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双虞壶斋印存》编者、版本及成书时间等问题

选自 | 《西泠艺丛》2022年第1期 总第85期 |

西泠印社社员

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博士

【摘    要】

《双虞壶斋印存》系晚清重要古玺印谱，版本复杂。由于诸版本皆不刻序跋，长期以来难以厘清版本情况与成书过程。今据知见《双虞壶斋印存》版本特征，将其分为吴重熹主事“篆体不分卷本”（习称“陈州本”），吴重熹子吴崶、吴豳二人主持之“仿宋体八卷本”（习称“福州本”），以及以吴重熹孙吴保锴所辑之《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天津本”）为代表的三类版本系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双虞壶斋印存》主体虽为吴式芬藏印，但正式成谱时吴式芬早已过世，真正的刊行者乃其子吴重熹，因此应署“吴式芬藏、吴重熹辑”更为准确。关于成书时间，罗福颐“清道光间（后改为同治初）”、日本横田实“道光二十年（1840）”两说均无准确依据，《双虞壶斋印谱》的初钤时间当在清光绪十年（1884）至光绪十五年（1889）吴重熹任陈州知府期间。

【关键词】  金石学　双虞壶斋印存　吴式芬　吴重熹

齐鲁素为金石渊薮，清季出土金石古器物极富。尤其在清乾隆中后期，金石家、书画篆刻家黄易游宦山东二十余年，对山左金石学、印学影响很大。伴随着黄易富于人格感召魅力的金石交流活动，以及借助与山东相关的毕沅、孙星衍、阮元三大学人幕府的推动，山左地区成为清代金石学的重心之一［1］。由于吴好礼、郭伟勣、黄易、桂馥等人的先后倡扬，古玺印逐渐成为金石收藏的大宗。清代山东地区编辑的重要古玺印谱，有吴好礼《世德堂秦汉印集》，郭伟勣及其侄郭启翼、子郭见龙辑《松筠桐荫馆古铜印章》，王毂《莲湖集古铜印谱》（又名《两汉印萃》）、黄易《黄氏秦汉印谱》，以及晚清民国间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李佐贤《得壶山房印寄》、高庆龄《齐鲁古印攈》、郭裕之《续齐鲁古印攈》、赵允中《印揭》、王献唐《两汉印帚》等，印灯延续不灭［2］。

而在晚清齐鲁地区的古印收藏家中，以陈介祺、吴式芬两家藏品最称宏富。吴式芬家族所藏玺印，辑为《双虞壶斋印存》。吴式芬（1796—1856），字子苾，号诵孙（颂孙）。山东海丰（今无棣县）人。清道光二年（1822）中举，道光十五年（1835）成进士，翌年散馆授编修，历任江西南安知府、江西建昌知府，广西右江道兼署按察使、河南按察使，河南、直隶、贵州、陕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浙江学政等职，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式芬长于音韵训诂之学，工诗文，精鉴赏，富收藏，为清代后期著名金石学家。其金石学著作有《攈古录》《金石汇目分编》《舆地金石目录》《江西金石存佚总目》《陶嘉书屋泥封目次》《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汉封泥考》等，多未刊行。

吴式芬出生世家，以家学渊源，自幼即好金石文字，“双虞壶斋”之得名即因吴氏家藏一对西周晚期虞司寇壶。吴母查氏的祖父查礼官至湖北巡抚，嗜金石篆刻，搜罗古印数百方。查氏父亲，也即吴式芬外祖父查淳（篆仙），擅书法、篆刻，于清嘉庆四年（1799）集两世所藏为《铜鼓书堂藏印》，并请翁方纲、王文治作序，是乾嘉时期十分重要的古铜印谱。在这样的家学熏染之下，吴式芬对金石之学情有独钟，不仅在宦旅之余广为罗致，更结交了何绍基、龚自珍、陈介祺、许瀚、王懿荣、吴荣光、刘喜海等金石同道，切磋探讨。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与陈介祺《簠斋印集》等金石名著，均有吴式芬参与校订的功绩。吴式芬与潍县陈介祺相交最契，次子吴重熹（仲饴）娶陈氏之女，缔结金石姻缘，传为佳话。

《双虞壶斋印存》的辑藏正在清中叶以后金石收藏的全盛时期，在清代金石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和艺术价值。罗振玉评曰：“予尝评骘诸家谱集，自以陈氏《印举》为最博，而语其精，则以《双虞壶斋印谱》为冠。”（《澂秋馆印存序》）清代古印谱中，此谱以审订精严、分类详尽为特征，代表了当时印学研究的较高水平。其后罗福颐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亦称：“其分数颇详尽，为近世作铜印谱者所宗。”又列举其分类：

