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滉《五牛图》进入清宫与春耦斋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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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滉《五牛图》进入清宫与春耦斋命名

︱张震︱

在中国古代绘画中，韩滉《五牛图》是最著名的一件以牛为题材的画作。韩滉为唐代贵胄，官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浙东西两道节度使，封晋国公，亦是当时著名的画家。根据唐代的《唐朝名画录》与《历代名画记》，韩滉擅长“田家风俗”与“杂画”，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牛。《五牛图》是作者传世的唯一作品，这件作品画于白麻纸上，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件纸本绘画。图画五牛，形象不一，姿态各异，或行或立，或俯首，或昂头，动态十足，形象生动，风格古朴，显示出作者高超的造型能力和艺术水平。

在流传上，《五牛图》亦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在画心上，有南宋初的“睿思东阁”与“绍兴”两方印章，可知《五牛图》在宋代曾是南宋皇室的收藏。在元初先后经过了赵仁举、赵孟、唐古台、邹君玉等收藏，明代后期为项元汴所有。清初为宋荦收藏，乾隆初年藏于浙江桐乡汪学山“求是斋”。

根据此卷尾纸的题跋，此图在汪氏手中时，金农曾两度观赏,最后一次是在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十二月。紧接着金农的题跋，就是乾隆朝词臣的题跋。在画心和前隔水、尾纸，还有乾隆的四段题跋。在这些题跋中，乾隆和词臣并没有言明此卷的来源。多年来，《五牛图》如何从江南流传到宫廷，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研究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关于乾隆朝进贡情况的资料，发现了一份两江总督尹继善进贡的进单。进单中贡品如下：“竹如意玖枚、汉玉昭文带贰件、旧玉料两块、玉龙凤樽壹件、玉双福樽壹件、玉花插壹件、古铜提梁卣壹件、古铜雷纹樽壹件、韩滉《五牛图》壹卷、李龙眠《五马图》壹卷、江贯道《溪山无尽图》壹卷、王翚《江山苍霭图》壹卷、万福万寿龙缎袍褂成套、福寿吉祥宁袍褂成套、寿山福海龙缎袍褂成套、玉龙献寿宁袍褂成套、珠兰茶肆桶、台菜干肆箱、玉兰笋贰箱、百合粉贰箱。”

在进单的二十种贡品中,三种贡品的名前,即“玉龙凤樽壹件、古铜提梁卣壹件、王翚江山苍霭图壹卷”,有用墨笔打的叉“×”，表示驳回;其余十七种，则画圈“○”，表示赏收，其中就有韩滉的《五牛图》。

熟悉书画史的人都知道，书画作品真赝掺杂，很多名迹都有“双胞胎”或者“多胞胎”。韩滉《五牛图》也不例外，现日本大原美术馆就存有一件传为韩滉作，与现存纸本《五牛图》类似的绢本《五牛图》。怎么能证明上面这个贡单中的《五牛图》就是后来清宫收藏的《五牛图》呢?

在此画的前隔水，留存有乾隆的题跋，落款为“壬申嘉平月朔日(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在题跋中乾隆称：“今年秋甫得此卷耳。”可见，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秋天时，此画进入宫廷。在尹继善进贡的进单中，并没有说明进贡的时间，但进单附带的白色的夹条写有日期:“乾隆十七年七月十五日”,这是贡品呈奉御览的日期。而这个日期，正好与“秋甫得此卷”呼应。要收到书画名迹，除了财力，有鉴定的眼光或者有掌眼的帮手也十分重要。尹继善当时任职于江南，是两江总督，他好诗喜咏,是当时八旗文坛的领袖人物,与风雅名士过从甚密。他能得到《五牛图》真迹并贡献给乾隆皇帝是“合情合理”的。综合以上几方面考虑，尹继善进贡的这件韩滉的《五牛图》，正是乾隆题跋、现存故宫的《五牛图》。

