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我”和母亲

去年有两部华语电影在影坛引起广泛关注——《瀑布》与《美国女孩》，两部影片不约而同的关注疫情、母女关系、身体疾病、坠落的中产阶级，导致了一次题材“撞车”。

在疫情焦灼的当下，看这两部以疫情为背景的影片，每一个观众恐怕都有切肤之感。当然，再相似的选题，不同的创作者视角也会带来不一样的侧重与情感关注。作为影片的重中之重，两部影片中的「母女关系」，就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

   疫情之水   

《瀑布》改编自导演钟孟宏友人的真实经历，讲述在单身母亲罗品文和女儿小静一起生活在公寓内，然而疫情来临后公司要求员工降薪、女儿班上也查出确诊同学...种种压力致使品文丢掉了工作，而她和女儿的生活也因房贷、精神分裂等问题摇摇欲坠了起来。

和前作《阳光普照》中借由“阳光”去描述父子关系类似，该片中借由“瀑布”去指代疫情对家庭的冲击，对母女关系进行探讨。瀑布是窗外蓝色的巨布、是母亲思文耳边的嘈杂声、在疫情的瀑布之下，每个家庭都不可幸免被现实洪流裹挟着，沉浮、前进。

围绕品文与小静这对母女，剧情前后进行了转换。在前半段的剧情中导演试图营造一种悬疑的色彩，叛逆的女儿、压抑的蓝色，一切都让人难以喘气。而以品文臆想中大雨为转折点故事进行了反转，生病的人从女儿变成了母亲，母女身份在此刻进行对调。女儿小静转化成照顾者的身份，以水一般的东方内敛温柔包容着母亲。她开始联系中间公司卖掉房屋、邀请同学给家里增添生气,从开篇女儿封闭房间不愿交流，到最后告诉母亲“有什么事要打给我哦”，小静和母亲关系从泛起涟漪到重归平静。

片末，山间洪流的剧情似乎是对品文生活能否重归平静的最后一次考验，而最终小静被救起，品文也开始了新工作，母女相互扶持着，在阳光下迎接新生。

   青春冲撞   

而《美国女孩》的故事背景为非典期间，主要围绕即将步入青春期的少女展开，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从美国重新回到台北），大女儿芳仪和母亲莉莉不断争执。女儿厌恶母亲面对癌症的无能为力，而母亲则因为女儿的叛逆心力憔悴。

比起《瀑布》，《美国女孩》是对家庭争执场景细腻而有真实的再现，聚焦逆文化的冲突，借由姐妹二人英语交流、爱吃汉堡而非中餐和为了进入学校就读建成短发等图景展现，体现少女在陌生环境与青春期加持下的不适、躁动、冲撞、探寻自我认同。而最终以妹妹被隔离为转折点，在父亲的巴掌和母亲的眼泪中，一夜之间忽然成长。

美国梦的破碎与对母亲的迁怒是对女儿芳仪对母亲憎恨的缘由。她恨每天在家里抱怨病情的母亲、恨自己回不了美国、恨严苛而又不熟悉的台湾的教育环境。而她将这些全都怪罪到母亲身上，以伤害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在演讲稿中她写到：“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成为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因为她的恐惧会成为我的恐惧，而她的软弱会使我软弱。”然而爱与恨是一体两面，她恨母亲总是说自己会死，其实是出于对母亲的死亡、现实不顺的逃避，也暗示她对母亲的爱之深切。

电影是对时代的融合与缩影，翻盖手机、父亲往返大陆间去打工、非典、网吧里周杰伦的歌，对台湾真实家庭进行细腻的刻画。

   母亲、母亲   

母与女是最直接亲密的血缘关系，有着直观的传承。《瀑布》中，借由母女身份的倒错，拉近了母亲品文和女儿小静的距离。小静变成了照顾者，在18岁懵懵懂懂的人生之潮中跌跌撞撞前行，体现的是一种东方式的温柔内敛。

而在《美国女孩》中，通过讲述文化冲突和青春期的冲撞——芳仪一直追寻象征自由的白马，却无法套上马鞍；而学校环境的不适使得她只能将郁闷通过与母亲的争执宣泄出，也是一种西方式的宣泄和外放。同时，美国女孩是芳仪也是母亲莉莉，母女之间达成一种镜像的重合。重新回归台北后莉莉也重新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每天承担着为家人洗衣做饭的职责，莉莉的美国生活也因患上乳腺癌而破灭。

疫情是情绪的放大镜，密不透风的狭小空间、被迫面对面的两个人，问题无法再被逃避，争执也无可避免。将人物的活动范围缩小到具体的”家“中，借由对家庭内核心成员的关系描写，对每个人进行重新关注。而通过最直接的母女之间的情感纠葛，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彼此情感的联系、以及与世界的联系。

借由影片《春潮》中的一句话：“你与你母亲的关系，决定了你与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