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从卢梭《民约论》的早期中译本，看近代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

卢梭（Jean Jacque Rousseau）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亦是近代民主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他的《民约论》（Du Contrat Social，今通译《社会契约论》），被公认为树立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经典之作，对欧美乃至中国近代民主思潮的发生、驱动，具有极为重大且持久弥深的影响。如所周知，在清末民初，有两部译作即严译《天演论》与卢梭《民约论》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它们与近代中国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从某种意涵上说，其在知识理论之旅中，所奠下的进化观以及蕴藏的民主、共和、革命的话语理念，在此后并构成了近代中国行进的主旋律。

据现有的资料，中文文献中最早提及卢梭的名字的，是1878 年时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他第一次提到了“乐苏”（卢梭）的名字，称法国百年前有名“华尔得尔”（即伏尔泰）者，“同时有乐苏者，持论亦同”。[1]同年日本高桥二郎以汉文译述改编的《法兰西志》以及1879 年冈本监辅编纂的《万国史记》，都说到“罗苏著书”，当时四方争传，“时有孟的士鸠、屋尔体、卢骚诸大儒，各著书排击政法……欲以抑君威，伸民权”。[2]此后王韬辑撰的《重订法国志略》，便曾采录了《法兰西志》上的文字与内容。1880年代至1990年代初，美国传教士谢卫楼（Davelle Z. Sheffield）所著的《万国通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译、蔡尔康述的《泰西新史揽要》，也相继介绍了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学说及其影响。不过，虽说在这一时期，卢梭的名字及其学说已零星地被介绍进中国，个别的人物，如任职于驻日公使馆的黄遵宪，在1879、1880年间已读到过卢梭的著作，然而，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当时国人对于卢梭及其《民约论》所知甚为有限，尚处于认识懵懂的状态。

有关清末民初以来卢梭《民约论》在中国的传入及其影响，海内外学界已有过不少的研究。20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民约通义》，证实卢梭的《民约论》最初是通过中江笃介（即中江兆民）《民约译解》汉译本而传入中国的，引起了中外学界的广泛注意。如狭间直树所说：“这一版本的存在首先是由岛田虔次氏发现的，推定发行年代为1898年。”[3]之后狭间直树又著文论述了1914年田桐等在日本东京民国社重刊的《共和原理民约论》，及同年上海泰东书局重新复刻中江汉译的《民约论》等。中江兆民在日本有“东方卢梭”之称，在中国近代出现了诸多卢梭《民约论》的中译本，而其中竟有五六种都是中江《民约译解》的翻刻本，可见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

数年前，笔者发现了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年出版的《民约通义》的最初版本。此书今藏苏州大学图书馆，封面题“民约通义”，内封版权页有“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字样，正文首页署名为“法国戎雅屈娄骚著，日本中江笃介译解”。这一新发现的初刊本，提供了与中江《民约译解》相对照的原始文本，有利于我们研究其与中江《民约译解》所作的修改与文本的异同，从而更好地把握其传入中国的初始状况。它不仅可以纠正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并有利于澄清《民约通义》早期版本著录的混淆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几种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厘清大同译书局本、上图本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证明上图本《民约通义》只是大同译书局本的翻印本，比较清晰地知道大同译书局本和上图本的两次修改的具体情况。有关其详，可参看本书后附录的拙作《〈民约通义〉：上海大同译书局初刊本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大同译书局本《民约通义》的新发现，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康梁维新派与卢梭《民约论》之间的关联。之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均未提到或引用过《民约通义》，因此，这一时期康梁维新派的“民权说”与卢梭的《民约论》似乎并没有多少联系，只是在戊戌政变后，他们流亡日本，在1901—1902年间，梁启超才接触、宣传卢梭及其《民约论》学说。然而，《民约通义》1898年由大同译书局刊印出版，这一事实本身便证明了其与康梁维新派的密切关系。它使当时的中国人包括康梁维新派在内的士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民约论》，由此开创了卢梭《民约论》在近代中国早期传播的先河，激起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社会契约观念的向往和追求，这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上述新发现的上海大同译书局《民约通义》，在版本上已十分稀见难得，因其资料弥足珍贵，故此次整理，即以此1898年初刊本为底本，参校他本，加以校点董理。同时，搜罗了包括1882年日本东京佛学塾出版的中江兆民汉译本《民约译解》，上图藏本《民约通义》，以及之后1910年《民报》刊《民约论译解》，1914年东京国民社《共和原理民约论》以及同年上海泰东书局版《民约论》。如此，前后相续，就成为一个相当完整的系列。其中除《民报》刊本较为常见外，东京国民社的《共和原理民约论》，原系在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发现的孤本，经查国内也有少量的存在，如南京图书馆便藏有此本，也是颇为值得珍视的版本。需说明的是，为便于研究对照，现将中汇汉译本《民约译解》放置于上海大同译书局《民约通义》之后。又因上图藏本《民约通义》与之关系密切，亦并附于其后。

