薄弱，特别是对陕西这一时期铜镜的铸造，几乎没有关注。笔者经过梳理，发现宋代在陕西地区的长安、同州均有铸造铜镜实物留存。

“长安王家”镜：目前所见共两面，一面1987年出土于新疆博尔塔拉州博乐市达勒特乡一座宋辽时期的古城遗址内。镜为圆形，直径12.5厘米，小圆钮，无钮座。镜背素面，镜钮右侧有长方形铭文框，内铸铭文两列，合读为“长安王家，清铜照子”[2]（图一，1）。

此镜与北宋晚期流行的湖州镜造型基本一致，只是铭文不同。类似的“长安王家”镜还有一面，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该镜为六出葵花形，直径15厘米，小圆钮，无钮座。镜背素面，镜钮右侧有长方形铭文框，内铸铭文两列，合读为“长安王家，清铜照子”[3]（图一，2），可以说除了镜形不一样，其余内容与新疆博尔塔拉所出那面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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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长安王家”镜 1.圆镜2.葵花镜

“同州席道人”镜：目前所见仅一面，安康博物馆1985年征集。镜为六出葵花形，直径16厘米，重570克，小圆钮，无钮座。镜背素面，镜钮左侧有长方形铭文框，内铸铭文两列，合读为“同州席道人，真青铜照子”（图二）。

图二 “同州席道人”镜

二、金代陕西地区铸镜

主要为金代陕西东路、陕西西路铸镜，尤以陕西东路为主。以往研究认为带有陕西东路铸铭的铜镜只见于金承安二年、三年、四年[4]，笔者经过梳理发现，陕西东路至少从明昌七年就已经开始铸造铜镜，一直延续到承安五年。而且纹饰种类也有多种，除了铸铭还有刻铭。下面就以制造时间顺序排列，分类叙述所见陕西东路及陕西西路铸镜实物。

明昌七年：目前所见两面，一面为1970年河北省唐县出土“吴牛喘月”镜，直径12.1厘米，重279克，镜圆形，圆钮，无钮座。镜背以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主体纹饰区，镜钮上饰弯月、星座和流云，中部饰水波纹，钮下部饰一牛卧于陆地，翘首望月。

外区为铭文带，铭文内容为“明昌七年，陕西东路转运司官局，监造録事马（押）提控所转运使高”[5]（图三）。此类纹饰命名有“犀牛望月”“吴牛喘月”及“坤牛望月”三种，目前没有定论，笔者仍从原著录定名。另一面为200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博物馆在修筑馆区内道路时出土的一面四兽镜，该镜直径9.4厘米，重180克，镜圆形，圆钮，无钮座。

镜背以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主体纹饰区，饰四兽绕钮奔跑追逐，外区为铭文带，内容为“明昌七年，陕西东路转运司（押）造，监造官録事马（押），提控所运”[6]。明昌即金章宗完颜璟的第一个年号，明昌七年即公元1196年，也是该年号的最后一年，明昌七年十一月戊戌日，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承安，承安元年仅一个多月便进入承安二年。上述两类纹饰铜镜在承安年间仍有大量铸造。

图三明昌七年“吴牛喘月”镜

承安二年：目前所见三面，均为“吴牛喘月”纹镜。一面收藏于河南灵宝市文物管理所，1983年拣选。镜圆形，小圆钮，无钮座。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纹饰内容与前述河北唐县出土明昌七年铭“吴牛喘月”镜完全一致，外区铭文为“承安二年，陕西东运司官局造，监造録事马（押），提供所转运使高”[7]（图四）。

另一面也是“吴牛喘月”纹镜，直径12.2厘米，重200克，纹饰基本一致，仅铭文最后多一押记[8]。承安二年即公元1197年。还有一面收藏于铜川博物馆，直径12厘米，纹饰与上述两面一致，铭文内容为“承安二年端午日，陕西东运司官局造，监造录判马(押),提控所转运使高(押)”[9]。

图四承安二年“吴牛喘月”镜

承安三年：目前所见金代陕西东路铸造铜镜以承安三年铸造所见最多。承安三年镜目前所见纹饰有三类。

第一种为四兽纹镜，又可以具体分为圆形具钮与圆形具柄两种形态。圆形具钮以固原博物馆所藏为例，该镜1983年出土于隆德县城关镇，直径9.1厘米，圆形圆钮，无钮座。镜背分隔为内外两区，内区为四兽纹，与法门寺博物馆所藏明昌七年铭四兽镜一致，外区铭文为“承安三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録事任（押），提控运使高（押）”[10]（图五）。

