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节奏的性爱令人长寿？

一千多年以来，日本皇室及皇室御医们一直保存着一份东方医学的珍藏：完整的30卷《医心方》，也就是“医学处方之核心”。这份全书参酌汇编了印度、中国、朝鲜和其他地区的医学典籍，不过这其中有许多典籍的原本已经佚失或被毁。2012年，我得以在东京皇居的宫内厅书陵部里查阅这些珍贵的卷籍。

我高兴地发现这部古籍涉及的医学探讨完整而全面：我不仅找到了有关本草医方、食补、养生的论述，还在第二十八卷中发现了化生、蓄养“精气”（生命力）的说明，而其重点在于性能量。这些处方起源于至少两千年前的东亚，它们的观点几乎与西方完全相反，要求在不损失精液的情况下达到高潮。

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10世纪的平安时期，那是日本诗歌和文学的黄金时代。诗人清少纳言（约966—约1025年）著有《枕草子》，而宫廷女房紫式部（约978—约1014年）则写出了世界上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源氏物语》，小说讲述了一位皇子波澜起伏的浪漫人生。这两部著作以及更多的作品都揭示了日本古代普遍以自然的态度看待性关系。

这种自然的态度也存在于中国古代，从湖南省马王堆的发掘成果中即可窥见一斑：这些墓葬的出土文物中包括了公元前200年左右时探讨“爱之技艺”的文本。这些文本中有一首名为《合阴阳》的诗，可能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份性爱指南。这些作品中充斥着丰富多彩的隐喻，描述了如何通过从容不迫和小心谨慎的方式获得性交的愉悦。这种方式的重点在于非常缓慢、温和的动作，第一步是要爱抚身体内神秘的“能量经脉”。

《医心方》由丹波康赖于984年撰写而成，对于该书而言，中日两地的这种性观念是多么完美的背景啊。正是在丹波的杰作的第二十八卷中，这一传统的中国叙事得以经由三位女性传授揭晓，据说这三位女性曾向传说中的黄帝提供延年益寿的方法。

2018年，我有幸与日本现代医学机构的主要成员一起再次阅览这些卷轴，彼时我已经能够替我的医学界同事们指出这三名女性名字上突出的红色标记。我把其中一位的名字翻译成“本初之女”（素女），可以理解成中国的夏娃，她念出了最古老的性诗之一，约作于公元前200年（译者注：此处原文为“公元200年”，应为作者笔误）：

诗中的每一行都可以被理解为单独的亲密行为，也可以被理解成与不同伴侣的亲密行为，有多个妻子和配偶的君王便会是后面一种情况。在这版翻译中，我试图再现原文四言句的节奏。每一句及其接应句各包含四个汉字，每个汉字的发音为一个音节，两句共有八个音节。

更久远的马王堆出土的诗歌《合阴阳》也是同种类型的格律诗，但是是三言诗而非四言诗。在书写载体的材料稀缺、僧侣和诗人们不得不背下长篇文本的情况下，节奏韵律的重复在佛经和诗歌等文本的传播中非常重要。10世纪时也是如此。《医心方》的卷子本用少见的纸张写就，材质十分脆弱，现在已成为国宝，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译者注：东京博物馆所藏《医心方》为现存所有抄本中年代最古的“半井家本”，本文作者所参阅的宫内厅书陵部本是1854年江户医学馆据该底本影抄的版本）。

当然，这首诗和其他许多有关房中术的中国古诗一样，需要从隐喻的层面来阐释。诸如“通于神明”（永生不朽）这样的词汇和它在西方宗教中使用时所表达的含义并不相同。这首诗的目的是在通常意义上鼓励人们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这首诗还传达了更深刻的真理：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这正是现代科学利用基因和疾病之间的联系所发现的事实。大多数基因是大多数疾病产生的原因之一。一些使用基因组测序的现代科学家甚至提出了全基因理论（omnigenic theory），该理论认为所有基因都以某种方式在健康和疾病状态中起了作用。反过来也是如此。基因表达也受表观遗传状态的控制——外部环境会对基因做出调节。我们没有“自私”的基因。自私或是善良的品质来自我们完整的、整合成一体的自我，而并非源于DNA这样的生物分子。即使是当今的科学家也用隐喻来表达他们的意思。

