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综述

选自 | 《西泠艺丛》2022年第1期 总第85期 |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书法艺术与研究专业在读硕士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书法艺术与研究专业在读硕士

【摘    要】

金石为载体的文献称金石文献，“金石目录”则是对于金石文献的分类。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关于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多围绕赵明诚《金石录》、金石学家对金石目录的编纂成就、金石目录的校注等主题。对近20年金石目录的文献进行搜集与爬梳，不仅是通过对已有的文献梳理研究，来审视有关金石目录学的编纂与缺失，更是为后来的学者提供相应的线索和方向。

【关键词】  金石目录　研究综述　编纂　体例

自宋代起，便有大批的金石学家开始做文献研究，至清代到达鼎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在金石学目录的编纂、编目上，还是在校注补证上都有了新的进展，近20年来更是硕果累累。研究之初，学术界对金石学目录的编纂研究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因此检索到的此类文献较少，且研究的角度相对单一，但此命题对于金石学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从金石目录入手，对近20年金石学文献的研究著作进行系统梳理，我们采用分类研究的方式，尝试将其研究角度分为六类。

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学术上重新对金石学目录进行探究，许多高校的硕博士也开始将学位论文的研究转向金石学目录或与金石学相关的方向。因此，对金石目录学的研究性文献做一次系统的综述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通过对此类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检索到学位论文、期刊发表与专著出版等共计140余篇（部）。因受到篇幅限制，穷尽其研究文献尚为困难，但却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01

赵明诚《金石录》研究

宋代金石之学十分兴盛，涌现了一大批金石学家，金石学专著成就突出，著名学者赵明诚所著《金石录》正是宋代山东金石学研究的重要见证。《金石录》全书共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后二十卷为正文跋尾，全书著录囊括上古三代至隋唐五季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各种金石拓本2000种。赵明诚在编纂的过程中借鉴欧阳修的编纂思想，并加以创新，收集大量的金石档案汇编，使得金石档案更具参考价值。

近20年有关此部分研究颇多，所有有关赵明诚《金石录》的研究均在本章中分类综述，其他章节中涉及的相关内容一律不再赘述。就目前文献资料而言，无非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梳理：《金石录》的文献或史料价值、《金石录》的收集与体例研究和档案学角度谈其思想。其中，记述最多的就是其文献或史料的价值地位。经梳理发现，现有文献中学者的观点大同小异，大致包括以下四点：一是补史之阙；二是纠史之误；三是考察典制；四是增广见闻。宋凤林发表的《〈金石录〉的文献价值》［1］一文中，主要以《金石录》中的部分汉代碑刻为考察对象，来展现文献价值。牛莉的《从〈金石录〉看赵明诚的文献思想》［2］中的文献价值观点同前者文章中的观点相同。陈扬的《赵明诚与金石研究》［3］通过叙述赵氏生平及金石碑刻的搜集整理和《金石录》的成书过程，阐释其地位及史学价值。此外，何如月和何皓月在《〈金石录〉和〈集古录〉的史料价值》［4］中将二者跋尾所录的碑文内容与两《唐书》及《元和姓纂》做对比，仅从碑铭墓志中的几个可补证史传之处着手，将史料分为碑史互异、碑有史无两类，逐条论述其价值所在。刘玉玲在《“金石之董狐，文苑之春秋”——金石学的产生及其〈金石录〉学术价值述评》［5］中总结了六个学术价值，较前几篇研究文章而言更为深刻，文中提到，赵明诚等金石学家“疑古惑经”的思想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开辟道路，且极大地影响了清代乾嘉治学。

李财富和张蓓发表的《论赵明诚〈金石录〉及其档案史料思想》［6］一文，对《金石录》研究，是从档案学角度对其成书的原因、档案史料的价值、收集途径、整理和保管、鉴定、体例著录与编研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论述。张弛和何思源在《〈金石录〉的档案学思想探析》［7］一文中，通过对《金石录》的系统剖析，深入探究了赵明诚与李清照“订史氏之失，合圣人之道”的档案价值观、档案收集思想、档案整理措施以及档案文献鉴辨方法。