早期译作中与日本渠道相关的另一种重要译本，是留日学生杨廷栋据日译本转译的《民约论》。它最初连载于1900—1901年底《译书汇编》第1、2、4、9期上，但仅为前半部分。此后又译出全文，改名为《路索民约论》，1902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该译作第一次完整表述了卢梭《社会契约论》四卷的主要内容，然两者前后译文有所不同，不仅原译名“卢骚”改作“路索”，书中有些重要概念也作了更改，如将原文第二章标题“社会之原起”改为“家族”，原译文“社会”则多改作“群”，“家族社会”亦改为“家族之群”或“家族之制”。故在整理中，依然保留了在《译书汇编》上连载部分的内容，以反映其译作前后不同的变化。

之后，1913年《大同周报》曾刊登兰士译《卢梭民约论》，然仅登载《译序》和目次，后未见刊完。1918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马君武译《足本卢骚民约论》。作为第一部根据法语原著完整翻译的《民约论》，它以法文与英文H.J.Tozer 译本互证，是第一次直接从西文翻译的《民约论》全文本。此书以后曾多次再版，对卢梭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是影响颇大的一个重要文本。将上述译本收集汇聚在一起，可以说包括了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所有《民约论》的译本。这对于研究清末民初以来卢梭《民约论》的传播，无疑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通过比照分析以上多种译本与原著之间的差别，其译作或多或少适应性的修改，我们可以进一步探寻当时思想界对卢梭学说的解读、传播、接受、影响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此后在民国期间还有两种《民约论》的译作，即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徐百齐、丘瑾璋译述的《社约论》，1944年重庆作家书屋出版的卫惠林翻译的《民约论》。此两种译本因时间较晚，也较为易得，故不再收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习见而通行的本子则是1958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何兆武译本《民约论》，1963年由商务印书馆重版，更名为《社会契约论》，已为大家所熟知，就不必赘述了。

本书第二部分为卢梭传纪学说资料汇辑，主要从各种不同的论著、报纸、期刊、文集、日记、奏稿、科考案卷等中，搜集辑录了自1878年郭嵩焘在日记中最早提到“乐苏”其人，至20世纪初期梁启超和革命派等的相关宣传，到1920年代初中国对卢梭及《民约论》的绍介、宣传、接受、流播等相关资料。内容包括早期撰译介绍的卢梭传记资料以及绍介、评论卢梭其人其书，探讨其思想学说的时评、论文之类。其中既有当时读书人日记中有关阅读卢梭论著的记载，也包括一些书院、学堂及科举考试中涉及卢梭的试题及考生答卷等，以及一些诗文、小说、戏曲中反映的相关内容，乃至官府或教育大臣讥嘲、抨击卢梭学说等反面的言论，以较丰富、立体地展现当时社会各阶层对其不同的态度与反应，更全面地反映它在当时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接受和传播状况。

在资料收集上，原则上详于早期文献的搜罗，稍晚的则辑取其有代表性的言论，大体上按时间先后加以编排，以反映其传播的历史进程和后续影响。其中有些已属珍稀资料，如《广益丛报》1903年第4号刊登的安寿生《读〈万法精理〉〈民约论〉书后》，虽说仅为短短的半篇，但却是迄今未曾有人引用过的早期文献。诸如此类，不烦一一列举。

在此次整理中，按现在通行的出版要求作了分段、标点。对原文中的一些错字、衍字和倒误作了校改，并参考相关的日文原著作了校订，或据文意加以改正。如中江兆民《民约译解》汉译本出版时，后面附有勘误表，便据之首先作了改正。凡校改之处，误字加（　）号标识，将改正之字置于其后，并以〔　〕标示。至于有些明显的错漏衍脱，则径为改正，此下不出校注。

书后还包括以下两个附录：（1）《民约论》著录及广告，包括以往书目文献、日记中的记载，以及至1940年代末报刊上刊登的有关《民约论》的出版广告等，以更好地反映其在中国近代知识界，乃至一般民众间的流播状况。还收录了日本幸德传次郎（即幸德秋水）著、黄以任译的《中江笃介传》。这是关于最早的汉译本《民约译解》作者中江兆民的传纪，1903年上海明权社出版发行，现已是稀缺的版本，故一并收入。（2）拙作长文《〈民约通义〉：上海大同译书局初刊本的新发现及其意义》。文中论述了上海大同译书局初刊本的发现，及其与早期几种译本的相互关系和几次修改的情况，有助于读者厘清版本源流，认知其价值与意义。

虽说资料的汇辑整理，并非学术论著可比，在现有的学术考评体系中也不受待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不过就我本人而言，倒十分乐意做这样一项工作，且甘之如饴。因为我始终认为，文献资料整理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尤其是突破性的新资料的发现，更会给人以意外之喜，深化并推进学术的创新与发展。希望此书的整理出版，能为卢梭《民约论》的研究起到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得到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给予的资料便利与热忱服务，在此谨表诚挚的感谢。

大儒革命家卢骚像

（1901年出洋学生编辑所译《革命前法朗西二世纪事》）

卢骚铜像（在瑞西）

（《大中华》1916年第2卷）

1898年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封面

1882年日本东京佛学塾本版权页

上海图书馆藏铅印本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