《医心方》的卷子本均以文言文书写，翻译成现代日语需要很高的技巧。槇佐知子（Sachiko Maki）便以此为毕生之业，她花了40多年的时间，译出了34卷的完整现代日语译本。草药疗法公司津村汉方（TSUMURA）向牛津大学赠送了一份礼物，使牛津成为了如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不仅拥有佐知子的译本，而且还拥有完整的手抄卷子本复制品的大学之一。

《医心方》的现代日语译本十分重要。该书几乎没有多少部分被译成过英语。日语译本揭示，丹波在选择要保留哪些中国古代文献时，受到了佛教的深远影响。所有涉及动物制品和可能有毒的金属的内容都被排除在编撰对象外。书中所有的医方均为草药方、食补方，或是房中术。

事实上，长期以来，这些医疗处方在翻译时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隐喻之难解：它们在性的表述上极为直白，可它们最早的翻译者却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具有维多利亚时代之（克制内敛）情感的欧洲人。实际上，荷兰的汉学家、外交官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甚至在1961年把它们翻译成了拉丁文，以限制人们接触这些文本以及它们所附带的明朝时期的情色插图，只供学术界的学者阅览——如果图书馆不同意这一要求的话，高罗佩就拒绝向该馆提供译本。

作为现代系统生物学及其生物体多层次观点的先驱，我在初读时立刻对这一传统的亚洲观点表达了赞同：即人体的各个部分不应被孤立地看待，而应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交流系统。丹波清晰地记下了这种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在医师间代代传承、不曾断绝，可以从他本人一直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

2016年，在一次与牛津大学学者相聚的新年早午餐会上，我开始与企业家莱斯莉·肯尼（Leslie Kenny）讨论《医心方》，特别是它的第二十八卷。

肯尼当时正与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卡特亚·西蒙（Katja Simon）和盖达·阿尔萨雷（Ghada Alsaleh）合作，研究一种叫做亚精胺（spermidine）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最初是在精液中发现的，因此得名。

不同寻常的是，她曾经有过在中国作为性学家活动的经历，并且很熟悉古代道教关于性唤起、性行为及其健康益处的做法和信仰。她还知道牛津大学的研究表明，亚精胺引发了细胞自噬（autophagy），这是人体对细胞进行更新、循环的内置能力，是生命——尤其是年轻的生命——本身的基础。细胞自噬重要至极，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正是因发现自噬的作用机制而在2016年被授予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肯尼问，是否是因为这一点，古代文本才会建议男性性唤起但不射精，这样他们就能够重新吸收自己的亚精胺，从而从细胞自噬的增加和由此产生的有益生物效应中受益。我对此同样好奇：重新吸收精子对男性健康会有什么可能的好处呢？

为了验证我们的理论，我们需要对衰老进行定义，然后证明第二十八卷的教程能够中止衰老。

2013年，生物学顶级期刊《细胞》（Cell）刊登了一项科学研究，成了在这个话题上最常被引用的文章。西班牙生物化学家卡洛斯·洛佩斯-奥廷（Carlos López-Otín）和他位于马德里、科隆、伦敦和巴黎的同事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衰老的九个标志，并提出阻止衰老过程是有可能的。洛佩斯-奥廷表示，人们或许能够阻止衰老本身，而非仅仅治疗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症和癌症等衰老性疾病的病症。

他提到可能起作用的物质之一是亚精胺。由于亚精胺触发了细胞自噬，它能够预防上述的许多衰老特征。但是亚精胺的作用不止于此，它还保护了线粒体DNA。

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来源。美国生物学家琳·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首先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她认为线粒体曾经是独立的微生物，通过共生过程与其他细胞结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复杂有机体。最近，许多的新研究表明，亚精胺可以防止线粒体老化。如果亚精胺可以预防我们的线粒体发生功能障碍，而线粒体是细胞能量的基础，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测，它或许也能帮助人类实现长寿。

保护线粒体只是个开始。科学家们近来发现，亚精胺可以预防另外四个衰老的负面特征：损害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变化、蛋白质维持受损、干细胞生成受损，以及细胞间通讯中断。最新研究表明，它还有可能抑制细胞衰老。