圆形具柄仅见灵宝市文物管理所藏一面，该镜1986年出土，镜面圆形，直径9.1厘米，下有圆头长柄，镜背中间无钮，原本置钮的位置铸有一“官”字，“官”字周围以四兽环绕，外区铭文带内容为“承安三年中秋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録事任（押），提控转运使高（押）”[11]（图六）。

图五承安三年具钮四兽纹镜

图六承安三年具柄四兽纹镜

第二种为“吴牛喘月”纹镜，以故宫博物院所藏一面为例，该镜直径12.3厘米，重297克。该镜纹饰与前述明昌七年、承安二年“吴牛喘月”镜基本一致，铭文为“承安三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録事任（押），提控转所运使高（押）”[12]（图七）。

图七承安三年“吴牛喘月”镜

第三种为双鱼纹镜，以西安博物院所藏一面为例，该镜1972年西安市大白杨废品收购站征集，直径16.1厘米，重510克。镜圆形，圆钮，无钮座。宽素缘。镜背以一周凸弦纹分隔为内外两区，内区为主体纹饰区，饰双鲤鱼纹，两条鲤鱼首尾相接，在波浪中绕钮追逐。外区为铭文带，铭文顺时针读为“承安三年上元日，陕西东路运司官局造，作匠杜虎，鉴官録事任（押），提控所转运使高（押）”[13]（图八）。

图八承安三年双鱼纹镜

承安四年：目前所见纹饰有两类。第一种为四兽纹镜，也有圆形具钮与圆形具柄两种形态。圆形具钮镜仍以固原博物馆所藏一面为例，该镜直径9厘米，1991年彭阳县出土，镜背纹饰与前述四兽纹镜一致，铭文为“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録事任（押），提控运使高（押）”[14]（图九，1）。另一种圆形具柄形四兽纹镜为私人收藏，柄部已残，纹饰相同，铭文也完全一致（图九，2）。

图九承安四年四兽纹镜

1.固原博物馆藏2.私人藏品（藏者提供）

第二种为双鱼纹镜，以台北故宫收藏一件为例，该镜直径15.6厘米，重414克，纹饰与西安博物院所藏承安三年双鱼纹镜完全一致，铭文为“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路运司官局造，作匠□□，监官録事任（押），提控所转运使高（押）”[15]（图一〇）。

图一〇承安四年双鱼纹镜

承安五年：目前所见仅一面，也是目前所见陕西东路铸镜铭文中时代最晚的一件，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吴牛喘月纹镜。该镜直径12.4厘米，重313克。镜圆形，圆钮，无钮座。镜背纹饰与前述“吴牛喘月镜”基本一致，但主纹饰区与铭文带间没有凸棱区隔，铭文带内容为“承安五年，陕西东路，监造録判王（押），提控转运副使赵（押）”[16]（图一一）。

图一一承安五年“吴牛喘月”镜

陕西东路铸铭无纪年镜一面，1977年西安市大白杨废品收购站征集，现藏西安博物院，该镜直径16.4厘米，重560克。镜圆形，平顶圆钮，无钮座。镜钮外为主题纹饰区，饰水波纹，浪花翻涌，其外为铭文带，内容为“陕西东路转运司铸镜局监造官録判张”[17]（图一二）。

图一二陕西东路铸铭无纪年镜

陕西东路刻铭无纪年镜两面，一面为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刻铭“吴牛喘月”纹镜。该镜直径12.9厘米，重294克。镜为圆形，圆钮。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镜钮上方饰弯月、星座和流云，中部饰水波纹，镜钮下方饰一牛卧于地，翘首望月。外区为一周植物枝蔓纹，其上刻有铭文“陕西东路铸镜所官（押）”（图一三）。另一面为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双孔雀纹镜，该镜直径11.1厘米，重390克。镜为圆形，圆钮。镜背饰两只孔雀顺时针绕钮飞行。镜缘略宽，缘有刻铭文“陕西东路铸镜□□（押）”[18]（图一四）。

