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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生日｜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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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尼尔

Alice Neel

1900-1984

1900年1月28日生

上图为：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

《自画像》，1980年

布面油画

135.3 × 101 × 2.5 厘米

华盛顿国家肖像画廊收藏

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1900-1984）是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她饱含时代精神的作品讲述了纽约形形色色的人——不限种族、性别或阶级，细腻地描绘了在生活中浮沉的众生相。

2021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为尼尔举办了大型回顾展《以人为先》。今年秋季，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将为她举办另一场回顾展《投注的目光》。

在艺术家诞辰之际，我们带您重温纽约时报《T》杂志访尼尔纽约公寓的专题文章，一睹艺术家故居的昔日风采。

爱丽丝·尼尔的公寓

是一幅创作中的

艺术家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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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莱尼·麦德鲁格尔

（Rennie McDougall）

房间，在爱丽丝·尼尔的绘画中并没有占一席重要之地，她的关注一直聚焦于人。尼尔的作品表明了她对各行各业的人抱持着明晰的同理心，通过生动的、近乎漫画般的渲染揭示出她刻画的人物们的深层内在——宽阔的双眼、凹陷的下巴、由斑驳的绿色或布满蓝紫色血管勾勒而出的皮肤，以及夸张的蜘蛛状手指。她作品中的场景设置通常只是一种提示：蓝色墙面的阴影、沙发的轮廓线——房间在后退，而人物原地不动。

左：客厅中，尼尔的调色板放置在的《纽约时报》内页上，

被颜料泼溅的罩袍挂在画架上。黄色的丝绒椅子曾出现

在她众多的肖像画中；

右：《怀孕的玛格丽特·伊万斯》，1978年，布面油画，

146.7 x 97.8 厘米，波士顿当代艺术中心收藏

因而，从艺术家在纽约城的最后住所中辨识出一些绘画里的场景布置时，可能会感到有些迷失——这是一间位于上西区，面积为1000平方英尺（合约93平米）的公寓。她1962年搬到这里，并且在她1984年享年84岁离世之后基本维持原样。在主人缺席的情境之下，房间里的种种物质细节变得犀利鲜明：艺术家布满了斑驳的蓝色颜料的罩衫，挂在前厅的画架上。她的调色板，摆放在陈旧的《纽约时报》上，其中团团块块的颜料现在已经干燥得几乎成了一层没有颜色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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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位于上西区公寓内的钢琴房悬挂着儿子和媳妇的肖像

《哈特利与金妮》（1970）；画面后方的绿色木头椅子曾

出现在尼尔的作品中，包括《露丝玛丽·弗兰克》（1973）

和《梶原·罗恩》（1971）

让人倍感亲切的家具——比如出现在《琳达·诺克林和黛西》（1973）中的橄榄绿色沙发、出现在《怀孕的玛格丽特·伊万斯》（1978）中的芥黄色天鹅绒座椅——排布成一圈。罗伯特·梅普勒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据说在尼尔去世前几天为她拍摄的照片，悬挂在正门的旁边。这间公园是博物馆、是时间胶囊、是家，也是一处分享交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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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

《琳达·诺克林与黛西》，1973年

布面油画

141.9 × 111.8 厘米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

尼尔在纽约的每一处住所——从格林威治村到西裔哈林区，再到上西区——都在家描绘了许多人物肖像，无论他们是否是像安迪·沃霍尔那样的名流，还是邻里朋友的孩子们，比如《两个女孩，西班牙哈林区》（1959）。因此，她的家一直都是她的创作空间——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合作者。

左：《安迪·沃霍尔》，1970年，布面油画和丙烯颜料，152.4 x 101.6 厘米，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收藏

右：《两个女孩，西班牙哈林区》，1959年，布面油画，52.1 × 68.6 × 2.2 厘米，波士顿美术馆收藏

上西区的这间公寓，尼尔最年轻的儿子、现年80岁的哈特利和他的妻子、现年77岁的金妮偶尔会住在这里（尼尔共有四个孩子：和古巴画家卡洛斯·恩里克斯·戈麦斯【Carlos Enríquez Gómez】所生的女儿伊莎贝塔和桑蒂拉纳，恩里克斯也是她唯一的丈夫；随后和波多黎各的音乐家何塞·圣地亚哥·内格隆【José Santiago Negrón】所生的儿子理查德；以及和摄影师及电影制片人山姆·布罗迪【Sam Brody】所生的儿子哈特利）。哈特利和金妮（住在佛蒙特州）在到访曼哈顿时会住在这间公寓，并且邀请人们来访，尽管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正式将空间向公众开放的计划。

尼尔睡房里的椅子；墙上挂着尼尔的祖父母在十九世纪拍的照片、

小孩画的鸟，和她的石板印刷作品《公园中的修女》（1946）

前厅、客厅、厨房和哈特利原来的卧室，基本都完好地保留了尼尔生前的原样。“我记得从大门走进来，然后她说‘别脱掉你的外套。我想画你穿着大衣的样子’”，金妮回忆道。“这间公寓能鲜活地感受到爱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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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的作品始终摆放在公寓的走廊中，

