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被“遗忘”的第二十五史：今天该如何看待《新元史》？

《新元史》（全十册）

柯劭忞 撰，张京华、黄曙辉 总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平装

5212页

780.00元

9787573201843

点校本《新元史》，包括《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并附《新元史考证》五十八卷。作者柯劭忞（1848—1933），在小学、经学、史学、词章上具有造诣。《新元史》为纪传体史书，全书结构与《元史》基本相同，也分为纪、表、志、传四部分，但对《元史》有不少增补订正，对了解元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制度等有广泛的参考价值。《考证》记录了作者在写作《新元史》过程中所作的考证及引据出处。民国期间，政府仿照《唐书》《五代史》新旧并存的先例，下令将《新元史》列为正史。柯氏为撰写此书，曾翻检过多达八千卷的《永乐大典》，并广泛参考西方史料和清代钱大昕以来各家研究《元史》的成果。总体而言，《新元史》体例较为严谨，采择文献丰富，无愧为正史之一。

《新元史》主要的版本有三个。第一个是完成于1917年的铅排本。铅排本之后，又有木刻本，即退耕堂本。该本由徐世昌资助刻印，退耕堂为徐世昌的斋名和刻书处。退耕堂本后又有庚午重订本。每次重出，柯劭忞都有所修改，以庚午重订本最为完善。

此次整理，以庚午重订本为底本，“退耕堂开雕”初刻本为校本，参校以《元史》、《续文献通考》（王圻）、元人碑传、文集等，遇有异同之处，凡可判定为《新元史》明显讹误者，适当改字出校，余以异同校列之，或不出校勘记，以尽量保持《新元史》原著面貌。

《新元史》在2018年3月已出版过精装版，此次改为平装出版，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完善了目录，在列传部分增加了次级目录，标示出列传传主出现的页码，方便检索。二是订正了精装版中的一些文字、标点错误。三是增补了少量校记。

柯劭忞（1848—1933），字凤荪，又字凤笙，别号蓼园，山东胶州人。近代著名学者。清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宣统二年选为资政院议员，出任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民国三年，选为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均辞未就。任清史馆总纂，又代理馆长，纂修《清史稿》，总阅全书。《新元史》则是柯氏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张京华，198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1993年任北京大学副教授，现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国学院院长，兼任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有《燕赵文化》《庄子哲学辨析》《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晚周诸子学研究》等著作，发表论文200余篇。

黄曙辉，出版人，曾主持华宝斋出版工作。现任上海归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个人出版古籍整理五十余部。主持《历代文史要籍注释选刊》《六零学人文集》《日本汉文著作丛书》《普陀山佛学丛书》等大型丛书，现从事《寰宇文献》与《百川学海》两套巨型丛书的编纂与运营。

出版前言

整理前言

新元史序/徐世昌

大总统令

教育部呈文

新元史卷之一 本纪第一 序纪

新元史卷之二 本纪第二 太祖上

……

新元史卷之二十六 本纪第二十六 惠宗四 昭宗

新元史卷之二十七 表第一 宗室世表

……

新元史卷之三十三 表第七 行省宰相年表下

新元史卷之三十四 志第一 历志一

……

新元史卷之一百三 志第七十 刑法志下

新元史卷之一百四 列传第一 后妃

……

新元史卷之二百五十七 列传第一百五十四 外国九

《新元史考证》整理说明

考证一

……

考证五十八

一

《新元史》共二百五十七卷。其中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四卷。书成，由教育部呈送大总统，由大总统颁令，“准仿照《新唐书》、《新五代史》前例，一并列入正史”。故而虽非史馆所出，但体制上仍为奉敕钦定传统，比同天子王官之书。其后即与《清史稿》一同增入正史“二十四史”之列，是为“二十六史”，有以也。