图一三陕西东路刻铭无纪年“吴牛喘月”镜

图一四陕西东路刻铭无纪年双孔雀纹镜

陕西西路铸铭无纪年吴牛喘月纹镜一面，现藏于凤翔县博物馆，直径20.2厘米，重1320克。镜为圆形,平顶小圆钮,无钮座,宽平镜缘。镜背以一周凸弦纹分隔为内外两区，分内外区，外区素面无纹，内区钮上部饰云托弯月，中部饰水波纹，钮的右下侧有一棵树，树叶茂盛开有花朵，钮下小洲上跪卧一牛，翘首望月。钮的左下侧有棵灵芝。镜背右侧铸有“陕西西路监造使”七字（图一五）。

图一五陕西西路铸铭无纪年吴牛喘月纹镜

三、元代陕西地区铸镜

目前所见可确认为陕西铸造的元代陕西铸镜有两面，一面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该镜直径22.3厘米，重1676克。镜圆形，平顶圆钮，钮顶部刻一“朱”字，无钮座。

镜钮外为一方框，方框内四个角各书一字铭文，合为“至元四年”，四字之间的间隙中有四组刻字，依次读为“长安”“□家”“□亲”“造制”。方框外上下各饰一条张牙舞爪的龙，两龙间饰以火珠纹，龙身周围饰莲花纹。宽平素镜缘[19]（图一六，1）。

这组刻铭虽然不太完整，但是基本信息已经具备，说明该镜是长安某家铜镜商铺制作的产品。另一面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甘肃漳县，圆形，直径22.5厘米，纹饰与上博收藏的“至元四年”铭双龙镜一致。同样为“至元四年”四字铭文间刻字四组，内容依次读为“长安”“□家”“自□”“造制”[20]（图一六，2）。应该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那件为同一作坊制作。

带有“至元四年”年号的双龙镜是元代最为典型的铜镜品种，以往的研究中普遍对这种铜镜的产地缺乏认知，但目前从一些“至元四年”镜上的刻铭看，这种铜镜应当有多个产地。除上海博物馆收藏这面铜镜产于长安之外，1974年河北省邯郸县南堡乡北寨村古寺遗址出土一面“至元四年”双龙镜，镜直径23厘米，重2060克，镜背纹饰与上博收藏这面完全一致，只是刻铭不同，刻铭合读为“河中府马”“莆玉家自”“造白铜镜”“家门人鉴”[21]，说明产自河中府。元代河中府属于中书省晋宁路，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

图一六至元四年双龙纹镜

1.上海博物馆2.甘肃漳县出土

另有一面可能为陕西铸造的仿汉“清白”铭连弧纹镜收藏于扶风县博物馆，该镜直径14.4厘米，重390克，1972年9月扶风县绛帐镇收购站拣选。镜圆形，圆钮，连珠纹钮座。素宽沿，沿上阴刻铭文六字“终南记匠□□”，主体纹饰为仿汉连弧纹铭文镜，铭文内容根据原发表材料释读为西汉时期常见的“洁清白而事君”类（图一七）。

原发表材料将此镜时代定为元代。镜缘部分的刻铭，说明这面铜镜是由一个名为“终南记”的作坊制作，后面制作匠人的名字缺失[22]。此镜刻铭与常见的金代验镜刻铭格式不同，根据田华的研究，“金朝官府为检验铜镜而刻上的字款是金代铜镜刻款的主流，内容大致相同。

宏观上看，金代出现较多的有四大类：一是金朝的行政区划，xx路、xx府、xx州、xx县等；二是押记函；三是验记官和官；四是行政机构和官位，如警巡院、铜院、录事司、司候司、录事、司候、主簿等”[23]。因此基本可以确定此镜的刻铭不是验镜刻铭，而是铸造店铺刻铭。

“终南”的店铺名称应该就是以长安南面秦岭著名的山峰命名的，唐李泰《括地志辑校》卷一就有记载“终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24]。以此名山作为店铺名称也非常合理，而且店铺很可能就在元代奉元路即今西安市内。

图一七仿汉“清白”铭连弧纹镜（扶风县博物馆提供）

四、明代陕西地区铸镜

明代目前仅有一面可能为陕西铸造的铜镜，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直径8.8厘米，镜圆形，平顶小圆钮，无钮座，镜背素面，宽平素镜缘较厚，镜钮上下左右各铸一字，合读为“京兆忠记”（图一八）。从铭文看应为制作该面铜镜的商铺名号。这面铜镜从造型、铭文书写方式与铜色看，应为明代铸造。京兆”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对长安的称呼。

