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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交谈｜人造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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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交谈｜人造地狱公社地狱任一飞你好后座餐箱地面邮件急迫方式崇真艺客

任一飞你好：

见字如晤。

直到我今早在路上看到一位赶着送菜的外卖员整个人连同车后座的餐箱一起仰在地面上时，我才再次意识到发出这封邮件的急迫。想到用这种方式来与你探讨问题那时还是西安疫情较严重的时候。紧随其后弥漫在网上的言论与情绪，还有关于冬奥的，徐州的，东航空难的，上海疫情的。用这些精简的关键词来将压得人喘不过气的苦难轻易概括，这给我带来的心理负担就如谴责自己在读完涉及新闻伦理的煽情报道后流下的眼泪一样，让人久久无法消解。

抱歉，说回正题，在了解你的“外卖计划”后，我在网上找来些你写过的文字作为平行线索。在我粗浅的理解中，你的创作方式似乎是将自己置放在“参与式艺术”的框架之中但同时又在理论的层面进一步探索与质疑“参与”的有效性与时效性的。这里的割裂是我被打动的地方，同时也是想与你进一步探讨的，希望也可以为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着的无数次割裂带来些宽慰。

首先，你让自己进入“外卖员”这个角色，并用一段时间去深刻体验他们的日常。我好奇的是，你是否在尝试进入的过程中察觉到这个共同体其实是在想象中被构建出来的呢？当“外卖骑手”被当作一个符号频繁地出现在讨论中时，我们是否在同质化这些个个体？“餐箱租赁计划”，“城中村大镖客”，“天台计划”在你的创作脉络中的作用是否可被视为是在突破这种“独一性”？如果说外卖员自己参与餐箱设计是在某种意义上庇护他们免于被单一的认知系统界定，那么你可曾迟疑过这个庇护或许会带来某种反噬？

《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这本书打开了有关参与式艺术的美学与社会效益的讨论的不同面向，在这个框架中，你是如何归置自己的创作方向的？之前我们提到的，那类给予社会现实人性维度的庇护方式是否还会渗透到你之后的参与式创作中？根据我们之前简短的交流，我得知你的创作路径多是从一个社会议题或是一个现象本身出发，它们或许是写论文的第一手材料，但在将其进行转化为艺术项目的过程中，你是否遇到过涉及伦理的自我审视？近期刷到一些新闻时的无力感不禁让我再度想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否是残忍的”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最后，想分享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或许会给我们以后的讨论提供素材。我曾在一个艺术家的项目中以群众演员的身份连续数小时穿防护服，我直到此刻都在质疑这个语境中“扮演”的意义。以上，感谢你抽空阅读并读到了这里。我非常期待你的反馈。

祝春安，

佳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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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翎你好：

见字如面。

实在抱歉，此时才回复你的消息，最近各种事务缠身，分身乏术。今晚才平静下来回复，看完你的邮件我感到一股温暖，也感受到你所思考问题的真切，这种严肃和真切是我在本地很少感知到的。其中很多问题也让我开始重新认知之前的一些实践，我一一回复一下：

在创作方式上被纳入“参与式艺术”和理论研究中对于“参与”的有效性和时效性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一种割裂，我感觉这种割裂是在我的实践与研究中所逐渐出现的。其实，“参与式艺术”还仅是一个学理化的范畴表述，是被定义出来的，类似的概念还有很多。但它确实概括了一系列在各种社会现场展开的，带有过程性、事件性特征的艺术实践，它其实还是一个边界不那么清晰，比较大的范畴。而我对于其中的质疑更多来源其美学品质与社会效用间的反思，其实也就是瓜塔里所说的“双重结局”，既要面对社会领域，也要面对艺术自身。这后来也延申到了我对参与式艺术可持续性的思考。我时常会想，艺术对人的影响到底是一种短暂的启发、惊讶，还是在某种长期可持续的共处中慢慢产生的对感受力的重构。其实这两方面我现在看来都是可能的，但回到艺术实践的角度来说，又总是会在各种挫折和羁绊当中推进。好像一但进入现场实践，就被拖入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洪流当中，让人眩晕，迷惑。各种预想不到的问题扑面而来，这种情况下其实各种理论性的问题、方法都变得失效了，或者说它们变成了一种内在性的基底。而我能做的就是对此时此地所面对的问题进行处理和应对，之前的“餐箱广告计划”和“骑手运动会”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在进入之前我就已经被各种想象和符号的构建吸引了，这部分是肯定存在的，但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在现场调研过程中逐渐发现这其中的复杂性。这种工作中的个体化之强烈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很多工作，它（外卖员）是一个不需要太多合作的工作，所有骑手都变成孤独的个体，所以其实很难说他们是具有连接性的一个共同体，这跟背后由平台算法精准运作的结构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工作的孤独和单一，在情感层面反而骑手们会寻找空间相互聚集，分享经验，甚至是找寻系统的漏洞进而“钻空子”。这就形成了不同城市空间中很多小的交流空间，这其中又跟不同城市地方的特性有很大关联。像在西安，就更多地存在于被包裹的城中村里面，之前我所做的“村中夜谈”的项目其实就是在西安几个城中村中骑手经常聚集的空间里开展的。