《金石录》的体例是继承欧阳修的《集古录》，目录部分将全书著录的金石文献都整理编号。从王利伟《〈金石录〉的成书及版本源流》［8］一文中，可知文章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讲述《金石录》，《金石录》最早出现于南宋，其版本为龙舒郡斋本，三十卷。元代未见重刻，明代仅有传抄本，流传甚少。清代最早问世的刻本是顺治年间的济南谢本，此本后仅残存十卷，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1950年发现于南京的宋刊本三十卷为龙舒郡斋本，乃目前最好的版本。此外，王慧《〈金石录〉版本源流考》［9］、林卫东《十卷宋本〈金石录〉递藏源流辨正——兼考明代藏书家朱大韶生平》［10］等，都对赵明诚《金石录》版本做了相应的考索。

此外，当提及赵明诚《金石录》时，常与欧阳修《集古录》相提并论。此类研究文献有：余敏辉《宋代金石学的双璧——〈集古录〉〈金石录〉比较论》［11］、陈伟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质疑》［12］、钱建状《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释疑》［13］等。

02

清代金石学家目录编纂成就的研究

纵观历史，清代可谓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据容媛《金石书录目》的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清乾隆以前700年间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乾隆以后的大约200年间有906种之多。可见清代金石学的兴盛，也因此涌现了大批的金石学家。近20年中，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阮元、钱大昕、毕沅、缪荃孙、翁方纲、杨守敬、叶昌炽等金石学家。其中，以阮元与钱大昕的研究居多。

（一）阮元

“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14］的阮元，在目录学和经学研究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阮元继承宋人传统，曾校勘石经，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专著，打开了训诂的大门。《经籍籑诂》从《隶释》《隶续》中引述资料多达745条，多为汉魏碑刻与铭文，另外还大量引刻石经等材料。近20年对于阮元金石学目录编纂成就的文献资料共计八篇，首都师范大学王新宇的硕士论文《阮元与金石学》［15］，资料搜集翔实，是此类研究的代表。王新宇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谈到阮元的金石搜访、摹刻与辑录。阮元嗜古，常组织文人与金石学家对搜访的金石器物进行辑录整理，纂修了三本金石志著作：其一，《山左金石志》，讲述山东金石来历、存佚、摹拓等内容；其二，《两浙金石志》，汇录了浙江从会稽秦石刻到元末的金石资料658种，以时间顺序排列；其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著录铜器铭文、商周秦汉晋器。王新宇认为这是清代著录、考释传世铜器铭文诸书中成书较早、质量较高的一部。随后在文中又涉及阮元在杭州设立的“诂经精舍”，极大地促进了金石学的传播发展。张勇盛的《阮元金石交游考》［16］等文献还涉及金石交游考，基本均从阮元先后宦游各地的时间脉络看他与各地金石学人之间的交游活动，梳理出不同阶段所进行的活动和取得的成就，并总结金石交游活动的特点。此外，对阮元金石学目录的研究还有：易竹贤、李开金二人发表的《〈经籍籑诂〉引用资料目录表解——兼与宗福邦教授商兑》［17］、金丹《论阮元金石学研究的新视域》［18］、孟凡港《析阮元金石学成就之因》［19］等。

（二）钱大昕

岑仲勉先生称：“清代金石家不可屈指数，然专金石而兼史者居多，专史而兼金石如钱大昕辈，寥若如晨星也。”［20］可见钱氏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成就不凡。其金石学著作主要有：《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天一阁碑目》二卷等。曲阜师范大学林浩琦的硕士论文《钱大昕书法研究》［21］，从钱氏的金石学研究入手，以《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和《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为原始材料，梳理他的金石活动。马小能发表的《论钱大昕金石学研究的特点》［22］，详述了钱氏金石学研究的六大特点，介绍了钱氏在《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和《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对元代碑刻的收录情况。刘心明的《钱大昕与清代金石考据学》［23］，对钱氏一生金石考据活动和成就做了详尽阐述。钱大昕还在字砖研究方面造诣颇深，其学生张霞房的专著《古砖录》，收集自周、秦至宋、元间古砖63种，记录其砖文及出土地，并有简单的考释。闵之唐、陈昭雄二人的《钱大昕的字砖研究及其他》［24］一文中记述了钱大昕对于古砖的集藏与认识。

