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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艺谋到卡普尔 | 复杂与共识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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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本身是客观的自然之物，文化的产生既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同时文化又反馈到人塑造了新的历史。颜色与文明、历史的关系大概也是这样，很难说清楚是颜色形成了视觉文化，还是视觉文化塑造了颜色。颜色本质上在后来可以作为客观事物的主观化典型。颜色是客观的，但是颜色包含的寓意、象征、情绪是主观的，人们的共情和共识体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颜色被赋予的文化含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红色象征始于统治阶级的正统化，这种正统化是儒家、道家糅合而成的结果，由此奠定中央大一统的格局，在此过程中作为仪式化的一部分产生了，正朔与五德学说塑造了红色的早期政治内涵，汉代经历三次调整最终以火德为准，而火德象征色便是红色，自此之后宋也是火德，明代同样也是火德，同时明代因为“朱”是国姓，因此红色被更为深入的使用，汉、宋、明作为塑造中国人三个大的王朝时期促使了中国红概念的产生。而在封建社会结束之后红色作为民族象征则体现在国旗等国家象征物上，在革命时代红色被赋予革命寓意，苏维埃的革命，以及中国的革命等社会主义革命使得红色具有了特别的国际视野内的红色寓意，而在1949之后中国红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一部分，以及全球格局中革命的组成部分，以及寓意着革命先烈的鲜血等要素形成了对红色的普遍使用，红色早已经跳离出本身的颜色概念，而变成了衍生而来的精神寓意，比如红色题材的文艺作品中，红色的寓意不仅仅是视觉上客观存在的颜色，而是变成了一种内涵。在油画民族化的产生过程里，红色既是中国特征的审美体现对象，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在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电影中，红色则变成了单纯的中国意象，当然这也不乏是导演自身的个人喜好，从《红高粱》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从审美和革命到权力象征和残酷性隐喻，而到了《英雄》中红色变成了纯粹的视觉，一如《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对于黄色的使用。

中国红之外还有印度红，印度红的产生与铁矿有关，此外在印度文化中红色又与宗教庆典有关，红色寓意着爱情、新生、死亡，印度的洒红节期间信众洒向空中红色的粉末寓意着激情和狂欢，这些场景可以见于诸多的印度电影中。安尼施·卡普尔是一位具有多民族复杂身份的艺术家，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则是印度旁遮普邦人，外祖父是浦那犹太教堂的牧师。卡普尔所成长的家庭背景中宗教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红色也成为了他作品中非常重要的组成元素，2015年卡普尔在莫斯科犹太博物馆和宽容中心举办了自己的个展《我的红色家园》，这个展览所举办的场地的民族属性，犹太人在二十世纪的遭遇，莫斯科作为苏联时代的中心位置，以及卡普尔自身文化成长背景，这些综合使得红色成为了交汇点，红色是战争和屠杀的记忆，也是革命的记忆，同时也是卡普尔自身印度文化背景的记忆，红色成为了进入艺术家记忆之海的入口。与印度红类似，土耳其的红色也是地理和生产中产生的视觉印记，进而在文化中产生发酵，一方面土耳其红是18世纪和19世纪广泛用于染棉的颜色，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地形地貌特征中具有红色要素，同时红色象征着奥斯曼帝国，红色之于土耳其与印度有相似性，在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中红色一如卡普尔作品中的红色，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帕慕克的红色与爱情有关，《我的名字叫红》，《红发女人》，《纯真博物馆》这些皆与红色有着直接的视觉关系。

红色应该是被赋予含义最复杂的一种颜色，以至于心理学家荣格《红书》也以红色为名。红色自身包含着非常强烈的矛盾性，红色是希望也是死亡，既寓意着危险也预示着幸福，既体现激情又包含着恐惧。革命、战争、爱情都与红色有关系，而这些似乎都与红色寓意的血液的颜色有关，人对于现实世界的反应体现在血液的流动上，快慢缓急产生不同的情绪，血液将生死，代际，悲欢等看似矛盾的因素统一了起来。真正在人身体的普遍性上形成统一的便是红色，不同的种族和人种血液都是红色的，所以红色变成了视觉的普遍性，红色也是直接与人身体有关的颜色。或许正是如此，红色才成为文明发展历程中介入人类精神层面最宽泛的颜色。