回到“同质化”的问题里，其实从我的角度一开始就存在对某种符号化和同质化的警惕。但我也同时警惕用力过猛，我总感觉这里面牵扯着伦理问题，实际上我不能帮他们突破独一性，我也无法代表他们发声。我在实践过程中试图避免一种符号化的表达，虽然当系统话语足够强大时，可能任何活动都难免被纳入这个系统中被定义。我能做的就是对我所遭遇到的很多具体问题进行艺术转化，并努力把这些问题复杂化，寻找其中的关联性，让问题变的可感，让问题中人相互之间可感。

说到外卖员参与进项目当中和这其中的反噬，其实我很难说骑手在参与过程中存有这个意识，而且我觉得被系统定义在某些层面上是难以规避的，我甚至觉得很多人不仅被系统定义，也在被各种相关问题的讨论所界定。这也牵涉到我在实践过程中发现的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在论述层面、或者说在网络上大量关于外卖行业的探讨中，我发现它实际上是跟具体工作在这个行业下游的参与者脱节的。一方面骑手很少会去阅读这些充满学术用语、冗长的文章，另一方面其中揭示的问题是很多骑手都是深有体会的，只不过他无力（或者说不想）改变。这些讨论似乎还跟丰县事件、东航空难这类更具有强共情性事件的感知不太一样，而是变成一种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对于一种新兴社会行业及其问题的探讨，变成一种俯视的讨论，这其中的问题其实已经被过度讨论了。我反而觉得当中与我们每个人所产生的内在关联性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这里面的问题，他和我们每个人也都息息相关，只是我们很难察觉，或者说很难从一个日常的角度来体悟这种关联性。我始终觉得艺术最终是关于人的，不论是所谓的对人性的庇护也好，还是揭露也好，他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发掘其复杂性的过程，这也是吸引我的地方；另一方面我着迷于一种清醒感的获得，这在路径层面是通过寻找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抵达的。

伦理问题是我在实践过程中挺重视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社会现场中很少存在真正的所谓平等关系，这个只能我去不断衡量，把握。我觉得其实关键就是把握住自己的工作重点和着力点，就是我能做些什么？我能代表谁？我能替谁发声？这当中又都充斥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后来发现这些问题的范畴最终还是应当回归到我个体艺术实践本身当中来讨论——即我代表我自己进行艺术生产。而在社会效用层面的影响是一种具有可能性的，但又无法具体测绘的东西。

当诗人被柏拉图赶出理想国后，我们可以抽身日常进行反思和批判的通道似乎也被隔断了。尤其是在这几年，这种感受尤为深刻，全球疫情、乌俄战争和近期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事件，信息的不透明、舆论导向的操纵、城市治理能力的低下、对人本身数字化的漠视，都让人不断感叹艺术在遭遇现实危机时的无力感。但这也同时在不断抨击着那些越来越私人化、套路化的文化实践，他使得我们重新思考文本与实践、问题与地方间的关系，他迫使我们必须直面此时此地，直面我们所正在遭遇的各种问题。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其实有很多艺术实践的面向，包括一些带有强烈传播性和政治立场的实践，我觉得都是很有价值的。其中主要关乎于实践者态度的迥异，你是把艺术作为工具来抵达某种社会性目的？还是更注重美学创造本身在精神性层面对人的揭示？我想阿多诺是偏重于后者的，这也可以成为一个深入讨论的话题。

但不论如何，它都不是一种日常性行为的复现，它必须要重新展开以获得某种参照，贴地飞行，无关远近，不然我们只能存在于一种狭窄的生活世界当中，难以为继。

陆陆续续写了两三个晚上，书不尽言，词不达意，还需细细整理。但内心急迫，草此即文，以期回复。

祝春安，

任一飞

任一飞，居住和工作在西安的一位艺术实践者。

外卖计划是一场针对外卖议题所进行的社会性艺术实践，项目试图通过参与、介入、合作的方式，与外卖行业各节点的工作者已及社会各领域的人员共同进行艺术生产。现已进行了《骑手餐箱广告位租赁》、《城中村大飙客——骑手运动会》、《村中夜谈》（一、二）三个子项目，并正在持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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