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宋诘古：史□父簋盖浅谈 | 纽约亚洲艺术周

在中国艺术品收藏当中，要论极致大宗，莫过于帝王的皇家收藏。今见之古物，但凡出自皇家旧藏者，必定是备受珍视，价值无量。今季纽约苏富比「艺萃流芳：吴权博士藏珍」专场（2022年3月22日）中所呈的一件青铜簋盖（编号1），颇有研究意趣，其有可能为北宋宫廷之旧藏、宋徽宗之遗珍。

本次专场中的簋盖与《宣和博古图录》中所录的一件器盖极为相似（卷17，页25至26）。《宣和博古图录》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皇家金石收藏图录的鼻祖，由宋徽宗敕撰，收录了当时北宋皇室在宣和殿所珍藏的大量青铜器，是中国金石学上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旷世巨作。

本器若确为《宣和博古图录》所著之器，其价值将不可估量：

本品簋盖无论从形制还是铭文均与《宣和博古图录》中的器盖（书中旧名「史张父敦盖」）极为相近。以下为《宣和博古图录》中刻版印刷与本器实物照片及拓片的对比。

（左）铭文刻版，《宣和博古图录》，泊如斋版

（中）本器铭文

（右）本器铭文拓片 

存世青铜器若想确定为《宣和博古图录》中所载之器绝非易事。盖因此书年代久远，此类早期书籍多有不甚严谨之处。更为关键的是此书宋代原版今已不可见，目前所见者均为后世刻版，其对于器物、铭文的记载及图示与实物常有些许误差，此早已被学术界所公认。有时同一器物在不同的版本当中亦可见到不小的差异。此文将通过一些示例，尝试构架出一个合理的误差范围，从而为本簋盖或为《宣和博古图录》中所载之器的可能性提供一些参考。

以下为不同版本的《宣和博古图录》中史张父敦盖之铭文对比。通过对比，可见不同版本中的铭文在细节上都有明显差别，因其均为刻版印刷而并非实物拓片。

（左一）泊如斋版，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

（左二）于道南版，明崇祯丙子年（1636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剑桥，麻省

（右二）亦政堂版，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

（右一）四库全书版，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另见《宣和博古图录》中所著录的周节鼎（卷3，页15）。以下两个版本中对于该器器铭的记录更是大相径庭。

（左）泊如斋版

（右）亦政堂版

《宣和博古图录》中著录的小臣夌鼎（卷2，页14），同铭拓本可见于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卷3，页17），近时多认为同器。通过对比实物铭文拓本及《宣和博古图录》中的铭文刻版，我们不难发现后者并非是实物铭文的完全复制，其中多个铭字在细节上可见明显差别，并且刻版当中还多出了一个「赐」字。

拓本，《小校经阁金文拓本》

铭文刻版，《宣和博古图录》，泊如斋版

目前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已知存世北宋宫廷旧藏、并著录于《宣和博古图录》（卷1，页26）的青铜器为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成父癸鼎。此鼎曾见于重要展览《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1996年，页221，图版96。展览图录中，学者屈志仁在介绍此鼎时曾表示《宣和博古图录》（亦政堂版）所录器物的纹饰与实物常常存在一些细小差别（页220）。除纹饰上的差别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此鼎于《宣和博古图录》中所记的口径亦有误差，经过换算可知其比实物口径（16.5公分）小了约10%左右。

（左）成父癸鼎照片，《Possessing the Past》

（右）成父癸鼎线描图，《宣和博古图录》，亦政堂版

成父癸鼎铭文及记录，《宣和博古图录》，亦政堂版

另可参考一尊例（父癸尊），同录于《宣和博古图录》（卷6，页5）及《宁寿鉴古》（卷3，页20）。《宁寿鉴古》，「西清四鉴」之一，清乾隆帝敕撰，梁诗正、王杰等奉命编着，收录乾隆御藏宁寿宫之吉金。同器录于两书之中，其器形、纹饰及铭文细节处明显可见些许差异。另外，对比两书所录之器的重量，其数值在统一度量后亦相差了约35%左右。

父癸尊，《宣和博古图录》，泊如斋版

父癸尊，《宁寿鉴古》

除《宣和博古图录》之外，其他同时期金石著作当中也不乏差误之处。上海博物馆藏之厚趠方鼎，曾展于《吉金鉴古》，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芝加哥，2018，编号58。此鼎录于宋代的《续考古图》（卷4，页26），但书中的线描图明显错录。汪涛博士于展览图录中记「众所周知此书存在一些错误，此图或为错配，亦或作者在未见实物的情况下凭想象所绘」（前述出处，2018年，页97）。

厚趠方鼎照片及铭文拓本，《吉金鉴古》

厚趠方鼎，《续考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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