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胜有声,克里斯汀·孙·金(Christine Sun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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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克里斯汀·孙·金在位于柏林的工作室,视频由Ériver Hijano为巴塞尔艺术展拍摄
就读高中时,我曾经很想上一门雕塑课,但由于当时那个课程并没有手语翻译,所以我只好选择了一门手工艺课。而在就读罗彻斯特理工学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时(我在2002年毕业的),同届有超过1,000位失聪学生,当时也有很多手语翻译员提供协助,但除非是很受欢迎的课,不然还是很难在课堂上安排一个手语翻译员。所以,我早年并没有得到很多想要的正统训练。我最后只随便选修了一堆课程以完成学位,然后便直奔纽约了。2022年1月,克里斯汀·孙·金在位于柏林的工作室,图片由Ériver Hijano为巴塞尔艺术展拍摄有一天,我去了东村(East Village)的ATM艺廊,并在那与艺廊主Bill Brady聊了聊。他为我写了封推荐信,帮助我进入视觉艺术学院(School of Visual Arts)。当时的我很兴奋能被录取,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那时候自己并未准备好。因为从前的我并不太懂得如何与听力正常的人互动,也不懂得如何清晰地构想概念,这使一切如同处于泥泞之中。我曾以为只要入读了艺术学院,我便能成为艺术家,但在我毕业后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我开始在W. W.诺顿公司(W.W. Norton)兼职数字档案员并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担任教育工作。与此同时,我得到了一些小额助学金及成功申请到驻留项目,其中一个是在柏林。在那里,我开始明白我需要适合自身背景的支持。我还在当地偶然发现了我非常感兴趣的、由纽约州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开设的声音艺术MFA课程。那时我跟同样失聪的前男友说我想从事声音艺术,他的反应却是:“这是我听过最愚蠢的事。”但这一点也没有使我难过,我想:“如果你对这件事反应如此强烈,那就意味着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Shit Hearing People Say To Me》(2019),克里斯汀·孙·金,图片由艺术家及François Ghebaly艺廊提供,照片由Peter Harris Studio拍摄因此,我开始研究低频声音及其演奏性,这才让我爱上了巴德学院。在那,我了解到想要融入健听世界并非易事。我时常对作为学院唯一一个失聪学生而感到紧张,有时甚至有些偏激。一些老师,甚至有些学生,都会暗示他们并不会在他们的沟通中迁就我。由于身处纽约州北部,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去和我的失聪朋友一起玩。当时我真的十分崩溃,但正因如此,我学会厚着脸皮去面对事情,也在渐渐变得更加适应长时间和听力正常的人相处。《The Star-Spangled Banner (Third Verse)》(局部)(2020),图片由艺术家及François Ghebaly艺廊提供,照片由Paul Salveson拍摄我从巴德学院毕业后,所有事情都改变了。我很快被邀请到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参与它们2013年举行的首个声音展览“Soundings”的一部分。此外,我还获得了TED奖学金。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中,我展出了四件创作于2012年且时至今日我都认为是最出色的作品——《a“p tree” [Pianoiss … issmo (Worse Finish)] 》、《 All. Day.》、《All.Night.》及《Feedback Aftermath》。通过这些作品,我转向研究符号和概念性想法。我的手语翻译之一、社会学家Laura Mauldin曾向我解释,美国手语注解是用来标记美国手语的一种粗略的书写系统,类似于音符。对我而言,二者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而我想将这种“乐谱”的力量及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结美国手语表记。2022年1月,克里斯汀·孙·金在位于柏林的工作室,照片由Ériver Hijano为巴塞尔艺术展拍摄随着符号的使用及在近期作品对饼图的运用,我想在艺术作品上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自我。我无法接受被误解。在信息图中,你不需要用任何语言去表达一个想法,我认为这类似于肢体语言及通常快乐和悲伤的手势。二者都关于我的日常生活以及如何和不用美国手语的人进行交流。当你整个人生都在通过翻译、写作或其他媒介间接地获取和传递信息时,这会很混乱,有时甚至是会造成伤害的,而我总是害怕被误解。我在洛杉矶的代理艺廊甚至跟我一起撰写了一个访问附文,以保护我的作品和用来描述它的词语。有系统地沟通能带来清晰简洁的交流。
《Degrees of My Deaf Rage in the Art World》(2018),克里斯汀·孙·金,图片由艺术家及François Ghebaly艺廊提供,照片由Robert Rieger拍摄绘画一直是试验乐谱系统的一种很好方式,而我想继续推动这种创作方式。但一般来说,当我有一个特定的想法时,我常常会思索哪种媒介才能最佳呈现相关想法。我曾尝试用科技去打造沉浸式体验,或者给人们一种新的听觉技巧,并以影片捕捉手语的空间性。我也制作过大型的公共艺术作品,比如一些壁画。这些都源于2018年惠特尼美术馆邀请我制作一系列“ For Freedoms”系列的广告牌。我开始思考公共艺术,人们每日所见的事物,以及把我们失聪人士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听力正常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想法。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档案管理员,就像我以前的工作一样。我正在通过创作作品,将我们的处境纳入艺术和人类的历史里。我创造的越多,失聪人士在历史中出现的就越多,我们“无声”的声音也会更多。
《Trauma, LOL》(2018),克里斯汀·孙·金,图片由艺术家及François Ghebaly艺廊提供,照片由Peter Harris Studio拍摄另一个重要的时刻是当我受邀在2020年超级碗表演之时。艺术家就是要去探讨”平台”这个概念及如何通过平台向他人展示作品,这没错吧?但到底该怎样运用这些平台及如何传播你的故事、想法及概念?在超级碗中,我看到失聪人士开始得到认可,但却又在人们的视野中转瞬即逝。所以我想:“没错,让我们大家现在能在全国电视上看到聋人手语是很明智的,但是我们要如何扩展超级碗平台的使用呢?”幸运的是,大约在同一时间,《纽约时报》邀请我写了一篇不限题材的专栏。我告诉他们,我想写关于超级碗经历,而且把对表演的描述写得非常细致。当时我竭尽全力手译歌曲——每年,根据表演者的不同,这些歌曲的翻译方式都是不同的;我穿着Humberto Leon和Carol Lim设计的连衣裙来代表亚裔美国人群体。当专栏出版时,人们的反响出乎意料地好。那一刻,我觉得我不再将自己分开为失聪者与艺术家,而是感受到了二者的融合。《When Grammar Mood》(2020),克里斯汀·孙·金,图片由艺术家及François Ghebaly艺廊提供,照片由Paul Salveson拍摄我的另一个关键时刻,是2019年我的“Deaf Rage”系列作品被选入惠特尼双年展(Whitney Biennial),当时我成为母亲的身份转变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不只为自己去思考声音,也是为了家人。我创作了很多关于“声音减重”(Sound diet)以及其对我孩子意义的艺术作品。现在我正在纽约皇后区艺术博物馆(Queens Museum of Art)创作一幅巨型壁画,并于 3 月开放参观。虽然我已做了十几年的全职画家,但我仍感到日不暇给。比如说,我怎么得到这个?我该如何实现那个?我觉得我作为艺术家,就像是是游戏中的玩家,而我对这个游戏乐在其中。《Why My Hearing Partner Signs》(2019),克里斯汀·孙·金,图片由艺术家及François Ghebaly艺廊提供,照片由Peter Harris Studio拍摄克里斯汀·孙·金由洛杉矶François Ghebaly艺廊及北京空白空间代理。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关于巴塞尔艺术展的详细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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