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融“西”继“绝”》——从乾嘉经学视角看近代科学知识转型

通经致用的考虑：乾嘉学者对四行说“实理”的接纳*

尽管从现代天文学理论来看，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彗星的知识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影响明末以至清中期士人对这一知识的接纳。[1]由于切实治经的需要，与之相关的训诂、天文、历算、舆地等专门之学也被广泛研究。治经之最终目的，是为了“通经致用”。桂馥（1736—1805）即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2]实际上，被纳入天算专门之学的四行说，其致用性尤为明显。明末耶稣会士们翻译的相关著作，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了四行说的致用或实用性，以吸引中国士人的关注。利玛窦《四元行论》在谈及认识火元素性质的实用之处时，就提到火“点彗星属而设百象，于智者占卜将来凶岁灾祸而免之也”。[3]一般说来，耶稣会士是极力反对星占学的，认为这是迷信[4]，但这里的“占卜” 只是借用了中国传统的星占学话语，其蕴含的是根据四行说理论进行的有逻辑的推论。这在熊三拔述旨、徐光启演说的《泰西水法·水法或问》中，有进一步的说明：

紧接下来的一条问答，则以田家是否“有术知一时晴雨”为问，而答之以“无关数术，殆四行之实理也”。[6]由四行说的“实理”，而使“智者”或“居人上者”预知凶灾，进而“广储粟谷、阜通财货”备灾。因此，这里的“实理”是一种揭示事物之间相互关系而且是信而有征的道理。李明彻推测彗星出现后将会有旱灾，并劝阮元增加粮食供应备旱，其思路正与之相一致。只是“四行”之名被换成了“五行”，而仍使用“四行之实理”。

另一方面，阮元主编《畴人传》时，表明步算和占候是两家，在为“畴 人”作传时专取“步算一家”，而“以妖星、晕珥、云气、虹霓占验吉凶，及太一、壬遁、卦气、风角之流涉于内学者，一概不收”。[7]然而，纯粹学术是一事，通经而致实用又是另一事。道光六年彗星见，依照传统星占理论多为战争前兆，广东又为当时边防外交重地，身为封疆大吏的阮元不能置之不理。[8]既然李明彻有“实理”作为支撑，而且旱灾也凑巧被应验，阮元乐于致用，顺理成章。至于并未采纳李氏的备旱措施而改用其他，则是另一问题，牵涉到官员迁任、上报等制度。

同一时期的主流汉学家，对李明彻所本的《前集》给出了相当正面的评价:

很明显，四库馆臣所提到的推究各种自然现象的“所以然”“实征”等，与熊三拔、徐光启所称的四行说的“实理”实际上是一致的。然而，高一志的《空际格致》在四行说原理和解释上，都要比李明彻所习所本的《天经或问》要系统、自洽，但并没有被收入《四库全书》，只列入“杂家类·杂学之属”存目，而且得到了四库馆臣的负面评价:

四库馆臣认为，西学所长在天文，精于进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观测，既然西人不能否认五大行星，那岂非与《空际格致》里所主张的四行说矛盾？四库馆臣误以为西方也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命名五大行星；他们不清楚这只是耶稣会士们按照中国传统的对译，在他们所使用的拉丁文中，五大行星的字面意义不仅与五行无关，也与四行无关。事实上，游艺早就试着解决这个矛盾。在《前集》“四行五行”一节，游氏设一问答：

游艺虽然援引揭暄（1613—1695）的观点来证明五行相生相克原理并非正确[12]，但仅凭他赞同揭氏“水因土载而生”一点，就足以说明他并不能理解四行各有相应位置这一基本原理，其相互之间也并非如中国传统五行说中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游艺尚且不能充分理解四行说，更不用说处于禁教时期的乾嘉学者了。加上《四库提要》的影响，乾嘉学者普遍不接受四行说。阮元弟子梁章钜（1775—1849）谓：

梁氏最后一句话颇值得玩味，表面上似乎是因为有四行说这种谬论，所以高一志所信奉的天主教是异端；但他对《空际格致》的评价是摘引《四库提要》的，故他认为天主教是异端当是先入为主的观念。高一志在《空际格致》中也确实时时不忘提及造物主之大功，而中国士人多对此表示反感。直至同治年间，李鸿章幕僚、常熟士人邵璔（1832—1877）在读完 《空际格致》后虽认为“西方有人，勿谓其书之可废”[14]，但又对书中多次提到的造物主不以为然，更有批评谓“泥于造物，尤为拙笨”。[15]而到了1886年，四库馆臣对耶稣会士四行说的责难才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利用新的化学科学知识，以同时否定四元素说和五行说的方式予以破解，但有趣的是他认为科学知识的进展使得新教传教士们比传播错误科学的耶稣会士们更具优势，能令大多数中国人放弃传统观念而改宗。[16]

在对待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上，阮元把属四行说的理论解释作为实施备旱措施的依据，但他也与同时期的大多数学者一样，并不对四行说完全接纳。上引梁章钜《退庵随笔》，阮元在道光十六年（1836）为之增补删订数条，并题字于卷首。[17]也就是说，虽然早在十年前就已接受了由四行说理论推演而来的彗星非星观点，但阮元一直赞成四库馆臣的意见，以四 行说为非。他接受的，是能致于实用的四行说“实理”。

作为西学的二传甚至是三传者，李明彻的彗星理论虽绝大部分袭自游艺的《天经或问》，却是经过他细微改造的成品。他没有把亚里士多德对彗星现象的解释纳入四行说的总原理之中，只将此现象单独处理，而且在小字中阑入“五行”字样，以示和四行说相区隔。与彗星相似，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还将流星解释成大气现象，而段异兵关于清人流星观念的研究表明，明末以降关心西学的中国人仍接受流星的大气现象观。[18]从阮元接受李明彻对彗星现象的解释以及四库馆臣对《天经或问》的赞誉来看，乾嘉学者对于经过“转手”的四行说理论中，关于自然现象的“实理”的解释部分，是可以欣然接纳的。他们最为不满的，是传教士在传播四行说时处处彰显造物主的功绩。这种情绪使得中国的士人不能充分了解四行说，更引致学者对四行说理论整体的排斥。

(选自《融“西”继“绝”：乾嘉天算专门之学论稿》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