事实上，仅有的另一种被发现可以阻止六种负面标志的化合物是一种叫做雷帕霉素（rapamycin）的药物，它是在复活节岛（又名雷帕努伊岛[Rapa Nui]）上发现的某种细菌的产物，不幸的是雷帕霉素会引发免疫抑制。亚精胺则没有已知的副作用。

在剩下的三种衰老标志中，有一个是端粒侵蚀；端粒是保护染色体末端免受损伤的末梢片段。端粒本身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性爱延寿秘方”的保护呢？

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是另一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也是一名荣誉退休教授，曾在加州索尔克生物科学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工作。她发现了端粒的作用，以及一种叫做端粒酶的酶，后者可以延长端粒的长度，从而延长寿命。她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健康心理学家伊丽莎·艾波（Elissa Epel）合著的《端粒效应》（The Telomere Effect，2017）一书表明，冥想可以使身体产生更多的端粒酶，从而延年益寿。

其他证据表明，在怀孕期间受到压力的母亲生下的孩子体内端粒更短。艾波和她的同事们在2017年做了一项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性生活和谐的夫妇也拥有更长的端粒，不过，研究小组无法解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他们提出的唯一的可能性是性爱会释放催产素，而选择母乳喂养的母亲和她们的婴儿所释放的荷尔蒙与其类似。

（pubmed.ncbi.nlm.nih.gov/28411413/）

肯尼想知道，《医心方》中所说的两个恋人之间心跳、呼吸和凝视的同步是否即是其作用机制。的确，对照组中那些自称婚姻幸福但最近没有性生活的夫妇并未享受到端粒酶带来的益处。不管生成端粒酶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很明显的是，恋人们需要有意识地亲密缠绵、结为一体，才能延长寿命。

但如果亚精胺和端粒酶可以共同阻止几乎所有的衰老标志，那么在翻译过来的卷子本中还有些其他的延寿处方，它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特别是，道教对于人类唾液有着古怪的痴迷，这也十分吸引我。事实上，古代的道家信徒甚至会举行将唾液盛在杯中交换的仪式，以此增进健康。

作为一名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查尔斯·达尔文的成果，将它与当前的科学发现协调一致，并确保达尔文的遗产和意图正确地传达给了后世的科学家。达尔文是一个慢吞吞但思维缜密的人。他把许多研究过程整合到自己关于进化论的著作《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和其他数本书中。与今天许多进化生物学家的想法相反，达尔文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必须与自己的生殖细胞——精子和卵子——进行通信。我本人最近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现代科学已经发现了这种通信中涉及的微小成分；如今，我们将它们称为细胞外囊泡或外泌体（exosome）。

我们还知道唾液中含有外泌体。外泌体最初发现于1983年，当时科学家们认为它是细胞外的垃圾，于是将其弃之一旁。然而，在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实验之后（特别是对干细胞的实验），人们发现，显然，干细胞疗法在有外泌体配合时效果更佳。如果我们将这些实验向前再推一步，似乎会发现外泌体其实比干细胞本身更有价值。这些外泌体已被证明能与生殖细胞进行通信。

我想知道，《医心方》第二十八卷中的延寿良方是否意味着身体的经脉或者说“能量通道”（这是传统东方医学的基础）被爱侣彼此交缠时的温柔触摸激活了呢？如果接吻时交换的唾液中所含的外泌体沿这些经脉行进，它们可能会成为血液中无处不在的微小干细胞的指示标，告诉后者去哪里修复组织，但这样也会改变细胞受体本身。神秘的经脉有没有可能是外泌体的某种功能呢？

有没有可能，古代的道家信徒不仅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激活亚精胺和端粒酶的生成来阻止时间的流逝，并且，交换外泌体、激活能量充沛的经脉通道也足以令黄帝重返青春呢？

我觉得有可能。作为一名医学科学家，我一直对大自然“自创药典”的能力着迷，我还知道，人体自身的“体内药房”也通过不断地感知和评估其内、外部状态，努力保持平衡或内稳态来做到这一点。植物经过数亿年的进化，无疑创造出了有实际效用的化学物组合，有时候它们对吃下这些植物的生物体有益处，有时候这些化学混合物有毒，则会对生物体造成伤害。草药疗法正是利用了植物在数百万年间实现的这种成功进化。