《双虞壶斋印存》八卷，海丰吴式芬子苾藏。每叶印六枚，前无序目。签条分古玺、官印、古朱文、玉印、牙印、瓦印、姓名、姓名名、姓名印、姓名名印、姓名之印、姓名私印、姓名印信、姓氏名名、姓名字、复姓、一字、阑文二字、阑文三字、阑文四字、殳篆、朱文、朱白文、长方印、圆印、长圆印、六面印、子母孙印、子母印、母印、子印、二面印、闲文、吉语、斗检、花纹卅六类。［3］

笔者曾多次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印谱往往带有“稿本”的性质，即使是同一作者（编者）、同一名称的印谱，其内容往往并不完全相同。吴氏藏印就曾经过多次钤拓，故《双虞壶斋印存》实际存在诸多不同的版本，而无论哪一种版本，又都没有序跋、目录，这就为印谱版本的鉴别和成书过程的研究，造成许多阻碍。

◎ 图1  《双虞壶斋印存》篆体不分卷本　嘉树堂藏

根据笔者知见《双虞壶斋印存》的版本特征，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可称为“篆体不分卷本”（习称“陈州本”，图1），多为八册。粗黑版框，半框尺寸纵18.5厘米，横13.0厘米，四周单边，书口上端篆书“双虞壶斋印存”。每册首行题“双虞壶斋印存”，次行书“海丰吴式芬子苾考藏”，体皆小篆。正文每叶三行，每行分上下两部分，共六格，上端正方格钤印，下端长方格留空，或许是为书写或套印考释文字所预留。正文每叶一至三印，一般以三印为主，子母印、双面印、多面印则依次多录。

◎ 图２  《双虞壶斋印存》“仿宋体八卷本”南京图书馆藏

第二类为“仿宋体八卷本”（习称“福州本”，图2），多为八册或十六册。半框尺寸纵18.9厘米，横11.3厘米，四周单边，粗黑版框（比“篆体不分卷本”稍粗），同向双黑鱼尾，无界格。书口上端有宋体“双虞壶斋印存”，下标卷次。卷首题“双虞壶斋印存”并卷次，次行书“海丰吴式芬子苾考藏”，字体皆为宋体楷书。正文单面钤印，一般每叶一至两印。

◎ 图３  《双虞壶斋印存》“十钟山房印举本 ”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

◎ 图4  “亚字框本”《双虞壶斋印存》　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

◎ 图5  “亚字框本”《双虞壶斋印存》泰和嘉成2016年秋拍

◎ 图6  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天津本”

◎ 图7  《双虞壶斋印存》近“天津本”

第三类可归为“其他散见版本”。如“十钟山房印举本”，亦不分卷，扉页书“双虞壶斋印存，海丰吴式芬鉴藏”（篆体，分题正反双面，图3），书口上端印“十钟山房印举”，下端印“簠斋藏古之一”，实为沿用十钟山房印笺纸钤拓。再如“亚字版框本”（图4—5），多为六册，不分卷。雕版刷印蓝绿色“亚”字形框，首页题“双虞壶斋印存”“海丰吴式芬鉴藏”，字体皆为隶书。此外还有吴重熹孙保锴（次衡）所辑《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谱）》（习称“天津本”，图6）等衍生版本，笔者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主办“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上注意到一套八册本《双虞壶斋印存》（图7），版框特征近于“陈州本”，正文每叶三行，每行分上下两部分，共六格，上端正方格钤印，下端长方格留空。但书口上端“双虞壶斋印存”字样却与“福州本”一样为宋体。每印下端以楷体红印标注材质与钮式，如“玉印”“鎏金”“鎏银”，“鼻钮”“驼钮”“龟钮”等。这一标注特征近于吴保锴所辑《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天津本”），唯书口所印字较习见“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少“海丰吴氏”四字，两者或系同一版本系统。其刊印当较“陈州”“福州”两本晚出，应为吴保锴所为［4］。

其中前两类版本成书时间为早，且存世略多。1940年王懿荣子崇焕（汉章），曾以娱堪老人署名作《印林清话》，将第一种版本的《双虞壶斋印存》称为“陈州本”，第二种为“福州本”，并述其成书过程甚详：

阁学之子仲饴中丞重憙守陈州时，曾印木板黑匡之本，钤成印谱五十部分贻同好，未几即罄。后由苏臬调闽省时，又有上海鸿宝书局石印细匡之本。在闽由中丞之子阗生都转崶、稼生太守豳兄弟手打百部。前者为陈州本，后者为福州本。上海西泠印社曾据福州本影印行世。［5］