（三）毕沅

毕沅一生致力于金石学研究，主要金石著述有：《关中金石志》《中州金石记》，学者们对于他的研究也都大同小异。曲阜师范大学李婷婷的硕士论文《毕沅〈中州金石记〉研究》［25］，以毕沅《中州金石记》为主，对金石资料的来源、内容和体例、所收金石统计分析、学术价值及其产生的影响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李婷婷认为《中州金石记》结构严谨，体例完备，是一部金石学佳作。在文章第三部分，作者用表格的形式清晰地展现了《中州金石记》中所收金石和地区分布。陕西师范大学刘维波的硕士论文《毕沅与金石学研究——以〈关中金石记〉为中心》［26］，在文章的中编第三部分论述了毕沅在仕宦期间对金石的搜访、金石学著作的编撰及《经训堂法帖》的刊刻，且以毕沅编著的《关中金石记》为中心，对著录的金石碑刻在地理分布和类型上进行分卷统计，探讨了明代以前关中地区的金石碑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特点。刁美林的《毕沅的金石学成就考述》［27］主要介绍其金石学成就，同样提及毕沅两大金石学著作，除了收录金石文字外，还在于毕沅通过此二书点评了“金石与历史互证”的典范。毕沅有着丰富的金石学思想与实践， 成就卓著。

（四）缪荃孙

对于缪荃孙的研究大都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其中华中师范大学王亚生的硕士论文《缪荃孙文献学研究》［28］中，在文章第三模块中对缪荃孙的目录学和金石学思想进行了详尽阐述。王亚生认为，缪荃孙重视原始金石文字的收集和文献价值，同样重视编纂金石著作辑存史料。与此文章相近的另一篇文章是武汉大学王海刚的硕士论文《缪荃孙文献学研究》［29］，综上所述，缪荃孙在文献学上较为突出的是目录学和金石学两方面。刘心明《略论缪荃孙在金石学上的成就与贡献》［30］一文中，归纳了以下三点金石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第一，搜集大量的金石拓本，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第二，编撰了多种金石学著作，为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学术依据；第三，利用金石学的研究成果考证文史，校订文字。

（五）其他

对于翁方纲的学术研究，均是从其金石学著作进行深入剖析。例如：复旦大学段惠子的博士论文《翁方纲著作研究——以经学、金石学、书学为中心》［31］等。有关杨守敬的金石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邹华清的博士论文《杨守敬学术研究》［32］等，对杨守敬著录金石著作逐一论述。有关于叶昌炽的金石目录学研究的文献有：复旦大学王立民博士论文《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研究》［33］、中国美术学院任晓炜硕士论文《缘督庐中的金石世界》［34］。孙星衍也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对其研究文献有：王永强的《孙星衍目录学贡献探析》［35］、王元黎的《孙星衍的金石学成就》［36］。黑龙江大学朱添的博士论文《武亿与乾嘉金石学》［37］、王树林的《武亿著作考述》［38］中均介绍了武亿金石学著述。其他相关金石学家研究的文献：杨爱国《黄易与金石学》［39］、朱琪《黄易的家世、生平与金石学贡献》［40］、李勇慧《民国时期清代山左潍县陈介祺金石学文献流传整理与文献学价值——以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为例》［41］等。

综上所述，对于清代金石学家的研究成就大都集中于金石学、著述、文献思想等成就，真正大篇幅论述金石学目录编纂成就的少之又少，这将成为日后我们的研究的重点。

03

金石目录的版本源流与体例研究

（一）版本源流

纵观近20年来学术界对金石目录的版本源流研究，以赵明诚的《金石录》为研究对象的居多，在此章节不再赘述。除此之外，贾洪波《古典金石书籍目录源流考略》［42］，其中涉及金石书籍在古典目录中之类属、金石书籍分类与专门的金石书籍目录。潘胜强《清代钱币著述研究》［43］涉及清代钱币著作的目录源流与版本概况。经研究发现，在古典目录书中对金石书籍的收录分类十分欠缺，而专门收录金石书籍目录的著作数量亦甚寥寥，无疑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带来极大不便。

（二）体例研究

李吾铭《乾嘉时期吉金著作的编纂》［44］一文，涉及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编纂与体例研究，先从成书过程与版本情况进行分析，再到内容与资料来源，最后谈其编纂体例与学术价值。全书按照时代先后为序，各个时代再按照器形分类，通过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谈其对吉金文献编纂的影响。赵超《谈中国古代碑刻目录的编集》［45］中，在编辑古代石刻目录的部分，强调了《寰宇访碑录》一书，作者认为它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石刻编目体例，是后代石刻编目中经常借鉴的样板。最后作者总结了编辑一部全国石刻总目录的想法：首先，编辑石刻总目录应该有一个基础，即像《三晋石刻总目·运城地区卷》这样，编纂出各区、市的石刻目录，以及各省、自治区的石刻目录。其次，编写全国石刻总目录必须先确定一个完善的、兼顾各方面的目录体例，力求全面反映石刻的所有文化信息，并且利于检索与核对。第三，应该在石刻目录中附录尽可能详细的历代金石著作著录情况。