编纂者柯劭忞，字凤荪，又字凤笙，号蓼园，山东胶州人。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十二年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升编修。出任湖南学政，回京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光绪三十二年，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任贵州提学使，回京任学部丞参，补右参议，迁左丞，及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宣统二年选为资政院议员，出任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回京任典礼院学士，赐紫禁城骑马，宣统皇帝伴读。民国三年，选为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均辞未就。任清史馆总纂，又代理馆长，纂修《清史稿》，总阅全书，删正各朝本纪，并撰《天文》、《时宪》、《灾异》三志，《儒林》、《文苑》、《畴人》各传，另有赵尔巽修、柯劭忞纂《清史艺文志》四卷单印本。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暨中方首席代表，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晚年倡议校刻《十三经》，立石曲阜，事未毕，临终犹以为憾。卒于民国二十二年，张尔田为撰《清故学部左丞柯君墓志铭》。又王森然撰《柯劭忞先生评传》，王桐龄撰《介绍柯凤孙先生〈新元史〉》，柳诒徵撰《柯劭忞传》，徐一士撰《谈柯劭忞》，崔振化撰《柯劭忞轶事》等。

……

二

昔张之洞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柯劭忞一生治学，身兼小学、经学、史学、词章四段，其途径次第恰如张之洞所言。

……

古昔《学记》有言：“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柯氏《新元史》之作，正合古人原委本末之义。

民国十五年，《新元史》出版后仅四年，李思纯著《元史学》，谓元史学积明、清两代，延六百余年，凡四五波折，而后大成。其言曰：

三

《新元史》纂成以后，据云梁启超、王国维、陈垣诸人均有批评。

……

诸人所批评，见仁见智，大致不能认同《新元史》之仍为传统史学之旧体，而批评其不能如现代学者著述之新体。按柯劭忞、王国维诸人介乎新旧交替之间，处境均乎不免尴尬。“以豨韦氏之流观今之世，孰能不波？”然而时代吊诡为一事，学者之愿力为又一事。有史家，有史官；有史学，有史著。史家与史官之别不可以道里计。我国历史传统，乃是以史官之史著，构成核心骨干；乃是以一种内在化的用心与笔法，支撑起一种制度。要之，我国历史传统乃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世官世畴，绵历久远。换言之，我国历史传统即其制度性本身，即可证明其存在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初不必依赖后世揭示“五十凡”与“三科九旨”而后有以自立也。现代史家、史学之学术标准，愈析愈细，论者谈之容易，然而实不能入于其中，有如以李唐之暴发户、赵郡之假冒牌，窥视崔、卢、李、郑之真门庭，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大略皮相与想象居多也。

王森然《评传》云：

王森然论说“中国学术系统”之重要，竟与吴宓同一眼光，可谓辟见。

……

四

底本中有引用元人文献而仍称“本朝”者，如《历志五》“本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距本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历志六》“本朝中统元年庚申”，“上自后汉章武元年，下讫本朝，计五十五事”，“本朝至元七年庚午”等；又有按语中仍称“我大清”者，如《河渠志一》“至我大清乾隆间平西域”，本次整理均依旧不改。

（《新元史》庚午重订本）

底本中偶有目录与正文不一，或有目无文，或有文无目，本次整理均尽量统一，另加校记说明。

底本不分段落，本次整理酌分段落。卷中有整篇诏令等大段引文，则提行另起，以清眉目。

底本避清讳，如《忠义传三》“化州通判游宏道”，《忠义传四》及《惠宗本纪四》“赵宏毅字仁卿”，《循吏传》“于宏毅”，《隐逸传》“庐陵人张宏毅”，均本名“弘毅”；《乐志一》“天生五材，孰能去兵；恢张宏业，我祖天声”，“宏”字避清讳，《元史•礼乐志三》及王圻《续文献通考》本作“弘”，苏天爵《国朝文类》作“鸿”，嵇璜《续文献通考》作“洪”；又如“玄”作“元”、“淳”作“淳”、“女真”作“女直”之类，本次整理均径改，不出校。