那么，《五牛图》与春耦斋有什么关联呢?在韩滉《五牛图》的尾纸上，赵孟頫是最早的题跋者。赵孟頫对《五牛图》的含义进行了解读，认为作品表现的是南朝著名隐士陶弘景的故事。《历代名画记》记载，南朝梁武帝试图征聘隐士陶弘景为官，陶弘景“画二牛，一以金笼头牵之，一则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有笼头的牛与自由的牛是鲜明的对比，笼头意味着世俗的羁绊，即便是金笼头的高官厚禄，也不如自由栖息于山野河流之际。对于赵孟頫来说，拒绝为官、甘愿隐居就是《五牛图》的意义。这或许与他作为宋宗室而出仕元朝的尴尬处境有关。其虽“官居一品，名满天下”，而时常希望归隐以逃避现实的矛盾。

公元1752年，此画进入乾隆的内府后，乾隆在该年冬题云：“名迹良足供几暇清赏。”在乾隆眼里，此图主要是书斋中文玩之物。

公元1753年，乾隆的题跋开始强调作品与农民耕种和民生疾苦的关系。乾隆在此卷画心题行书：“一牛络首四牛闲，弘景高情想象间。舐龁讵惟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此后，再题：“摹本重临退食闲，晋公真迹企思间。石渠今日同收取，考牧从知稼穑艰。云海涛翻闹后闲，圣谟迹落有无间。张衡端是振奇士，水牯参余立语艰。”

乾隆在作品中一再题跋，强调此画与“农艰”有关的含义，表现出对国计民生、百姓生活的关切。画中五头牛的含义逐渐从隐逸转向农耕。除了自己的题跋，他还让臣子在画后加以题跋。臣子的题跋进一步强调画中五牛与农业的关系。

乾隆十七年冬，得知宫廷收入了韩滉《五牛图》后，蒋溥进献了其父蒋廷锡所摹的《项元汴临韩滉五牛图》。在韩滉《五牛图》上，皇帝和词臣的题跋着重在图画和“穑事艰”的关系。似乎还没有涉及品赏绘画的人。而在题跋蒋廷锡摹《项元汴临韩滉五牛图》时，题跋的重心开始转移。

作为此图的进献者，蒋溥首先题曰：“于今继和豳风咏，难忘先畴服耜艰。”皇帝题跋品赏韩滉《五牛图》的活动开始成为题跋描述的对象，而“穑事艰”的主题再次得到强化。此后的题跋紧紧围绕着此一新的重心而展开。汪由敦题：“讵为丹青供秘赏，早因陇亩念民艰。”裘曰修题：“庋藏不为供清赏，一刻难忘粒食艰。”观保题：“一自琅函邀睿藻，披图恍见牧民艰。”董邦达题：“海寓屡丰歌牧兆，九重展卷正思艰。”

通过数段题跋，词臣试图展示皇帝重农爱民的形象。

公元1754年，蒋溥收到了《项元汴临韩滉五牛图》并进献宫廷。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乾隆把三卷《五牛图》合藏在瀛台内丰泽园一隅的斋室内，将此室命名为“春耦斋”，撰写《春耦斋记》一文，但称：“未尝操翰自写。”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乾隆亲书斋记：“书成装卷并镌玉版藏斋中。”

丰泽园在中海西南侧，为康熙年间所建。这里有稻田数亩，小屋数间。园后种植树木数十株，是清代皇帝劝课农桑之所。康熙时在此观看种植、栽培等耕作方法。自雍正开始，在先农坛亲行耕礼之前，先要在丰泽园后的土地上举行演耕之礼。乾隆皇帝把《五牛图》放在春耦斋，显然也是要表达重农之意。

(唐) 韩滉 五牛图 (局部) 纸本设色

纵20.8厘米 横139.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在韩滉《五牛图》画卷引首上大书“兴托春犁”。犁为耕地翻土的农具。古以双人并耕为耦。《周礼·地官·里宰》云：“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周礼·考工记·匠人》曰：“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那么，皇帝在演耕或耕礼中，真的是要与人“并耕”吗?