除此之外，许丹《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研究》［46］中涉及《金石文字记》的编纂体例。张靖《石刻拓片书目控制中的释文规范化研究（上）——以金石目录对于石刻文献内容的考释为借鉴》［47］等，亦对金石目录的体例研究有着深刻的分析。

04

金石目录的标点、校注与补证

金石目录的标点、校注和补正对碑刻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之前学者将关注点放在对《陇右金石录》的研究上，近20年的研究范围开始转向其他金石目录。

赵逵夫《张维与〈陇右金石录〉——〈陇右金石录〉校点序例》［48］介绍了张维及其为《陇右金石录》所做出的贡献，特别说明校点体例：本书是校点张鸿汀先生《陇右金石录》，故以此为底本；所录文字与原文不合者，多改为正体字或通用字，避讳也改为正字；对所收篇目的文字进行处理；底本一致，以各印本补足不清楚之处，故不出校记；存有明显的错字，会出现抄本有误的情形；个别地方有脱文等。在《校补》中已说明误收、误编者， 并订正文字， 对次序加以调整。崔阶《张维〈陇右金石录〉录文校勘二则》［49］在《社科纵横》上对所录《祥渊庙敕碑》《敕赐雍古氏家庙碑》两篇碑文中的误、脱、衍等情况进行了校勘。王继光的《夏鼐〈陇右金石录〉补正》跋》［50］主要涉及张维及其著述的《陇右金石录》，以及夏鼐补正《陇右金石录》中的内容旨趣和失误。

张煜《〈碑刻文献论著叙录〉（清代部分）校勘释例》［51］分类校勘该书清代目录中所存在的讹误，共分为两部分：其一，文字讹误。其二，数据统计之误，在记录数据时产生误差。宁祥华、李薛妃《〈碑刻文献论著叙录〉（宋元明清部分）校勘释例》［52］分类校勘该书宋、元、明三代以及部分清代目录中的文题名、朝代名、地名、表述、数据统计等方面的讹误，对宋元明清的金石目录做了梳理。卢芳玉《〈语石〉标点错误举例》［53］以致误原因的角度，从未细审文义、对石刻学及相关知识了解不深、校勘不精三个方面列举实例，试图对标点作补充。除此之外，裘樟松《增补〈金石录〉校证》（二）［54］和（三）［55］、谢辉《论〈金石录〉对〈集古录〉的补正》［56］、王圣楠《清人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整理与研究》［57］等均涉及对著录金石纠谬补缺。

05

金石目录的编目与研究

中国古代遗存下来的金石材料是一个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并涉猎地域广泛的文化宝藏。从汉代开始，学者们开始对金石文字进行记载，随着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对于金石文字的整理和研究更勤，但是金石目录的编纂未能有一个合适的编写体例，也未能达到统一。

卢芳玉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石刻拓片目录》［58］对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广西石刻拓本目录进行整理，以刊刻的时间为序排列，目录是品种目录，每一条目为一种石刻，以此进行梳理。吴元丰《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及其编目》［59］提及的《北平金石目》和《北平庙宇碑刻目录》是北京地区早期碑刻拓片目录，著录项目有题名、额题、时间、撰文者及石碑所在处所。此后，首都图书馆编《馆藏北京金石拓片目录》，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故宫博物院编《北京满文石刻拓片目录》，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世界满文文献目录》，黄润华、屈六生主编《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徐自强主编《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石刻拓片编目提要》，均著录语种、字体、行数、字数、保存单位、石碑原址，以及碑首、碑身、碑座形状和尺寸等信息。