底本文字多异体、俗体通假混用，如“臺”与“台”、“答”与“荅”、“颖”与“颍”、“锭”与“定”、“藥”与“葯”、“赢”与“嬴”、“饑”与“飢”、“禀”与“稟”、“於”与“于”、“鐵”与“鉄”、“浚”与“濬”、“礙”与“碍”、“櫃”与“柜”、“太”与“大”、“廕”与“蔭”、“閘”与“牐”、“歷”与“厯”与“曆”之类，本次整理尽量统一为正体，不出校。

底本中蒙古、西域人姓名及地名多作音译，往往不一，如帖木儿、帖木耳，克什米耳、喀什米尔之类，本次整理均依其旧；至同卷之中前后音译不同，后者当遵前者所译，则作校记说明。

上古称谓，取其名自呼。东夷从鸟，西羌从羊，北狄从犬从狼，南蛮从蛇从狗，乃是其先祖发祥，各有动物关乎生存，伴随亲密，与褒贬之义无涉。后世不明，妄加点缀，不啻数典忘祖。底本中猺、獠、獞、獹、犵狫各族之名，宗事先祖，保存古义，故本次整理均依旧不改。

底本喜用古字，如“擒”作“禽”、“寨”作“砦”、“圆”作“圜”、“浙”作“淛”、“悦”作“说”、“殴”作“欧”、“實”作“寔”、“奸”作“姦”、“赐”作“锡”、“齋”作“齊”、“辆”作“两”、“歡”作“懽”又作“驩”、“鸩”作“酖”、“涧”作“磵”、“骇”作“駴”、“盾”作“楯”、“赈”作“振”之类，字义可通，本次整理则尽量不改，以存作者心意。

本次整理，由张京华、周建刚、汤军、石强、郑娉五人分册点校，由张京华、黄曙辉总校全书，李伟国覆校，张京华撰写校记。

张京华

二〇一六年十月

于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

此次整理工作自2012年启动，历时五六年，中间曾因整理难度大，工作推进慢，后在李伟国先生努力复校之下才终于完成。整理有难度，一则来自考订不同版本之间的讹误，二则是《新元史》在总各家之成的同时又将自己的观点、判断杂糅其中而未作说明，所以要辨析起来实为不易。这一点也是《新元史》颇受批评质疑之处，虽位列“二十五史”之中，史学界却未真正把它利用起来，甚至连一些基本问题在此前都尚不明朗。座谈会上，李伟国先生说，此次整理本《新元史》搞清楚了一些过去没弄清楚的问题。比如，柯劭忞是什么时候萌生编纂想法的，什么时候搜集资料，什么时候开始撰写，什么时候初具规模，什么时候成书，排印刊刻，什么时候被定位为“二十五史”之一的。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已有相当的了解。

《新元史》未能被学界所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柯劭忞集各家之成，但在引用他人之说和自己的考证之间却没有做明确的说明，以至于阅读、使用者难以辨析。就这一点，邱轶皓在发言中说，虽然《元史》文字粗糙，资料不足，但还是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而柯劭忞著《新元史》虽说是想要补充《元史》史料之不足，但作为私人著说，他集合各家之言，挑拣筛选融进了自己著史之框架，虽说组织严密但反而增加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错误。

傅杰教授说，柯劭忞要做的是自己的史论，对于这样一本著作，如何评价它要看是什么人来读。如果只是作为一般阅读，那么《新元史》不失为一种选择，所以像章太炎不治元史但想了解元史的人对《新元史》的评价就很高，而对于专治元史的学者来说，就是另一种观感了，他说，陈得芝教授对《新元史》的评价就很不高。姚大力教授则说，事实上，对元史有深入了解的人在研究中是不会把《新元史》当作史料来引用的。