正如她还在此居住一样，而公寓成为了观画的艺廊。

尼尔无可比拟的肖像作品——她并不喜欢用“肖像”这个术语来描述她的绘画，取而代之的是，她会称呼它们“人的图像”——在她选择的人物主题（像是黑人和波多黎各的孩子们、怀孕的母亲和同性恋夫妻等——换句话说，不是那些当时装点着画廊墙面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心理深度的表现上都是引人瞩目的。

电影人安德鲁·尼尔（Andrew Neel）在2007年拍摄了一部有关尼尔生活的纪录片，在其中，艺术家的孙辈、哈特利及金妮的儿子、作家菲利普·博诺斯基（Phillip Bonosky）谈及尼尔的作品时说：“时间没有标记她的创作。你会即刻地做出反应，就好像它们都是鲜活的——就好像它们被创作的年代就是现在。”尼尔想要精准地捕捉她所看到的人物，也正是这层欲望在激励着她。如她自己在谈及人物时所说的：“我全力地走出自己走进他们，待他们离开之后，我有时会觉得可怕。我感到自己像一个无人居住的空房子。”

尼尔众多的藏书包括《切·格瓦拉演讲集》（1967）和

至少两本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

《第二性》（1949）；在墙上，尼尔的石板印刷画

《公园中的修女》（1946）正悬挂着。

保留艺术家的故居和工作室并不是一个新想法：飞溅出来的颜料至今仍然覆盖在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位于纽约州东汉普顿工作室的地板上；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衣服一直在墨西哥城的“蓝屋”（La Casa Azul，也就是“弗里达·卡罗之家”）里展出；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 Bourgeois）在切尔西的房子里，满墙的布告牌上一直贴满了她的画作和照片；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位于法国吉维尼（Giverny）的“水花园”，仍然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访客；还有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伦敦的工作室，需要考古学家进行挖掘工作，以此让数千件被留下来尚待模塑的物品得以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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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杰克逊·波洛克的工作室内景；

【2】弗里达·卡罗的故居“蓝屋”；

【3】路易斯·布尔乔亚的睡房；

【4】莫奈的“水花园”客厅；

【5】弗朗西斯·培根的工作室。

这些空间让我们可以深入地去洞察艺术家独特的天赋，同时它们也提醒我们，即便是这些艺术家也不得不处理生活中的琐碎庸常。在尼尔的家里穿行，会看到曾经在她绘画作品《杰弗里·亨德里克斯和布莱恩》（1978）中出现过的同一张桌子上放着新鲜的蛋糕和咖啡，人们也能观察到，对尼尔来说，艺术创作和日常生活总是交织在一起。

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
《杰弗里·亨德里克斯和布莱恩》，1978年

布面油画

111.8 x 86.4 厘米

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尼尔在毗邻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科尔温（Colwyn）长大。她在很小的时候就会为家附近的花朵画画，展露出对绘画的热爱。在1920年代早期，作为费城女子设计学院的一位学生，尼尔选修了一门写生课，她是获准在艺术院校研习裸像的最早的一批美国女性艺术家之一。在尼尔入校之前曾在那里任教的艺术家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i）持续地产生着影响；亨利是阿什坎学派（Ashcan School）的支持者，这是一个20世纪初的艺术运动，崇尚拒斥印象派的轻浮手势，转而支持更为直观的写实主义。而借由尼尔的双眼，写实主义可以让纽约客们看到自己、看到他们身处城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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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在晚年时期使用的调色板

在尼尔六十年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候，她对具象绘画的兴趣一直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过时的，是没能赶上20世纪的艺术性关注的：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后现代主义——是除了肖像之外的一切。因此，她很难从绘画中挣到什么钱，并且要靠政府的资助来抚养孩子；甚至在社会福利机构前来检查期间，要及时地把家里的电话和电视藏起来（在当时，社工会偶尔过来巡查具体的家庭中是否有超出标准的财产，这可能会致使一个家庭失去接受福利补助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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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尔抱着桑蒂拉纳，1927年；

【2】尼尔与伊萨贝塔，1928年；

【3】尼尔与伴侣肯尼斯·杜里特尔

在《伊萨贝塔》的肖像画前。

尼尔本人对悲伤一直并不陌生。她的第一个孩子桑蒂拉纳在1岁不到就因为白喉病而去世（尼尔的孩子里只有两个至今还活着：除了哈特利，还有理查德，他居住在纽约市）。她的第二个孩子伊莎贝塔，在大概1岁半时由父亲带去了古巴。尼尔当时以为她们只会分别一个月，没想到母女再次相见时伊莎贝塔已经5岁了（两人后来也渐渐疏远了）。