曾晓梅编著的《碑刻文献论著叙录》［60］首次对中国历代碑刻论著进行了全面地收集、整理、提要介绍，旨在梳理历代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评价历代学者对碑刻文献的保存、整理与研究的成果。赵超在《谈中国古代碑刻目录的编集》［61］中阐述以往石刻目录存在三方面的缺陷，即不够全面、材料陈旧存在误差、各种目录体例不一，记载信息不全面等，并提出：纂出区域的石刻目录、确定完善的目录体例、历代金石著作著录情况尽可能详细。甘友庆在《现代信息环境下的金石文献编目研究》［62］中探讨了金石文献目录中缺乏统一标准和忽略文献目录检查的问题，并讲述了构建金石文献分类体系、著录和标引的规则和方法。卢芳玉《〈语石〉研究》［63］一文列举了历代的著名碑刻及其存佚，并按石刻资料分布的地点著录与研究，对石刻知识进行翔实深入，逐一介绍和评价了各类金石文献的代表作和存目类著作。

此外，尚有些许文献涉及或从某侧面对金石目录进行研究，如：白金的《北宋目录学研究》［64］、崔树强的《宋、清两代金石学对书法的影响及其背景分析》［65］、段莹的《宋代目录学研究》［66］等。

06

地域金石目录研究

金石目录一直是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高校教育的发展，对金石目录的研究更加广泛与深入，对某地域金石目录的研究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向。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地域金石目录的重要研究地域主要集中于山东和甘肃地区。陈熙贞在《阮元〈山左金石志〉研究》［67］一文中说到，山东地区金石碑版遗存丰富，成为金石学家主要研究对象，并以阮元为主进行搜访编纂。阮氏《山左金石志》编纂目的是发挥金石证经补史的作用，以及通过考察金石铭文研究汉字的演变。此书对收拓片详加考证，依据种类和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筛选整理，并运用以石证史、以史证石的双向考证法，阐述其失误之处。孟凡港所著《阮元〈山左金石志〉研究》［68］一书，对《山东金石志》的作者问题、编纂过程、编辑体例、学术价值进行全面论述，从而探究阮元的金石考据研究、金石学思想等。他的《〈山左金石志〉纂修考》［69］和《〈山左金石志〉纂修者述论——兼对“毕沅、阮元同撰”的辨正》［70］对纂修者进行深入探究，并认为《山左金石志》乃阮元及其幕友所纂修。李金华的《〈山左金石志〉的编纂及其学术意义》［71］，阐述了《山左金石志》编修者、编纂体例和收录、分类原则。

孙倩在《张维〈陇右金石录〉研究》［72］一文中阐述了《陇右金石录》的成书、类例、内容和价值。张维撰写此书的目的，一是关于金石资料简单且不全面，二是甘肃金石具有历史意义。内容上，列举了《陇右金石录》所收录的金石文字。价值上，概括为五个方面：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为研究古代基础建设提供资料、了解县办教育的兴废、具有文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民族交融的见证。李若楠的《〈陇南金石校录〉的史学价值》［73］和魏泽民、石杰的《〈陇南金石校录〉的文献价值初探》［74］一同论述了《陇南金石录》补史、纠错的作用。魏泽民、石杰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内容，且涉及交通、文化、军事、政治等方面，认为它不仅对地方的编纂有参考价值，还有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除此之外，蒲向明的《〈陇南金石校录〉之陇蜀文化意义论》［75］、崔阶的《陇南金石的调查与研究》［76］、杨海东编著《临洮金石录》［77］等亦是对甘肃地区金石目录的研究。

除上述两个重点地域外，相应成果对其他地域研究有所涉猎，虽数量较少却也不容小觑。颜广文、关汉华的《论阮元与〈广东通志〉的编纂》［78］阐释了《广东通志》的编纂条件，并从体例架构、史料价值、编纂手法、时代特征等方面研究其特点。李向菲的《毕沅〈关中金石记〉考论》［79］中提及其版本：乾隆本、民国王云五主编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并阐述其史料价值及讹误校勘的问题。同年，李向菲的《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考论》［80］一文中对成书、史料价值、版本等方面进行考论。除上述之外，方小壮的《“浙派”宗师——丁敬研究》［81］和《〈武林金石录〉的成书、流传情况及其价值》［82］嵇萍萍的《郑樵〈通志·金石略〉的研究》［83］等，均涉及对地域金石目录的研究，对此不再赘述。

