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云冈石窟是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由皇室、臣僚和高僧经营开凿的石窟大寺，开创了中原地区开凿石窟寺的先河，在中国石窟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漯水》条中曾描述，北魏皇室在云冈“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缔，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唐道宣《续高僧传·昙曜传》则记载：“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展现了云冈石窟壮丽奇伟、冠于一世的风貌。

作为中原北方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宏伟的云冈石窟，早已为学术界所瞩目。从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者纷纷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学术考察。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考察与研究，如20世纪前期就有伊东忠太、大村西崖、关野贞、常盘大定和小野玄妙等著名学者发表了有关云冈石窟的研究文章和专著。1938—1944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记录和实测工作，同时对部分窟前遗址作了小规模的发掘。1951—1956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的形式陆续出版了16卷32本大型考古学报告：《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由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出版），这部专著卷帙浩大，内容广博，它全面总结了过去的研究成果，在云冈石窟开凿背景、渊源、开凿年代等问题的研究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是1950年代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集大成代表作。

但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云冈所在属于沙砾岩体，石窟寺中原有的许多重要碑刻、题记历经千年沧桑，大都已风化磨灭。这为深入研究云冈石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20纪前期的研究，如云冈石窟大型洞窟开凿年代次序的排列以及石窟开凿终止年代等重大问题的探讨仍嫌不足。

这一方面的突破性研究缘于碑刻资料的新发现。1947年，北京大学宿白先生在参加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偶然在缪荃荪传抄的《永乐大典》卷4650天字韵《顺天府志》所引元末熊自得编撰的《析津志》文内，发现了长达二千一百余言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该碑文为金皇统七年（1147年）夷门（今河南开封）曹衍应大传菩萨戒提点西京大石窟寺沙门禀慧之邀请而撰写的。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熊自得亲访云冈，抄录《金碑》全文，后补入《析津志》一书内。由于《金碑》铭刻未见有拓片流传，因而所录碑文成为孤本，弥足珍贵。宿白先生对碑文所涉及的所有内容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考证。1951年整理完成了初稿。1956年，经改订后，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资料的初步整理》一文。文章序文中指出《金碑》“记述详细，征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而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也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的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充分肯定了《金碑》对于研究云冈石窟的重要史料价值。

从碑文可知，护国寺为北魏孝文帝所建，二龛（即双窟）和雕刻有“拓国王骑从”条件的成组双窟，在云冈以第7、8窟最为相符。崇教寺是钳耳庆时为国祈福所建。钳耳庆时即王遇（《魏书·王遇传》），为文明太后冯氏之宠阉，性巧思，又崇信佛教。太和中曾在平城东郊建碉洹舍（《水经注·漯水》），太和十二年（488年）在其故里建晖福寺，“上为二圣（即文明太后和孝文帝）造三级佛图各一区”（《石交录》卷三所录陕西澄城出土《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太和五年（481年）为文明太后建造方山永固石室。北魏宣武帝时，兼将作大匠，洛阳宫室、陵庙之营建，均王遇监作建造。可见王遇在工程营造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具体到云冈第二阶段开凿的洞窟，以第9、10窟雕刻最为精美和华丽。而这组石窟与方山永固陵石刻及陵前所建思远佛寺出土的石柱础、石造像等具有十分相似的特点。同时，根据晖福寺王遇为“二圣”建双塔事，可以推测其在云冈所造也可能是双窟，因此，《金碑》所述崇教寺似可比定为这组双窟。

上述二块现已不存的北魏碑刻资料十分重要，表明云冈第二阶段开凿的大型洞窟中，不仅有皇家开凿的洞窟，也有臣僚开凿的洞窟，而且后者明确地说明洞窟始凿和完工的年代，这些都是史籍中没有记载的。因此，护国、崇教二寺与洞窟的比定，对于云冈中期大型洞窟的年代排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

又如《金碑》提到云冈石窟开凿工程“肇于神瑞，终乎正光”。云冈现存最晚的是第4窟正光年间（520—525年）的纪年铭刻。按文献记载，正光四年（523年）柔然人侵，拱卫北都平城的六镇相率起义。孝昌二年（526年）攻陷平城。“恒代而北，尽为丘墟”（《魏书·地形志》）。因此，云冈石窟开凿的终止与这样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金碑》所言极是。宿白先生正是通过对《金碑》所提供的有关云冈十寺等新资料的研究，结合现存遗迹、遗物和文献资料，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分期研究。

1978年，宿白将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分期研究》发表在《考古学报》（第1期）上。文章中将云冈分为三期：第一期，即沙门统昙曜为北魏道武帝以下五帝开凿的五个洞窟（第16—20窟），俗称“昙曜五窟”，开凿年代为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至五年（460—465年）。第二期是云冈开凿的盛期，主要洞窟有第1—3窟，第5—13窟。根据《金碑》所述护国、崇教二寺的推定，排列出第二期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云冈第7、8窟开凿年代最早，约完成于孝文帝初期。第9、10窟略晚于第7、8窟，为钳耳庆时开凿的“太和八年（484年）建，十三年（489年）毕”的洞窟。第5、6窟佛像出现褒衣博带式新型服装，与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486—495年）改革服制相呼应，第6窟约完成于太和十八年前不久。第5窟除主尊完成外，壁面未按计划完成。第11、12、13窟，则接近于第9、10窟。第1、2窟介于第9、10窟和第5、6窟之间。第三期，根据《金碑》“终乎正光”的记载，推定为北魏迁都洛阳到正光五年间（494—525年）。

《金碑》的发现及其新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引起了日本学者强烈的反响和关注。1980—1981年，大型考古报告《云冈石窟》的作者之一长广敏雄教授，先后在日本《东方学》第60辑发表《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在《佛教艺术》第134号发表《云冈石窟之谜》，对宿白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反驳，甚至对《析津志》所载《金碑》及其碑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云冈石窟的年代与分期，不应重视来源不明的《金碑》，而应取决于雕刻造型的形式。面对长广的质疑，1982年，宿白先生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详细论证了《金碑》的著录和流传过程，指出《金碑》碑文流传有绪，虽经一再传抄，并无后人窜补。因此，《金碑》提供的资料是可信的。并且针对长广对《金碑》所述云冈十寺的位置和部分洞窟开凿年代的不同看法，进一步地论述了护国、崇教二寺与云冈第7、8窟和第9、10窟两组双窟的关系。1987年，宿白先生撰写了《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将云冈石窟的三个发展阶段与北魏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证实云冈三段的分期正是北魏历史演变的具体表现，提出了“云冈模式”的概念，强调了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在宿白先生极具说服力的辩驳下，1990年，长广敏雄在《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中发表的《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一文末段“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虽然长广这种认同较为勉强，却也同意了宿白先生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