我怀疑细胞外囊泡在身体各个部分之间的通信交换可能也与这些古代中国卷籍中频繁提及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有关，因为卷籍中对前戏的强调着眼于非常缓慢、温和的动作，第一步是要爱抚身体内神秘的能量经脉。顺便说一句，这些经脉不应该与西医所熟悉的通道、神经和血管相混淆。我的猜测是，爱抚和按摩可能会触发身体内许多区域的囊泡释放。这是否呼应了经脉的概念呢？许多科学家对中医学里的这个概念不予理会，然而，并非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轻易地看见，我们已经从现代粒子物理学中明白了这一点。

爱侣之间的呼吸、凝视和心跳在前戏中达成同步，直到真正的性交发生，但到了性交时，完成性行为对男性而言是有害的。《素女经》建议，在性交时，十次里只应射精三次，而且只在女方想要怀孕生育时才应如此（译者注：此处《医心方》原文在同一段里先后引用了《素女经》及《洞玄子》，本文作者所引实为《洞玄子》的内容，原文为“十分之中，只得泄二三矣”）。为了其他任何用途付出男性的宝贵体液——在这个情况下也就是精液——将被视为虚耗男人的身体，致使它过早老化。女人和她的“阴”之能量能通过达到高潮而大大增强，但男人则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高潮，因为他的“阳”之能量会被抢走。

这个部分重要至极，故而医师们给出了详细的指导，告诉男人们如何在达到高潮的同时避免射精。一旦男人掌握了这种提高生活质量的技巧，他就能像女人一样达到多重性高潮，享受长久而健康的人生。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国马王堆遗址出土的、于2200年前的贵族墓葬中发现的文献中，这种强调尤为明显。非同凡响的《合阴阳》一诗是在一卷竹简上发现的。诗中的隐喻不同于《医心方》中素女所念的诗歌，但是它们所传达的信息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培养床笫之上的温和技艺是长寿的秘诀。因此，丹波著作的第二十八卷准确地描绘了古代中国的文化：

这种古老的知识被日本人保存下来是有道理的。和王朝更迭时文献经常佚失或烧毁的中国不同，日本皇室的血脉延续了一千多年。这可能也是性方面露骨的文本始终受到高度重视的原因。编撰于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的《万叶集》中保存了大约4500首诗，其中许多是女性所写、公开表达性渴望的作品。平安时代（794—1185年）延续了这一传统，诸如小野小町和和泉式部等女性和歌歌人再次活跃起来，而浮世的传统（意思是“漂浮不定的尘世”或是及时行乐的态度）则一直延续到19世纪。

相比之下，中国在12世纪转向强硬的新儒家伦理之后变得过分拘谨、谈性色变。事实上，1903年，第一个在日本重新发现《医心方》卷籍（特别是其第二十八卷）的中国学者叶德辉遭到了他的中国文人同行的谴责。此外，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所作的《中国哲学史》尽管在其他方面均详尽而权威，但对道家涉及性关系的思想则只字未提，因而格外醒目。在提及“爱”时，他使用的是中性字“仁”，意思是子女对父母的慈孝。

丹波康赖所作的有千年历史的《医心方》已经是日本国宝了。它应当成为世界的宝物，或者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来命名的话，它应当被归为珍贵的“世界记忆”（译者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发起了名为“世界记忆计划”的项目，并设立“世界记忆名录”，旨在保存人类记录的文件档案遗产）。随着这个世界慢慢从过去两年的新冠大流行及其对亲密关系的灾难性影响中走出来，我们将需要重新发现亲密的个人关系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需要重振生活的意志，正是这种意志带来了《医心方》中的延寿处方。这之后，我们就可以真正地唱出中世纪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情诗——12世纪奥克语行吟诗人阿尔诺·达尼埃尔（Arnaut Daniel）的六节诗：

正如20世纪法国汉学家马塞尔·格拉内（Marcel Granet）所说，性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比对我们而言神圣得多”。对我们来说，性也可以再次变得如此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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