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很多人仍不理解反犹主义？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犹太人只占美国人口的2%和世界人口的0.2%。这意味着仅仅是要找到他们就需要很大的努力。但每一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犹太人都是反宗教仇恨犯罪的头号目标。

反犹分子有很多特征，但他们并不懒惰。他们受到了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致命的阴谋论的鼓动。

2022年1月15日在德克萨斯州，又一个反犹分子找到了他的目标。根据最新的新闻报道所言，马利克·费萨尔·阿克拉姆（Malik Faisal Akram）于12月底从英国横跨大洋飞往美国以完成他的任务。1月15日，他将位于科利维尔（Colleyville）的贝斯以色列公理会教堂（Congregation Beth Israel）的会众挟持为人质，历时超过11个小时。

事件落幕后，阿克拉姆死了，他的人质还活着。该教堂的拉比利用自身在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和其他社区组织接受过的安全培训，设计了一个分散注意力的方法，帮助人质逃脱。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件事是，许多拉比需要并确实接受了安全培训。

把犹太人说成某种抽象象征总是让人不舒服，尤其是在教堂的弹孔还如此崭新的情况下。但可悲的是，德克萨斯州的这批教众之所以受到攻击正是源于此：因为犹太人在太多人的想象中扮演着邪恶的象征角色，而这个角色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毫无相关之处。

在阿克拉姆掏枪指向会众后，他要求与纽约中央会堂的拉比谈话，他声称后者可以授权释放阿菲亚·西迪基（Aafia Siddiqui），一名正因谋杀未遂在沃斯堡（Fort Worth）某间位于贝斯以色列教堂附近的监狱服刑的巴基斯坦妇女。

显然，监狱系统并不是这样运作的。“这个人发自内心地认为犹太人控制了全世界，”贝斯以色列教堂的拉比查理·塞特隆-沃克（Charlie Cytron-Walker）告诉《前进周刊》（The Forward），“他认为自己可以进入一间犹太教堂，然后我们会和‘美国的首席拉比’通电话，他就能得到他需要的东西。”

我碰巧认识安吉拉·布赫达尔（Angela Buchdahl），也就是纽约那座犹太教堂的拉比，我认为她会成为一位优秀的“美国首席拉比”，但是这样的职位并不存在。众所周知，犹太人是一群主张强烈的家伙，他们很少能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更不用说统一推选出一位宗教领袖了。他们并不整天蜷缩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策划征服世界，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不会躲在房间后面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一起玩光明节陀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也不会在这间屋子里偷偷吃掉最后一块犹太薯饼（译者注：三人依次为美国前白宫顾问、语言学家、金融大鳄，均为犹太人）。

认为这样一个规模极小、难以管理的少数群体秘密控制着世界的想法十分滑稽，这可能就是为何这么多有责任感的人仍然不认真对待反犹太阴谋论，甚至不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

德克萨斯州危机发生后不久，联邦调查局（FBI）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称袭击者“对一个问题抱有特别的关注，此事与犹太社群没有特定的关联”。当然，枪手从不是为了恐吓摩门教徒而长途跋涉数千英里。他找到一间犹太教堂，因为自己遇上的不平之事而将其中的人们扣为人质，坚信只有犹太人能解决这些事。这是针对犹太人的恶行，我们有一个专门形容它的词。

联邦调查局后来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们改而指出这是针对犹太社群的恐怖主义相关事件），但这件事反映了人们对反犹太主义的普遍无知，就算是善意的人们也是如此。

与其他许多偏见不同，反犹太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偏见，更是一种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阴谋论。正是这种糊涂的观点让这名身为穆斯林的德克萨斯枪手与2018年在匹兹堡生命之树犹太教堂行凶的枪手“联合”了起来，尽管后者是一位试图阻止穆斯林流入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黑人仇恨传教士路易斯·法拉堪（Louis Farrakhan）和前三K党大巫师大卫·杜克（David Duke）都抱有这种世界观。自诩为匈牙利基督教保守派领袖的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和伊朗伊斯兰神权政治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也表达了这种政治倾向。

对于犹太统治的狂热幻想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可塑性，这使得它极具吸引力。假如犹太人要对人们察觉到的每一个问题负责，那么政治理念完全相反的人也可以同时采用这种理论。而且，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将世界上的弊病归咎于世界上的犹太人，每当阴谋论者为他们自身的悲惨遭遇寻找替罪羊，总会不可避免地发现，压迫着他们的无形之手属于一个看不见的犹太人。

与此同时，由于这种反犹太偏见的表达方式与其他形式的偏见截然不同，许多人并未注意到这种偏见。就像在德克萨斯州，执法人员对它视而不见。社交媒体公司对它视而不见。反种族主义活动家认为种族主义是有权势者的偏见，因而无法理解反犹太主义，因为反犹太主义将其所针对的犹太人建构成了特权阶级和有权势者。还有那些更注重将问题归咎于对手的政客，他们把时间花在分析反犹主义者的个体身份上，而不去反驳那些煽动他们的思想。

简而言之，尽管如今有许多人说他们反对反犹太主义，但他们并不理解自己反对之物的本质。而这也是反犹太主义存在的原因之一。

事实证明，这种无知的现状对犹太人来说是致命的，仅此一点就理应让我们的社会认真对待它。但这种现状对非犹太人来说也有灾难性的后果：那些拥抱阴谋论来解释自身问题的人因此失去了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言：

就以这次的德克萨斯州为例，看看发生了什么吧。一名反犹太主义枪手挟持了一座犹太教堂的会众作为人质，错误地希望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释放一名联邦囚犯。这名囚犯本人被判处86年监禁，此前她试图在审判中解雇自己的犹太律师，还要求将犹太人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并宣称她的有罪判决“来自以色列，而不是美国”。一个又一个充满仇恨的人被他们自己的错觉摧毁了。这种削弱自身的错觉会在外界产生反响。

“反犹太主义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仇恨犯罪，”民权活动家埃里克·沃德（Eric Ward）曾告诉我，“它扭曲了我们对真实世界如何运作的理解。它把我们孤立起来，使我们远离自己的社群、远离我们的邻居、远离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它会杀人，但也会杀死我们的社会。”

米德和沃德都不是犹太人。前者是著名的白人历史学家，也是一名美国南方牧师的儿子；后者是反对白人民族主义的黑人活动家。然而，尽管两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反对反犹太偏见的斗争中，并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威胁到了民主本身。

“反犹太主义不仅仅是针对犹太社群的偏狭之见，”沃德解释道，“它实际上是在利用对犹太社群的偏见来解构民主实践，它做到这一点的具体方式是把民主定义为一种阴谋，而非赋予权力的工具或政府治理的功能性工具。”换句话说，人们越是接受反犹太主义及其对世界的理解，就越会对民主失去信心。

许多历史案例的研究证明，反犹太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削弱了它的拥护者：纳粹鄙弃科学进步，仅仅因为它们是被犹太人发现的，最终战败于世；许多欧洲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驱逐犹太人，因而发展滞缓。

“反犹太主义的兴起是普遍的社会和文化失败的标志，”米德写道，“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标志着人们正在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失去信心，也标志着人们理解现代世界并在其中繁荣蓬发的能力正在减弱。”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次对犹太教堂的袭击不仅仅是一个计入仇恨犯罪的统计数字。它也是一个警告。一个德克萨斯州疯子的思维模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可能十分陌生。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一种方法来对抗正威胁着要主导我们社会的阴谋论潮流，有朝一日可能会发现，自己成为了激励这个疯子的思想的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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