通过对近20年来金石目录的研究整理，将每类文献做了归纳和总结，并得出每类文献所占的比重，我们将赵明诚《金石录》研究、清代金石学家目录编纂成就的研究、地域金石目录研究作为重点。对赵明诚《金石录》的研究主要以文献或史料的价值地位，包括补史、纠史、考察典制、增广见闻等方面为主；清代金石学家目录编纂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阮元、钱大昕、毕沅、缪荃孙、翁方纲等金石学家；地域金石目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山东和甘肃地区，其中对于《山左金石志》《陇右金石录》《陇南金石录》的研究较多；金石目录的版本源流与体例研究以赵明诚的《金石录》为研究对象的居多，其中还涉及其他金石目录的版本和源流。金石目录的标点、校注和补证方面，主要集中于对《陇右金石录》的校注和补证。金石目录的编目和研究分为两方面进行论述，编目主要对广东和北京地区的金石拓片进行整理，另一方面涉及对金石目录的编目进行研究。经整理发现，对金石资料的收录分类未成体系，而专门收录金石书籍目录的著作也非常少，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带来极大不便。

［1］宋凤林：《〈金石录〉的文献价值》，《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12年第1期，第53—57页。

［2］牛莉：《从〈金石录〉看赵明诚的文献思想》，《山东青年》2015年第8期，第136—137页。 

［3］陈扬：《赵明诚与金石研究》，《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第30—32页。

［4］何如月，何皓月：《〈金石录〉和〈集古录〉的史料价值》，《咸阳师范专科学校报》2000年第5期，第55—58页。

［5］刘玉玲：《“金石之董狐，文苑之春秋”——金石学的产生及其〈金石录〉学术价值述评》，《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2期，第254—255页。

［6］李财富，张蓓：《论赵明诚〈金石录〉及其档案史料思想》，《档案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91—96页。

［7］张弛，何思源：《〈金石录〉的档案学思想探析》，《兰台世界》2017年第13期，第27—30页。

［8］王利伟：《〈金石录〉的成书及版本源流》.《宋代文化研究》2003年，第359—367页。

［9］王慧：《〈金石录〉版本源流考》，《山东图书馆季刊》2004年第4期，第87—91页。

［10］林卫东：《十卷宋本〈金石录〉递藏源流辨正——兼考明代藏书家朱大韶生平》，《四川图书馆学报》2014年第1期，第76—79页。

［11］余敏辉：《宋代金石学的双璧——〈集古录〉〈金石录〉比较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90—94页。

［12］陈伟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质疑》，《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第56—63页。

［13］钱建状：《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释疑》，《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第79—89页。

［14］门岿：《二十六史精粹今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版，第2791页。

［15］王新宇：《阮元与金石学》，首都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16］张勇盛：《阮元金石交游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9期，第100—118页。

［17］易竹贤，李开金：《〈经籍籑诂〉引用资料目录表解——兼与宗福邦教授商兑》，《东方论坛》2016年第6期，第23—32页。

［18］金丹：《论阮元金石学研究的新视域》，《荣宝斋》2011年第3期，第68—77页。

［19］孟凡港：《析阮元金石学成就之因——以〈山左金石志〉为例》，《光明日报》2013年6月17日，第15版：国学。

［20］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21］林浩琦：《钱大昕书法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22］马小能：《论钱大昕金石学研究的特点》，《历史文献研究》2009年，第94—101页。

［23］刘心明：《钱大昕与清代金石考据学》，《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135—140页。

［24］闵之唐、陈昭雄：《钱大昕的字砖研究及其他》，《字砖研究》2016年，第40—44页。

［25］李婷婷：《毕沅〈中州金石记〉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26］刘维波：《毕沅与金石学研究——以〈关中金石记〉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27］刁美林：《毕沅的金石学成就考述》，《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82—86页。

［28］王亚生：《缪荃孙文献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29］王海刚：《缪荃孙文献学研究》， 武汉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30］刘心明：《略论缪荃孙在金石学上的成就与贡献》，《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第121—125页、第127页。

［31］段惠子：《翁方纲著作研究——以经学、金石学、书学为中心》，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32］邹华清：《杨守敬学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

［33］王立民：《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研究》，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34］任晓炜：《缘督庐中的金石世界》，中国美术学院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35］王永强：《孙星衍目录学贡献探析》，辽宁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36］王元黎：《孙星衍的金石学成就》，《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75—78页。