对于《新元史》屡屡遭人批评之处，虞云国教授从史料学角度谈了他的看法，“为新元史的缺点做了点辩护”。虞教授指出，在史料提要、目录学类的书籍中往往提到《新元史》，地位很高，却评价很低，或者很简略的提及，甚至干脆不提，他认为这种态度应该有所转变。就人们批评《新元史》不重资料出处，学者不敢引用的问题，虞教授认为，《新元史》本来就是另造一史，属著述类，而不是像魏源、屠寄的书，属于史考。所以，人们就这一点的批评恰恰是柯劭忞的史学抱负。第二，在史料价值的问题，柯劭忞在著述过程中，利用了大量他所能看到的清人成果和二手的西人研究的成果，有其独到的史料价值。第三，有人批评说，《新元史》采纳《元史》等前人成果之时继承了其中的错误，同时自己又有新错，取舍增删，也未尽得宜。虞教授说，事实上，任何一部颇具规模的史书，都能找到这样的问题，不能对《新元史》太过苛责。第四，有人批评柯劭忞没有在书前说明著述体例的问题，虞教授说，史家著述的发凡体例未必一定要在前面加以说明，而就“二十四史”来说，司马迁和班固是在书前做了说明的，而没做体例说明的也是有的。第五，有人认为当时已是民国，柯劭忞仍在史论中言“史臣曰”，实在不合时宜。但实际上，柯劭忞本就以遗老自居，不接受国民政府给予的官职，《新元史》避讳时也是避清讳。所以，就人们批评最多的这几点来说，虞教授认为这些都是可以放在当时的情况下加以理解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新元史》没有缺点，虞教授在座谈会上指出了两点，一是《新元史》没有艺文志，二是柯劭忞在个别的时间断点上有问题，比如帖木儿推翻察合台汗国，建立帖木儿汗国的时间就值得讨论。

李伟国先生也认为，柯劭忞虽未明确概括体例，但全书结构一遵正史，还是清晰而严谨的。且柯劭忞于宣统初年所作对魏源《元史新编》的评述，也可以看作对《新元史》编例的表达。至于取材的问题，柯氏已在《新元史考证》中作了补救——虽然《新元史考证》内容相较简单，相较《新元史》有疏漏和无法对应之处，但总得来说《新元史》仍旧是有它的价值。

虞云国教授指出，《新元史》是当时西北史地之学大背景下的一个重要史学成果，可以与魏源的《元史新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屠寄《蒙兀儿史记》做个比较。相比之下，《新元史》的价值在于它是另造一史，而且是完成稿，纪、表、志、传都是完整的。就1840年前后西北史地之学兴起之背景下的元史研究来看，虞教授认为给《新元史》一个中肯评价应该是：它广泛采用了新材料和清人的成果，组织系统较为严密，不能取代《元史》，但有其价值。

姚大力教授则认为，《新元史》对于重新思考和史实辨析有启发和借鉴之用，并在发言中具体举了三例加以说明。其中一例是关于崖山海战的时间问题。姚教授说，《宋史》中记载的崖山海战的时间是二月六日，大量材料也证明应该是二月六日，但奇怪的是，《元史•本纪》中对于这一事件的时间记载完全是错的，记为“正月甲戌”，而《新元史》记载的则是二月七日，修正了《元史》的错误，但与二月六日又差了一天，其中有什么缘故，已不可知，但这个日期应该是有根据的。而这么一条有价值的改动，在《新元史考证》中却没有体现出来。姚大力教授说，要更好的利用《新元史》，需要重新认识柯劭忞的成就和不足。《新元史》中吸收的新材料，新成果可能是以不大准确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可以利用，又要特别辨析，由《新元史》温故知新，可以求得元史深一层的理解。

傅杰教授也肯定了柯劭忞的学问以及他在《新元史》中所体现出来的史学追求。他还特别指出，在重新看待《新元史》的同时，也应该重新评估柯劭忞。傅杰教授说，近代史学家牟润孙对柯劭忞的学问尤其熟悉，他对柯劭忞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钱大昕之后第一家，但同时牟润孙也说，大家谈柯劭忞都会谈其《新元史》，但实际上，评价柯劭忞的学问不能以《新元史》为标准。也就是说，柯劭忞与其《新元史》仍需要在史学史、史学研究中被学者们给予重新思考和对待。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系2018年10月11日整理本《新元史》座谈会会议报道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