此间透露出的消息，对探考《双虞壶斋印存》的成书时间与经过十分重要。《双虞壶斋印存》的成书时间一直众说纷纭，以往在著录时多以罗福颐《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记“清道光间钤印本”为依据，从者有王敦化等人。但后来罗氏又将成书时间改定为清同治初年［6］，张鲁庵亦认为同治年间所辑。日本学者横田实在《中国印谱解题》中将时间推定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实无准确依据，却影响最广。由《印林清话》可知，《双虞壶斋印存》虽系吴式芬藏印，但正式钤辑成谱时吴式芬早已过世，真正的刊行者乃其子吴重熹，这一情况正与《封泥考略》类似。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双虞壶斋印存》一书，应当署名“吴式芬藏、吴重熹辑”更为准确。2021年3月，西泠印社出版社在重新原色影印《双虞壶斋印存》最早的“篆体不分卷陈州本”时，遵循这一思路，将著作人定为“吴式芬辑藏、吴重熹编刊”，既是对印史研究新成果的认可，也是对海丰吴氏家族金石学贡献的重新认识。

据翁大年记载，吴式芬生前辑有《陶嘉书屋藏印》，然流传极稀，当系供同好间欣赏研究的“稿本”。他逝于清咸丰六年（1856），故《双虞壶斋印存》初次钤辑绝非出于其手，而是吴重熹任陈州知府期间辑成。结合陈介祺借吴氏藏印钤辑《十钟山房印举》（癸未本）的时间下限，可知“篆体不分卷本”的成书已在清光绪十年（1884）至光绪十五年（1889）之间（“十钟山房印举本”成书时间亦在此际）［7］。“仿宋体八卷本”成书则又在“篆体不分卷本”之后，是由吴重熹子崶、豳二人主持钤拓，但这一版已非雕版刷印，而是采用石印的方法印制版框，与《封泥考略》（1904年刊行）版框也最接近。成书时间为吴重熹在闽任职之际，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后。    

罗福颐曾称赏：“至谱中诸印则选择至精，尤为有清一代铜印印谱之冠。盖吴氏以鉴别古彝器之法，以甄选古铜印，宜乎得进上乘。”［8］当为的论。他还提出《双虞壶斋印存》首次将古玺官印列于秦汉印之前［9］，这种编排方式为后世印谱所从，代表了当时对古玺认识的进步。然据《双虞壶斋印存》正式成书的时间来看，这一观点实待商榷。但《双虞壶斋印存》的分类排列方法明显带有《铜鼓书堂藏印》的遗痕，可能正是吴重熹继承了吴式芬生前的辑谱思想。《双虞壶斋印存》在当时收录古玺、官印的数量不少，颇有仅见之异品，私印也多为精品，不仅有助于考证职官、地理，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值得篆刻爱好者取法借鉴。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各种版本《双虞壶斋印存》所录印章数量不同，但总体出入不大，大多在1000枚以上。藏印的来源，绝大部分为吴式芬亲自购藏，也有部分吴氏后人的续购。吴式芬曾在河南、陕西任职，两地素为金石渊薮，罗振玉认为“出于宦游其地”，颇有见地。此外据王克盟考证，吴氏藏印还有少量来自宛平查氏铜鼓书堂与王毂（莲湖）旧藏等，但比重很小。吴式芬藏印在清同治年间曾由陈介祺借拓，辑入《十钟山房印举》，后归还吴重熹。1940年吴氏后人将藏印售于天津周叔弢，20世纪50年代经罗福颐手由国家文化部文物处收藏，今归故宫博物院，散失数量甚微，可谓印林幸事。

本文为2021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研究项目 “黄易金石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SJA0492

［1］详细论述参见朱琪：《略论黄易的金石学贡献》，《中国书法·书学》2016年第11期。

［2］朱琪：《蓬莱松风：黄易与乾嘉金石学（附武林访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97页。

［3］罗福颐：《印谱考》卷三。

［4］笔者曾见这一版框样式的《双虞壶斋印存》正文方格内缀钤“吴保锴印”“齐无棣吴保锴拙庵珍藏金石书画之印”等印，亦可佐证。

［5］娱堪老人：《印林清话》，《中和月刊》1940年第一卷第九期。

［6］罗福颐：《古玺印概论》，学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7］王克盟：《〈双虞壶斋印存〉研究》，武汉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8］《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三十四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83页。

［9］罗福颐：《古玺印概论》，学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