图一八 “京兆忠记”镜（王建荣拍摄）

通过上述对铜镜实物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宋代陕西地区的铸镜业比较发达。宋代铸镜业非常发达，在地方上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产品，比如“湖州石家”镜、“饶州叶家”镜、“建康苑家”镜、“成都龚家”镜等。但这些著名的铜镜铸造作坊主要位于长江以南，对于广大北方地区的铜镜铸造，除了通过商品转运的南方铸造铜镜外，应当还有北方本地区铸造的铜镜品牌。

此次发现的三面陕西宋代铸造铜镜，两面来自长安，一面来自同州。长安即今天的西安，是汉唐两代作为都城时的称呼。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动乱，长安早已不复昔日辉煌。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朱温强迫昭宗东迁洛阳，同时以原华州镇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韩建面对毁弃严重的长安城，不得不放弃原长安城的外郭城与宫城，以原皇城城垣为基础，缩建为新城，称京兆府。

北宋时期长安所在地主要为永兴军或陕西路管辖，治所都在京兆府。但是由于汉唐两代长安作为都城，在文化方面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如熙宁七年（1074）刻《善感禅院新井记碑》就云“长安，汉唐之故都，当四方之冲要，衣冠豪右，错处其间”[25]，可见当时人们仍然习惯称“长安”，因此我们看到这两面镜子仍称京兆府为长安。另外一面铜镜产于“同州”，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同州旧有弘农、冯翔、临晋、华阴等名，西魏时改名同州，其地东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南有渭河，与华县、华阴、潼关为界，西邻渭甫，北边是黄土高原和关中道交界处。

北宋时期这里是经济繁荣的州府，宋仁宗康定元年韩琦治陕后，在今陕西境内设有七个铸钱监大量铸造铁钱，其中就有一个设在同州。通过这几面铜镜可以看出，北宋时期陕西作为宋王朝西北的重要屏障具有重要的地位，经济特别是手工业也相当繁荣，这一点填补了我们以往对此认识的空白。

2.金代陕西地区的铸镜业相对于宋代有进一步的发展。金代设立的陕西东路与陕西西路都有官方铸造铜镜的机构，特别是陕西东路，《金史·地理志》在“京兆府”条载：“京兆府……天德二年置陕西路统军司、陕西东路转运司。”[26]说明陕西东路的治所就在京兆府即今天的西安。

而且多面铜镜的铸铭、刻铭中都提到了“陕西东运司官局”“陕西东路转运司铸镜局”“陕西东路铸镜所”的机构，说明此类铜镜应为官方铸造的，铸造机构是设在陕西东路转运司下的铸镜局。

金代设置官方铸镜机构与金代的铜禁政策有密切联系。金代铜源奇缺，货币流通不畅，导致民间经济运行困难，因此政府多次出台铜禁政策，《金史·食货志》载：大定“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之半”；大定二十六年“上谕宰臣曰：‘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泰和四年“凡寺观不及十人，不许蓄法器。民间输铜器期以两月送官给价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纠坐其官”[27]。

不仅如此，由于民间私铸铜禁牟取暴利，政府还专门设立机构检验民间使用的铜镜，加刻印记，并通过官方铸造的方式控制民间铸镜，把铸镜之利留在政府，由此催生了官方的铸镜机构。另外，金代陕西地区铸造的大量铜镜可能还与铜禁后大量铜器的输入有关，同样在《金史·食货志》中记载：“正隆二年……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

括民间铜鍮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28]说明当时正隆二年（1157）铜禁，陕西路（应该包括鄜延路，治所在延安府）、南京路（治所在开封）百姓送交和收缴的铜器都被运送到了京兆府，这些铜器后来应该主要被化掉铸造铜钱了，但这种大量的官方铸造活动显然带动了京兆府的铸造业发展，从而影响到了明昌、承安年间的铸镜业。

3.元明时期西安依然有铜镜铸造业。既往对这一时期陕西的铜镜铸造缺乏认知，从目前来看，虽然发现的产品不多，但是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铜镜来着，铜镜尺寸较大，铸造精细，而且是由民间作坊的铸造，说明当时西安仍然有着较高的铸造水平。明代的那面“京兆忠记”小铜镜虽然还不能完全确认是陕西铸造，但从前述对宋、金、元时期陕西铸镜业的梳理来看，也有很大可能铸造于陕西。

综上所述，宋、金、元时期，陕西地区一直有铜镜铸造，明代也很可能依然有铜镜铸造业，这拓展了以往对这一时期陕西地区工商业发展的认识，特别是宋、金时期，陕西的铜镜铸造还非常繁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以后陕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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