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

《伊萨贝塔》，1934年

布面油画

109.2 x 64.1 厘米

尼尔与她身处时代的主流艺术形式是相反的，这镜像地体现在她对社会约定俗成的女性之观念的抵制上。1975年，在惠特尼为尼尔举办了首次重要的回顾展的一年之后，艺评人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在她的文章《视觉愉悦与叙事电影》中使用了“男性凝视”（the male gaze）这一术语，这为尼尔的绘画数十年来试图做出的颠覆赋予了描述的语言，也提示了其作品常常遭到排挤的原因之一。

在她的一生中，不少同行艺术家们会对她显露出高人一等的态度：若与她的作品共同参加群展，男性往往会感到尴尬难堪（艺术家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曾经称她为一位“愤怒的家庭主妇”）。20世纪中期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要想获得经济保障，往往被认为需要依靠她们的丈夫，或者从事某份“合适的”工作，像是老师或护士。尼尔两者皆不符合。

一组颜料和笔刷放置在小型移动架子上，

尼尔时常坐在椅子上使用这组画具绘画

当她1938年搬迁至哈林区时，被很多人认为是职业上的自杀行为，而这也是对现状的再一次反抗。尼尔之前居住的格林威治村，后来成为了哈特利所说的“抽象表现主义男性艺术家俱乐部”的中心。那里被认为是艺术家应该去的地方，或者说是传统智慧的所在。不过尼尔本来就自感是局外人，她不喜欢任何传统习俗。“我……讨厌今天的循规蹈矩，所有的东西都被放进了规整的盒子”，她1960年在艺术家阿尔弗雷德·莱斯利（Alfred Leslie）的作品选集《仓促的论文》（The Hasty Papers）中这样写道。当她搬到上城时，她目睹了更开阔的多元性，这种反传统的特性为她数十年的创作注入了活力，无论是否顺应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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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媳妇的肖像画《金妮》（1976）悬挂在客厅上

今年三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爱丽丝·尼尔：以人为先》，庆贺艺术家的创作以及她激进的人格魅力，这是尼尔迄今为止最大型的回顾展之一，囊括了她一百多幅绘画作品。这个月，代理尼尔艺术遗产的卓纳画廊将在纽约西20街的空间呈现一组艺术家早期的作品收藏，包括街景和肖像。对尼尔绘画的兴趣持续着，并且日渐增长，这是不可避免的——她对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人物的关注，直接地反映出了我们当下文化性的时刻——不过，来自她家人和支持者们的拥护，对于其作品吸引新观众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哈特利对自己母亲艺术创作的支持，对于尼尔持久的影响力产生了深刻的作用（他的坚持确保了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在1974年为尼尔举办回顾展的计划得以真正实现，当时是尼尔去世的十年前），而保留尼尔的故居、将之维持原样，是另一种方式能让艺术家在她生前被否定的那种艺术史典中被赋予永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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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爱丽丝·尼尔：以人为先》展览现场，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21年；

【4-6】《爱丽丝·尼尔：早年作品》展览现场，

卓纳纽约，2021年。

尼尔在其居住的公寓中实现的创作成就，在今天大部分美国人被限制于居家生活的一年之后看来，尤其能够引起共鸣。我们能看到她的笔刷放在空置的“麦斯威尔”咖啡罐里、她鲜为人知的雕塑作品放置在壁炉架上、她那台角落里的钢琴——所有这些都展现出一种创造性的能量，这股能量在没有过多关注或确认的情况下经年累月地持续着。不过，尼尔的家之所以被保留下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后代。“（我）很难割舍下自己的母亲”，哈特利说道。这，或许正是任凭尼尔的颜料放在桌上边干沽的主要原因。哈特利说他一直想要保留这间公寓，不过金妮的回忆略有不同：“不去触碰或整理衣橱之后，事情似乎慢慢就变成了这样”，她说道。“你只是一直在拖延，到了后来就变成了‘为什么要做出改变？’我们真的没办法弃她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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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在晚年时制作的手部石膏倒模

1970年，在金妮和哈特利的婚礼之后，尼尔在她儿子以前的卧室里架好画板，画下了朝北窗户旁放着的一把空椅子。她为画作起名为《孤独》（Loneliness），并且视之为一幅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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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

《孤独》，1970年，布面油画

203.2 x 96.5 厘米

华盛顿国家肖像画廊收藏

尼尔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她能够捕捉模特们之存在的能力，而这一点在她的大量作品中依然鲜明生动。但就像其他的艺术家空间一样，这间公寓是一种缺席的纪录，是在人生结束之后保存下来的生活碎片。尼尔同样将这种缺席理解为我们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种当人们都离开了房间之后留下来的失落之感；空无一人，就像倚窗而立的那把椅子，是孤独以及想要牢牢握住失落之物的那份欲求。

（全篇完）

文章内公寓照片由《纽约时报》摄影师

杰森·施密特（Jason Schmidt）提供

本文英文版原载于纽约时报《T》杂志

2021年9月10日

经授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