《礼记》云：“天子亲载耒耜……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按照清代初年的规定，皇帝到耕 田，面南而立，从者、 者就位，“上秉耒三推”，“(顺天)府丞奉青箱，户部侍郎播种，耆老随覆”。《雍正帝祭先农坛图》下卷(现藏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真实地记录了雍正皇帝“耕 ”的场景。在专门为耕礼搭建的彩棚下，雍正皇帝身穿明黄色朝袍，右手扶犁，神态自若，准备开犁耕地;周围文武官员、侍卫等排列整齐。看来，皇帝是单独行耕 礼的。

既然在隆重的演耕、耕 礼中没有“并耕”的方式，皇帝命名斋室为何不是“春耕”“春耘”，而是“春耦”呢?籍田虽特指为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之田，而“率土之滨，莫非王田”，耕礼本身就具有浓重的象征意义。乾隆取斋名为春耦，根据耕 礼引申而来，不仅是强调春天耕耘，更蕴含了与天下百姓同耕之意，更加突出了皇帝亲同此感，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此斋之北向有匾，曰“乐民之乐”，可见其用心。

从乾隆十七年到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乾隆连续二十三年在丰泽园行耕 礼，而且几乎每年都要书写一首关于春耦斋的诗并张贴于此斋的壁上，并常在春耦斋小憩。故宫博物院现亦藏有不少从春耦斋取下的乾隆相关题诗的书法作品。在他所写诗中，又以《春耦斋小憩得句》最为真切感人：“往返无过三四推，便称春耦憩来宜。愧他农父勤南亩，劳苦谁怜胼与胝。”(贵为皇帝的我在演耕中来往不过三四推，便称自己是春耦来此休息。和那些辛勤地在田间耕作的农夫怎么能比呢?他们手掌和脚底都磨起了老茧，谁能怜惜他们的艰辛!——作者注)

公元1788年，年近八旬的皇帝写下了最后一首《春耦斋》诗，序中总结了演耕的缘起和停止的原因：“春耦斋在丰泽园中，皇考昔演耕于此，予即位后踵行之，甲午后以年逾六旬，且扶犁之典久习，是以不复演耕，至耤田亦间年偶一躬亲举行矣。”并称：“每一临观惭略生。”

皇帝看到《五牛图》联系到了农夫耕种和农民的艰辛，词臣进一步强化《五牛图》与农业的关联。然后，词臣在蒋廷锡仿作的题跋中，着力凸显乾隆皇帝在绘画鉴赏中同情农民疾苦、重视农业的形象。在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专门撰写了《春耦斋记》：“夫服畴力穑，牛之资用最巨，并贮斋中，每一展观，如见洪縻缥轭，驯扰膏壤间，然予知依务本之意。”把几卷《五牛图》单贮一室，并以“春耦斋”名之，强调这些图画与其他绘画功能的不同，也进一步确立了皇帝重农的形象。春耦斋位于乾隆皇帝的演耕之地附近，皇帝演耕后经常在此休息并赋诗记事。除了对农桑的重视，春耦斋的命名和乾隆的题诗活动明显也有体察民生疾苦的意涵。通过春耦斋的命名和乾隆的一系列活动，《五牛图》成为国家重要农业典礼的一个附属物。而通过这个“礼器”，乾隆皇帝得到了陶冶，其重农爱民的形象也嵌入了图画品赏中，充分宣扬了乾隆理想的“游艺余闲，时时不忘民本”之圣君形象。

在韩滉的《五牛图》上，留下了“太上皇帝之宝”的印记。可见，乾隆在公元1796年退位和公元1799年去世之间，仍然观赏过此幅绘画。距离乾隆离世一百年后，此图因为藏在春耦斋，而成为较早流失出宫的书画名迹之一。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中南海为德军驻军之地，中南海与春耦斋所藏文物，被德军洗劫，原藏春耦斋的韩滉《五牛图》离开了皇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周恩来总理特批，政府从香港用重金购回韩滉《五牛图》卷，并调拨给故宫博物院收藏。这件稀世之珍，历经辗转漂泊、盛衰沧桑，终于再次回到了故地。

(唐) 韩滉 五牛图 (局部) 纸本设色

纵20.8厘米 横139.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作者为浙江大学艺术史系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编辑：刘谷子)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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