［37］朱添：《武亿与乾嘉金石学》，黑龙江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

［38］王树林：《武亿著作考述》，《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26—31页。

［39］杨爱国：《黄易与金石学》，《中国书法》2012年第2期，第96—103页。

［40］朱琪：《黄易的家世、生平与金石学贡献》，《中国美术》2018年第2期，第8—29页。

［41］李勇慧：《民国时期清代山左潍县陈介祺金石学文献流传整理与文献学价值——以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为例》，《历史文献研究》2014年第1期，第191—199页。

［42］贾洪波：《古典金石书籍目录源流考略》，《固原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第81—85页。

［43］潘胜强：《清代钱币著述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44］李吾铭：《乾嘉时期吉金著作的编纂》，《中国书法》2015年第19期，第190—193页。

［45］赵超：《谈中国古代碑刻目录的编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2期，第9—13页。

［46］许丹：《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47］张靖：《石刻拓片书目控制中的释文规范化研究（上）——以金石目录对于石刻文献内容的考释为借鉴》，《图书馆论坛》2010年第2期，第1—3页。

［48］赵逵夫：《张维与〈陇右金石录〉——〈陇右金石录〉校点序例》，《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95—98页。

［49］崔阶：《张维〈陇右金石录〉录文校勘二则》，《社科纵横》2008年第1期，第128—129页。

［50］王继光：《夏鼐〈陇右金石录补正〉跋》，《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1期，第93—100页。

［51］张煜：《〈碑刻文献论著叙录〉（清代部分）校勘释例》，《贺州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68—77页。

［52］宁祥华，李薛妃：《〈碑刻文献论著叙录〉（宋元明清部分）校勘释例》，《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31—40页。

［53］卢芳玉：《〈语石〉标点错误举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第60—65页。

［54］裘樟松：《增补〈金石录校证〉》（二），《东方博物》2005年第3期，第113—117页。

［55］裘樟松：《增补〈金石录校证〉》（三），《东方博物》2006年第1期，第120—124页。

［56］谢辉：《论〈金石录〉对〈集古录〉的补正》，《文津学志》 2012年，第219—230页。

［57］王圣楠：《清人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整理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58］卢芳玉：《广西壮族自治区石刻拓片目录》，《金石目录专号》2017年版。

［59］吴元丰：《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及其编目》，《满语研究》2016年第2期，第23—29页。

［60］曾晓梅：《碑刻文献论著叙录》，线装书局2010年版。

［61］赵超：《谈中国古代碑刻目录的编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2期，第9—13页。

［62］甘友庆：《现代信息环境下的金石文献编目研究》，《图书馆论坛》2017年第10期，第71—76页。

［63］卢芳玉：《〈语石〉研究》，山东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64］白金：《北宋目录学研究》，河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65］崔树强：《宋、清两代金石学对书法的影响及其背景分析》，首都师范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

［66］段莹：《宋代目录学研究》，郑州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67］陈熙贞：《阮元〈山左金石志〉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68］孟凡港：《阮元〈山左金石志〉研究》，中华书局2019版。

［69］孟凡港：《〈山左金石志〉纂修考》，《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69—74页。

［70］孟凡港：《〈山左金石志〉纂修者述论——兼对“毕沅、阮元同撰”的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4期，第17—20页。

［71］李金华：《〈山左金石志〉的编纂及其学术意义》，《齐鲁学刊》2014年第1期，第43—49页。

［72］孙倩，张维：《〈陇右金石录〉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73］李若楠：《〈陇南金石校录〉的史学价值》，《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6页。

［74］魏泽民，石杰：《〈陇南金石校录〉的文献价值初探》，《档案》2019年第5期，第33—38页。

［75］蒲向明：《〈陇南金石校录〉之陇蜀文化意义论》，《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42—48页。

［76］崔阶：《陇南金石的调查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77］杨海东编著：《临洮金石录》，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版。

［78］颜广文，关汉华：《论阮元与〈广东通志〉的编纂》，《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74—81、第110页。

［79］李向菲：《毕沅〈关中金石记〉考论》，《西部学刊》2015年第12期，第34—37页。

［80］李向菲：《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考论》，《西部学刊》2015年第11期，第58—61页。

［81］方小壮：《“浙派”宗师——丁敬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82］方小壮：《〈武林金石录〉的成书、流传情况及其价值》，《古典文献研究》2004年，第216—226页。

［83］嵇萍萍：《郑樵〈通志·金石略〉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